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之问：探索政风热线类节目作为新闻传播的新推力

“三善”：新闻传播的新推力
——以“政风热线”类节目为例

在进入2010年短短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央及一些省市领导为改善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从理念到实践为新闻界送来一股股春风。1月4日，李长春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各级党委要“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他在报告中还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是首次把人民的“尊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政府工作的目标。“尊严”是个政治概念，其根本标志是公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中就包括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

如果说过去中央有关媒体工作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媒体提出的，那么，无论是“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还是“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则都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的。其中的“三善”论既是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对媒体作用认识的新思维和必然选择，也是党和政府调整与媒体的关系，从而使之充分发挥“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思想解放和必然选择。

令人欣喜的是，在做了上述的理念宣示的同时，中央及一些省市领导还身体力行。进入2010年以来，温家宝总理及一些省市领导纷纷通过网络与民众沟通，或与媒体座谈。2月27日温总理通过中国政府网及新华网同网民交流了2小时，谈了18个问题。他说他是“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的”。这也是他在“两会”前夕第二次与网民交流，而且相约明年还要与网民谈心。此外，如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网上给网民拜年，他说自己也是个“网虫”，“网络问政是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是改进工作、创新服务的助推器。”“网上‘灌水’之处、‘拍砖’之语，多是民生关注之所。交流与碰撞的火花里，产生了许许多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给网民的新年贺词中说：“让我们在良性互动中同频共振，携手共创精彩未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日前在同中央驻鄂及本省市的新闻媒体代表座谈时说：“2009年武汉好新闻作品中，没有关于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的报道，有点遗憾。我个人认为，那个稿子应该获奖。政府要学会并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对于批评报道，刚开始看着听着会不舒服，但仔细一想，并非坏事，问题在先，报道在后，媒体负责任的披露，会使我们更加清醒。”这是中央及省市领导“善待”、“善用”媒体的生动例证。

“三善”之中“善用”是核心，是最终的目的；“善待”既是“善用”的前提，也是“善管”的基础。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以及“三善”论的提出，对整个宣传工作包括广播中的政风、行风热线类节目都提供了新的理念动力、思想保障，释放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从20世纪末以来，全国省、市电台开办了150多个政风、行风类热线节目。历经10年，影响极大，成了广播创新的一道风景。

但同世上许多事物一样，一个广电栏目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因此，不断地改版、调整栏目成了中国广电一种普遍现象。但频繁调整栏目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并非栏目原有的创意、定位不好，而是不善于与时俱进，不善于在新的形势下找到新的推力、新的价值点和发展空间，思想枯竭、后发乏力，以致一个个原本很好的广电栏目过早退场。

要延展一个广电栏目的生命周期，使其永葆青春与活力，就必须采取反周期策略。

反周期策略的重要之点在于不断审视和把握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包括新的媒体生态环境及其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新课题，提供的新空间、新舞台。

一、政风热线类节目面临的新形势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诸多新的使命与新的挑战。而这同样也是政风热线类节目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和新挑战。

从国家的战略部署看，在解决了温饱、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国家开始了建设全面小康的历史征程。小康是指标相对单一且水平较低的小康；全面小康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高水平的小康。要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有许多矛盾需要破解，许多认识需要统一。这就为热线类节目提供了巨大的舆论空间。

从工作指导思想上看，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要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无疑为热线类节目提出了新的工作指向和工作重点。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推进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并处理好由此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这同样为热线类节目提供了巨大的挥洒舞台。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我国正在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生存型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程度较低，利益关系相对简单；而进入发展型阶段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对外开放，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由过去的隐性变成了显性，从过去的静态变成了动态，甚至演变成各类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此外，人们在思想活动中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明显增强；特别是人们的公民意识、权益意识日益觉醒，对公权力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制约与监督诉求，地方执政者如何认识、顺应这种时代变化，都需要热线类节目加以引导和推动。

总之，“三善”中的“善用媒体”不单是党和政府一方的事，媒体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寻找新的用武之地。比如上述国家面临的新使命、新挑战就应该成为政风热线类节目从指导思想、节目策划、内容及价值呈现的新的着力点。

