《阿亮》三昧：娱乐与现实相融，成功短剧之道

《阿亮》三昧

广播电视中有大量娱乐类节目，原因是人们需要娱乐。但是人们又对当前广播电视的娱乐节目、娱乐观念有两大厌恶：其一是娱乐的泛化，认为娱乐化似乎是广电节目的“点金术”。于是，什么都要娱乐一把，包括新闻和历史。其二是娱乐的低俗化，即毫无社会意义、思想价值、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的卖弄，矫揉造作，自我玩赏，把娱乐降低为“愚乐”。以至《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题目就叫《电视：比谁更低俗》。《阿亮的烦恼生活》（以下简称《阿亮》）作为一档广播喜剧播出近九百集而久盛不衰、好评如潮，品其原因，起码有三：

一、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

广播电视节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虚构类，一是非虚构类。前者如广播剧、电视剧、小说连播等等；后者如新闻报道。其实在这两者的中间地带，可以左右借力，开发出某些既具真实性，又属虚构类的第三种节目样态。目前，电视中的栏目剧即属于此类。电视栏目剧的一大特点就是撷取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普通百姓而非专业演员加以戏剧化演绎。较之一般的电视剧，它更真实；较之新闻报道，它更艺术。是戏剧化的真实，真实化的演绎。像广东电视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现在播了一千多集，足以说明它的魅力和吸引力。在相当意义上，广播情景喜剧《阿亮》同电视栏目剧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阿亮》和生活紧密相连。其取材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和百姓同脉，反映生活、参与生活、思考生活、品味和咀嚼生活，释放生活中的苦恼与快乐。这种现实的贴近性和时鲜性，是《阿亮》所以能抓人、吸引人的一个重要链环。

目前，电视剧是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品种。但是，人们对电视剧的创作也有不少意见，集中表现在内容取向上的“几多几少”。即讲昨天的多，讲历史的多，讲帝王的多，讲城市的多，讲“白领”的多。以至《解放日报》3月22日就此发表评论说，目前的电视剧是“‘档案’翻了又翻，‘秘史’揭了又揭”。相对这“几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反映平民百姓的少，反映农村生活的少，反映凡人小事的少。而《阿亮》在内容上恰恰是讲今天、讲现实、讲百姓、讲生活，这种叙事主体的平民取向和内容关照的现实取向，不仅是它赢得听众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它赢得源源不断创作题材的重要保障。

当然，广播反映生活、参与生活有多种形式。《阿亮》采用短剧和喜剧的形式，这就要求它必须遵循戏剧创作的规律，借鉴戏剧创作的手法。比如利用悬念、悬疑、伏笔、铺垫、冲突、闪回、细节、节奏和交叉叙事等手法来结构故事。因此，《阿亮》除了生活的真实性，又具艺术的可咀嚼性，就是说除了艺术的生活化这条腿，它还有生活的艺术化这另一条腿。正是由于有这两条腿，《阿亮》才能站得稳、走得远。

二、严肃中搞笑，搞笑中严肃

短剧《阿亮》不仅把根扎在生活之中，而且不是停留在平面地展示生活，而是追求立体地透视生活，甚至不是随意描绘某个一般化的生活断面，而是刻意抓取生活当中的某些龌龊和扭曲，加以揭露和针砭。这就使它更像一把生活中的手术刀，祛除病变，以使生活的肌体变得健康。(www.xing528.com)

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既有阳光，也有暗影。因此，广播参与生活既要扬清，又要激浊；既要褒扬，又要鞭挞。扬清、褒扬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激浊、鞭挞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且只有激浊、鞭挞做得好，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清流及更多可褒扬的东西。正如学者吴稼祥所说：“当现实中缺少英雄的时候，媒体中的英雄就会增加；媒体上阴暗面缩小的时候，现实中的阴暗面就会扩大。媒体是‘扫帚’，它干净，‘房子’就会脏。”

可以说，《阿亮》获得成功的又一个秘诀在于它严肃加搞笑，在于它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生活的干预者，一把生活的“手术刀”、一把打扫庭院的“扫帚”、一个社会“清洁工”。即在严肃中搞笑，在搞笑中严肃。搞笑是它的手段，严肃才是它的目的。

三、广播特点和语言艺术

广播仅仅靠声音传播，这既是它的局限，又是它的优势。比如广播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随便在历史与现实、室内与户外纵横跳跃，这种虚拟时空的自由度给广播短剧提供了舞台剧、电影、电视剧无法比拟的自由挥洒的空间。

此外再如语言，它是人类交流及表达的第一工具，其表现力、丰富性、感染力、穿透力又是其他任何介质难以企及的。

总之，《阿亮》这个短剧成功的第三个要诀，即在于对广播特点的把握及对语言艺术的运用。比如，幽默、夸张、对比、错位及方言的恰当运用，使整个短剧妙语连珠，极具听觉磁力。如今在相声、小品、二人转乃至网络语言和手机短信中都不乏一些精妙的语言，我相信《阿亮》已经从中借鉴和吸纳了不少灵感。《阿亮》是广播短剧，是靠语言支撑和演进的。因此，除了结构故事，在语言的运用和语言形象的塑造上一刻都不能放松。正如老舍先生说：“说什么固然重要，怎么说尤其重要。”

本文系作者2007年3月24日在浙江广电集团与《中国广播》联合举办的广播情景剧《阿亮的烦恼生活》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广播》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