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报道奥运成人礼：道法之问

两个奥运报道
——中国媒体的又一个成人礼

2008年是中国大悲大喜的一年。大悲莫过于汶川大地震，大喜则包括两个北京奥运。这两件大事一个是国内问题，一个是国际性活动；一个是灾难，一个是喜事。它们对媒体都不啻是一次极富历史意义的历练和洗礼。

如果说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媒体一改过去危机报道中的缺位、失语及对生命的漠视，从而使抗震报道成为媒体在保障人民知情权和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上的一次成人礼，那么，两个奥运的报道则成了中国媒体从封闭型思维与表达向开放性思维与表达转变的另一个成人礼。

当今的广电传播已处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而北京的两个奥运则是典型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活动。

但回顾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两个奥运圆满落幕的七年间，不能不说中国媒体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思维转型和表达转型，即由单纯的中国视角向中国视角与世界视角兼顾的转型，由单纯的中国式思维向中国思维与全球性思维兼具的转型，由单纯的中国式表达向中国式表达与世界性表达兼备的转型。

比如申奥成功最初几年的相关报道，更多地强调奥运是“机遇”，是“盛宴”，而较少强调同时也是“挑战”，也是“考验”。于是当奥运火炬传递受阻及各种干扰北京奥运的声音传来时，媒体曾表现出某种过度敏感、过度重视。当我们回过头去，发现多届奥运会几乎都受到过政治的羁绊，发现历届奥运会前“都充斥着一种病毒”（尤伯罗斯语），发现一旦奥运大幕拉开，政治立即让位于体育时，媒体才打开了视野，放平了心态，遂作出了一系列关于要树立一种平常心，建立一种坦然、从容、稳健、成熟的大国心态的社会导引。(www.xing528.com)

比如在申奥成功最初，谈到北京奥运的目标，不少媒体曾喊出“要举办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的口号，殊不知这种提法不仅会使以往历届奥运的主办国感到不悦，而且会置自己于被动（因为奥运是个系统工程，很难达到十全十美）。当我们悟到这一点时，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才成了媒体一个更加理性的提法。

再比如，申奥成功的最初几年，我们曾把北京奥运会简单理解成“北京的奥运会”，于是当一些西方政治家或社会组织叫嚷抵制北京奥运时，我们更多地将其理解和表述为是对中国的挑衅，而不是强调这首先是对奥运精神和奥运大家庭的挑衅；于是当火炬从国外传到香港时，一些媒体使用了“火炬回家啦”及“火炬回到祖国怀抱”之类的字幕和标题；于是在有关奥运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报道中，屡见“为国增光”、“让全国人民满意”之类的提法，而缺乏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大家庭应有担当的表述。当我们明白北京奥运只是北京受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联的委托举办的一届奥运会、残奥会时，媒体才明确提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既是北京的奥运会、残奥会，更是世界的奥运会、残奥会，人类的奥运会、残奥会，才提出实现两个奥运的“三满意”，首先是要“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其次才是“让人民群众满意。”

对于奥运会，媒体曾一度表现出比较浓重的奖牌情结，当明白当好东道主是一块更难、更重且更有意义的奖牌时，媒体的报道才更多地关注了两个奥运的组织、安全、服务及人文精神。特别是残奥会，媒体对残疾运动员体育精神、生命价值的张扬，对观众和志愿者对残疾运动员的关爱以及他们从残疾运动员那里受到的震撼与感悟的传播，则使媒体报道达到了超越比赛意义的更高的人文境界。

如果说一个国家能否举办奥运会、残奥会更多地看其硬件，那么能否办好奥运会、残奥会则更多地看其软件，这其中就包括奥运精神、体育精神、人文精神、人类情怀和国际意识。如果说奥运申办成功之初媒体关于这些精神与意识在认知、理解、思维和表达方面还存有缺失，那么随着两个奥运的一步步临近和成功举办，则有了巨大的进步与跨越。正是由于这种进步与跨越，媒体不仅为两个奥运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社会心理心态环境，而且从长远看，其对国民及媒体自身树立一种世界眼光、人类情怀和健康的大国心态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在两个奥运的报道中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难得的奖牌。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撰写的评论员文章，署名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