二、政风热线类节目面临的新课题

（一）着眼于社会稳定，推动各类矛盾的化解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稳定的社会并不等同于和谐的社会。因为稳定有两种，一种是刚性稳定，一种则是柔性稳定或叫自然性稳定。而我国目前的稳定主要是与权威、强力和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不仅维稳的成本巨大，而且掩盖了许多矛盾甚至危机。只有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协调好干群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各种矛盾，这种稳定才是柔性稳定、自然性稳定，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真正和谐的社会。

中国社科院2005年发布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形势蓝皮书》显示，各类群体性事件1993年为1万起，但到2003年发展到6万起。十年间增长了6倍。中央党校研究课题《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从2006年起，“社会治安”首次成为干部眼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此前8年的同类调查中，居首位的一直是“收入差距”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不严重了，恰恰相反，1988年至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与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　3倍上升到23倍。正是由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再加上腐败蔓延等问题才引发了大量社会治安问题。因此，解决治安问题，更多的工夫应在“治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一种高发态势，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有人进一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警惕以下‘五大不公感’诱发大的社会事件：一是分配不公感；二是机会不公感；三是起点不公感；四是参与不公感；五是话语权不公感。这些不公感的情绪如果长期积累，就会降低人与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度，甚至受这些情绪左右，进而让一些孤立的、个体的、局部的矛盾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郭奔胜《寻良策化解风险》，《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并非与冲突本身有直接利益关系，只不过是借机发泄不满、怨气与愤懑。即这些群体事件中的情绪因素往往大于矛盾纠纷本身。学者将这类冲突称之为“无直接利益冲突”。

经济利益的失落感和相对的被剥夺感是诱发这类冲突的根本原因；社会群体对政府信任感的缺失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是这类矛盾的政治诱因；而多元的价值冲突和思想道德迷失则是这类冲突的社会诱因。

除了群体性事件之外，自2003年以来，全国信访、上访的总量也在持续上升。前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说，“在当前群众集结上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半月谈》内部版2003年第11期）上访反映的问题集中在8个方面：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涉法涉讼问题；城市拆迁安置问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问题。

当前各类群体性事件和集结上访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矛盾指向政府。原因是目前的政府仍是传统的全能型政府。因此，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现代社会治理是一种公共治理。即以全部的社会资源、公共力量一起参与社会治理。这样既可为政府减负、分忧，又可形成对政府的制衡与监督。各种公共力量能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各种公共力量，其中就包括媒体。由于媒体已经深深地渗入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有专家把当今社会称之为“媒体社会”。如今，运用媒体力量改善社会管理已成为时代潮流和普遍共识。李长春同志关于对待媒体的“三善”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学界及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些官员正在积极研究新闻学中的一个新学科，即“政府新闻学”，它着重研究政府与媒体及公众的关系。现在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正在发生时代性变化，即由过去的“媒体控制”到后来的“媒体管理”，现在则进入“媒体合作”阶段。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正在打破传统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正在由单一的管控与从属关系，走向合作、协调、制约与互动的关系。“三善”论的提出和“政府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为政风热线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动力，希望各台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新闻施政”、“广播办公”的实践与创造。(www.xing528.com)

比如，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看似突然爆发，实际上都经过了一个“民意—民怨—民怒”的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关键是要了解民情、民意，“打主动仗、下先手棋”，“治未病之病”，从源头化解矛盾。就像前面国家信访局局长归纳的群众上访集中反映的8个问题，恐怕在不少地区也带有普遍性，那么为了本地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政风热线类节目就应该从新形势下可能影响本地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种种问题入手，当好瞭望者、扫描仪、听诊器，更加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督促政府加以重视和解决，使政风热线类节目变成政府及时掌握情况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引桥”或“二传手”，从而避免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小火酿大灾”、“小事件引发大动荡”。为本地的稳定、和谐、发展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二）着眼于协调发展，关注民生问题的逐步解决

新中国由于经济基础落后，所以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都界定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从“六五”起，才把社会发展纳入视野，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1996年的“九五”开始，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改称“规划”）越来越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甚至再加上环境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这在制订国家发展规划的理念上是一大进步。

