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道法之问回归

《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的两个理性回归

浙江广电集团广播新闻综合频率推出的《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系列节目有两个可贵之处，一是报道取向和报道指向上的理性回归，一个是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的理性回归。

新闻报道始终有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报道谁、请谁说话以及为谁说话。《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在报道取向和报道指向上走的是三个面向的路子，即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农村的党员干部，使农民、农村干部成了报道的主体、话语的主体。从根本上说，相对于媒体更多地眼睛向上和失度地追求所谓“时尚”、追求经济回报的倾向来说，这种取向和指向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目前农民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弱势群体，农业还是弱势经济，农村则是我们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弱势地区。“三农”尤其需要媒体给予更多的信息支持、舆论支持和话语关照。村支书是农村的带头人，他们的政策水平、工作作风、执政能力、民本思想、开拓精神如何，事关农村的兴衰和进退。因此，媒体对于基层，对于农村，对于农村干部的信息关照，实际上是媒体重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现在广播电视重城轻乡、重企轻农以及嫌贫爱富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工业化只是处在中期阶段；虽然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0%，八九亿人口仍然住在农村；虽然“三个代表”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农民是“最广大人民”的主体；虽然中央把“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现在广播电视却一股脑地吃城市饭，打城市牌，做城市文章。有的媒体不仅明确地提出要聚焦城市，而且还要再聚焦到城市中的“三高”人群，即高知识、高收入、高消费人群，提出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广播电视这种亲近城市、冷漠“三农”的倾向是值得我们审视和反思的。

这几年广播电视的“民生新闻”搞得很是热闹，但是很多台“民生新闻”的“民”还是盯在城市里的“市民”，“三农”即便在“民生新闻”当中也处在边缘化、被遗忘的状况。一些媒体一方面是皇帝大臣、明星侠客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方面则是媒体人利用掌握的平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我享受。而真正需要关照的“三农”，却很少成为媒体的话题，农民，包括农村干部很少成为媒体的主角。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的经济贫困，农民之所以形成经济贫困，原因在于农民的能力贫困，而农民能力贫困的原因则在于农民的教育贫困和信息知识贫困。如果说经济贫困是“三农”问题的“痛点”，那么农民的教育贫困和信息知识贫困就是“三农”问题的“原点”。应该说媒体在解决“三农”的教育贫困和信息知识贫困上是负有相当的社会责任的。但目前农民可以听到、看到的广播、电视套数远远比不上城市，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信息鸿沟明显存在，媒体在社会话语权的均衡关照方面，对于“三农”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和缺失。

《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对当前媒体比较普遍存在的冷漠“三农”的倾向是一种矫正。从而使农民、农村干部不仅只是做广播的受众主体，而且也成为我们报道的主体，使农民和农村干部享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利。《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这种在报道取向和报道指向上的理性回归，不仅仅展现了一大批农村支部书记的先进形象，配合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个节目体现和贯彻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关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精神。(www.xing528.com)

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统计，1993—2003年这10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由最初的每年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浙江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但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每年也在以十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递增。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参与人员是农民，原因在于“三农”处于弱势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广播媒体关注农村，从长远看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顺利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这三大目标的大事；从眼前看，还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大事。对此媒体要意识到我们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系列节目第二个可贵之处，在于报道理念和报道方法的理性回归，特别是在先进典型报道上进行了新的尝试。

新闻报道的公信力、感染力、影响力最根本的在于报道的真实。先进人物的报道也是如此。过去媒体在报道先进典型上有不少经验，但是也有很多教训。谈到电影，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好莱坞的本事在于能够把假的拍成真的，我们的毛病则在于能把真的拍成假的。新闻报道也有这样的毛病。为了表现我一个典型的先进、高大，在报道中常常是非理性地拔高、溢美，结果使本来活生生的典型失去了根，失去了可信性，因此也就谈不上感染力。《半月谈》杂志2003年派出记者组到河南、江苏就“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报告说，“在调查中群众反映，当前媒体的部分报道难以让人信服”，其中就包括典型报道。2003年广电总局也就广播电视宣传进行过一次调查。在问及“你认为广播电视宣传当中最应该改进的问题是什么”时，业界以及听众和观众这两类不同的人群不约而同地都谈到典型宣传报道，而且提及率比较靠前。

《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体现了在先进典型报道上的报道理念和报道方法的理性回归。因为这组报道采取的是小切口、实切入的做法，不像以往的先进人物的报道一定要上顶天、下立地。而是通过事关村民衣食住行的非常具体的事，如修路、引水、建养老院等，讲述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追求和作为，而非以往典型求大、求高、求全的老路。这个节目提供了一个启示，就是在人物报道中既要善于发现先进人物的平民性，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同时又要善于发现平民百姓中的先进性，让人觉得可钦可敬。这次报道的百名村支书，既是“官”，又是民，又是典型。他们所以受到农民的拥戴，就是体现了先进人物的平民性及平民人物的先进性。

不过，这个节目虽然打破了以往我们宣传的某些传统模式，但似乎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套路：前面由村支书讲一件自己最得意的事，后面由几位村民讲讲对某一支书的评价。每个节目都是自我肯定加群众赞扬。其实，有些人当了十年的支部书记，完全也可以讲一讲我最遗憾的一件事，这可以表现他的追求和境界，村民在肯定的同时也提一点希望，提一点批评，则可表现村民自治的民主色彩。这样，报道的平衡性和效果就会好一点。

本文系作者2005年12月11日在由《中国广播》与浙江广电集团联合举办的大型广播纪实报道《百名村支书实话实说》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广播》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