关注经济发展，关注GDP是对的。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GDP虽然代表许多东西，但也有不少东西代表不了。比如普通民众的收入高低，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等幸福指数GDP就不能反映。

这些年，一些地方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曲解为“唯一要务”。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而且要大项目、大工程、大规划、大手笔，在“抓大放小”的指导思想之下，忽视民生、忽视弱势群体乃至环境污染。这种做法的负效应已经显现出来，上面讲的群体事件的增多就是证明。

民生问题正在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瓶颈。30年来，中国在经济、外贸领域的排位不断前移，但事关百姓的诸多民生指标都处在世界下游。比如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标居第92位，环境指标居第129位，医疗水平居第144位，医疗的公平性则是倒数第四。因此，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富国、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补上民生这个“短板”。

民生问题在农村、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前中国最突出的国内矛盾之一是城乡差别。中国许多城市已进入工业化或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的新时代，但许多农村仍与最不发达国家相似。“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脆弱”仍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地区“三农”困境的真实写照。

有学者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尽管数千年来支撑我们这个民族历经苦难又生生不息的是一代又一代农民；尽管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广大农民的奋起和参与；尽管改革开放的破冰者是农民；尽管中国粮食连续6年增产靠农民，以至在经济危机袭来，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靠的还是农业这个基础性的保障；尽管多年来在中国GDP的持续高增长中有着几亿农民工的血汗与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农民却是从国家发展中分享成果最少的弱势群体。比如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　57∶1，但从1997年起差距不断拉大，2006年为3　28∶1，2009年为3　33∶1。至于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差距就更大。

金融危机再次使我们明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扩大内需。但内需的最大空间在农村。只有农民有了消费能力，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可以说，农民富，国家才富，农民安，天下才安。

总之，关注民生，首先要关注农民及城市弱势群体。从而像温总理讲的那样，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的“6·20讲话”中提出，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这说明中央把媒体“反映人民心声”、“通达社情民意”与“体现党的主张”、“坚持正确导向”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政风热线类节目要在过往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做好体察和反映民情、民意、民愿，促进民生逐步改善的这篇大文章，使之成为一个“民生热线”。

（三）着眼于建立民主、为民、廉洁的政府，加强舆论制约与监督

政府能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否为民、廉洁，不仅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兴衰进退，而且关系到党心、民心。不可否认，不少基层干部在执政理念与作风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对上与对下的心态上，只有“唯上”的压力，却缺少“尊下”的动力。在执政理念上，不是“执政为民”，而是“执政为上”、“执政为官”、“执政为权”甚至是“执政为钱”。不少基层干部属于“三拍”干部或“四客”干部。所谓“三拍”干部是指“拍胸脯打包票，拍脑袋做决策，最后拍屁股走人”。所谓“四客”干部，是指占着现有的位子，盘算下一个位子，为不断跳跃升级苦心经营的“跳客”；工作上倾心于形象、场面、表演、作秀的“秀客”；重在喊而不在干，善于讲大话、放高调、夸夸其谈的“谈客”；以及别人干，他在看，吹毛求疵，品头论足的“看客”。（孙恒杰《对官场“四客”说不》，《人民论坛》2010年第1期）此外，还有的干部热心于拥权，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办事一挥手，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开大会决定小问题，开小会决定大问题，不开会决定关键问题”。如此等等。

干部总是和权力连在一起。一些干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当成私权利。结果公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产生腐败。权力本身存在着趋向腐败的内在属性。因为“贿随权集”，即贿赂总是跟着权力聚集，谁的权越大，贿赂就越涌向谁。因此，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建立健全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人民赋予的权力岗位化，岗位赋予的权力个人化，个人掌握的权力商品化。

目前，中国对干部的制约与监督分做两种。一种是体内监督，即“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比如人大、纪检、监察、审计、司法的监督。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或左右间的监督，存在的现实困惑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因此，在强化这种“权力对权力”的监督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即体制外监督。这其中就包括舆论监督。事实证明，在最近几年的反腐斗争中，体制外监督功不可没。据最高检统计，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80%的线索来自社会举报。这说明，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这种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制约与监督十分必要、十分有效。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来越多的领导强调干部要善于从媒体和民众中听取各种声音。比如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同志提出，“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效途径。作为公众决策的主导者、公共管理的行使者，必须适应在媒体关注、舆论监督下工作”。深圳市一位领导提出，“我们原来习惯在万岁声中执政，现在要习惯在骂声中执政”。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则对干部提出：“哭声、骂声、闹声、埋怨声，声声入耳；关心、真心、贴心、责任心，心心相印”。因此，各台政风热线类节目要在过往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就加强干群沟通，对政府工作进行舆论制约和舆论监督继续进行新的探索与实践。

（四）着眼于建立公民社会，大力培养公民意识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则是全体公民要具备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既包括公民的社会主体意识，也包括公民对国家与社会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民众中传统的意识色彩仍很浓重。比如缺乏社会主体意识，对上有着明显的仰官意识、畏官意识、清官情结，而对己则有着明显的臣民意识、顺民意识、卑微意识。他们不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民众才是社会的主人，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知道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民大众赋予的，政府掌控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政府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和人民创造的财富为民做事是职责所在，而不是恩赐，用不着感恩戴德，相反对于不作为、胡作为的官员还有权问责。

针对中国民众公民意识普遍薄弱的现状，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公民对政治的有序参与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善治的必要条件。政治是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民众要参与政治，首先要懂得政治。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权力与监督权力。政风热线类节目要善于通过自己的节目呼唤、普及和提高当地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意识与积极性。比如这些年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政策只有落到实处才能产生政策性效应。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认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韩吴锡泓《政策学的主要理论》，复旦出版社2005年版）动员群众通过政风热线类节目监督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就是一种政治参与。

此外，还应动员民众关注甚至参与政策的制订，“多些让民做主，少些为民做主”。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不仅越来越关切民情、民意，而且民情、民意越来越成为制订政策或立法的前提。倾听民意、尊重民意、顺应民意和善用民意是现代政治的必然选择。民意的表达必须有畅通的渠道和充分的话语权。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公平、充分的话语权。这一方面是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权益意识、民主意识缺失造成的。农民问题表面看似乎是“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的原因则在“能力贫困”，而“能力贫困”的原因又在“知识贫困”，那么“知识贫困”的原因又是什么？是“权利贫困”。这“权利贫困”中就包括话语权贫困。中国的社会问题大多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农民最了解哪些问题必须解决，哪些利益应该保障。中国下一步的伟大变革之一在于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一旦农民享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就会描绘出一幅更加真实的国情地图，就会制订出更加符合国情实际的战略与政策。因此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大代表选举法修改草案规定，按城乡同等比例推选人大代表。即人大代表产生的名额由过去的8 ∶1、4 ∶1变为1 ∶1。这体现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对广大农民平等权利的尊重。

近些年来，农村的群体事件所以居高不下，因为当前的体制与政策没有给农民提供公共参与、平等表达和维护自身发展的机会。如果在国家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民同票同权的同时，把政风热线类节目能够办成一个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更大、更充分的窗口，不但可以避免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推动干群沟通、社会和谐，而且有助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与水平，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养成、公民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

以上四点应该说在各地政风热线类节目的运行中都有所追求、有所体现，之所以还加以强调，第一是因为开头所讲是发展变化了的新的形势对此类热线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是因为自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新管法。比如新闻报道要实现“三贴近”，比如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保障人民的“四权”，2008年6月28日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提出的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以及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同通达社情民意结合起来。”2009年10月9日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直到温总理提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以及李长春同志提出的对媒体要做到“三善”，当然还包括党内监督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执行等等，都为新闻宣传提供了新理念、新空间。所以，政风热线类节目应认真领会、体悟和实践上述一系列文件和讲话精神，使之更具时代特点、更具水平、更具深度和更具效果。

这是作者2010年3月9日在（沧州）河北省记协召开的广播政风热线类节目专家论坛上的讲话。载《现代视听》2010年第4期，《河北新闻界》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