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创新之本：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

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是宣传创新之本

宣传创新、节目创新一直是这些年广电人苦苦的思考、追求和实践。一方面，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误区。

比如，关于内容与形式在创新中到底孰轻孰重？不少台一谈到节目创新，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节目形态、节目样式，结果花样不断翻新，节目不断改版，但往往依然难见起色。甚至出现了不少大形式、小内容，以至从形式到内容都俗不可耐的情况。

再比如，一提到创新，人们往往就想到所谓大题材、大制作、大投入，想到轰动效应。于是出现了不少大而空、大而泛、大而无当，即大架势、大投入而小效果的大呼隆节目。

再如，究竟如何提高节目的吸引力？不少台把“娱乐”当作“金”，把“娱乐化”当成了“点金术”，于是导致了娱乐的泛化和节目的低俗化。

再比如，在广播电视的两大类节目中，认为非虚构类即新闻类节目管得紧、天地窄、难创新，于是不少台把创新的精力、劲头和兴趣用到了文艺类、娱乐类节目上，于是导致了新闻的弱化、娱乐的热化。扭曲了“新闻立台”的宗旨。以至外界对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提出了种种批评，甚至讽刺。比如：“思想淡出对话，内容淡出形式，感性驱逐理性，夸张取代真实，搞笑胜过幽默，表象打败内容”等等。

其实，广电节目创新有着太多的维度和天地，以致不能为其划定边界。比如，创造一种新的节目形态是创新；创造一种新的节目传输方式、传受互动方式是创新；涉足未曾报道过的领域是创新；创造广播电视健康生动的文风、语态与表达方式、交流方式是创新；有时甚至一种“坚守”也是创新。比如在许多台在热衷于搞“浮躁、浮华、浮夸”这“三浮”的时候，在许多台热衷于搞场面、搞喧嚣的时候，你能保持和坚守一种冷静、理性和朴实，讲真知、真话，传真情、实感，也不啻是一种创新。另外，面对社会在诚信、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各种失范现象和潜规则，你能坚守和传播诚信、守责、友爱、奉献，这种不为潮流所惑的对美好的坚守，也带有一种创新的色彩。

但这创新、那创新，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创新。

什么是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十六大报告中说：“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胡锦涛同志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再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这“三性”。我以为，具有这“三性”特质的思想与理念就是时代思想、时代理念。

一、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工程

一个国家的进步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思想进化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又是人的思想、理念的现代化。反过来说，没有人的思想理念的现代化，就不会有人的现代化及国家的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社会，从内政到外交，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所有的变化与进步都源于一个起点，即思想、观念的变化与进步。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最大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这是社会方方面面变化的基础和前提、启动器和推进器。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0　68亩，不及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多，交通十分不便，过去从省城到边远县市要有20个小时的车程，“浙江到，车子跳”是对浙江原先路况的形象写照；另外，工业资源极其匮乏，加之地处沿海前线，过去国家投入又很少。总之，浙江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好。

但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却创造了一系列服装、皮革、五金、电器及各种小商品的“零资源经济”奇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等生”。

浙江经济的龙头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创业者80%为农民，其中80%又只具有初中以下文化。人们熟知的鲁冠球曾是个铁匠、南存辉曾是鞋匠、冯根生出身小学徒、李书福最早从事废品回收、宗庆厚从踩三轮开始创业。为什么出身低微的他们却嬗变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概源于“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源于他们更具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与观念。张德江同志说，当年他在东北工作时，一下去下面总是要钱、要项目；但到了浙江，人们既不要钱，也不要项目，而是要政策。因为一旦有了政策，他们就可以把政策变成项目去赚钱。因此可以说，浙江的发展既源于浙江人的思想解放和创造精神，同时也源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民众的创造精神在思想、政策上的默许、宽容、放手和推动。

因此，浙江模式的意义不仅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更在于思想、观念和政策层面对整个中国如何发展、如何突破、如何崛起的启示。

传媒界讲得最多的一句关键语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既有政治导向，但更多的是思想理念导向。

媒体对社会的思想、理念引导，从时态、取位上讲无非三种情况：一是站在生活前沿引导生活；二是站在生活之中推动生活；三是站在生活之后咀嚼生活。

虽然这三种取位和做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最具引导意义，当然也是最难做的是站在生活前沿引导生活，这样就可以使国家的发展更具理性，少走弯路，降低行政成本。比如在2008年抗震救灾报道中，不少媒体就体现了靠前引导的理念。虽然救灾仍在进行，但许多媒体已在思考灾后重建问题。比如灾后重建既要考虑当地的地质条件、潜在的地质灾害威胁，又要考虑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针对这一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提出“灾后重建为何急不得”；比如由于灾后重建是专业性很强的政府行为，它需要多学科、多门类的专家与懂技术、懂管理的官员协同作战，所以《新京报》提出“灾后重建需要有专业背景的官员”；比如汶川地震受灾最惨重的是农村，它暴露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差距，如何通过重建建立以城带乡、以工带农的长效机制，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参考报》提出“把灾后重建工作作为改革创新的契机”。

所有这些思想及理念上的前瞻性引导，无疑都会对灾区重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建设性意义，是媒体引导最大价值所在。如果媒体把秉持和传播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常态化，贯穿于日常的各类新闻报道之中，媒体就会成为推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部思想发动机，造福于国家和民族，从而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二、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是媒体和媒体人的第一基本功

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一是传播信息，二是传播观念。

广电新闻报道要传播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就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常抓不懈，即：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和报道那些反映时代理念、时代变革的时代信息、时代印记和时代故事；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阐示、解读和传播那些推动时代变革、催生时代故事的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前者要求我们做好资讯类节目，后者要求我们做好评论类、解读类节目。前者要求我们要善于用信息承载思想，用故事传播理念；后者则要求我们善于用思想解读信息，用理念放大故事、强化故事。

信息传播和观念传播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信息是易碎品，思想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信息是浅性的、碎片性的，有时甚至是错乱和非理性的，只有隐含在信息背后的规律性理念才是具有影响力的巨大力量。总之，信息只提供表象，思想才提供本质；信息只能让人知道，思想才能让人明白；信息只能增加人们的感性知识，思想才能推动社会的理性提升。因此，在当下，优秀的媒体不能满足于一般的信息“展现”，而应追求信息背后新思想、新理念的“发现”；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新闻事实的“展示”，而应追求思想观念的“透视”，即不能满足于提供平面信息，而是追求通过平面信息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最后言人所未言。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媒体人首先要树立时代理念、秉持时代理念。否则，不仅做不好评论类、解读类新闻节目，甚至也做不好资讯类的新闻报道。因为以己昏昏就不能使报道昭昭；报道昏昏，就不能使受众昭昭。

新闻报道向来都不是自然信息的自然报道。任何报道都包含着记者的某种立场、理念和价值判断。

何谓新闻报道工作？其实，就是记者依据自己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判断去发现、审视、筛选和报道各种社会现实的工作。而社会现实千姿百态、纷繁复杂，你选择什么、舍弃什么，显然取决于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

同一件事，你选择了，他也选择了，但彼此的报道在角度、深度和效果上可能会很不相同，这又是各自的思想理念与价值判断使然。同一类事实，同一个记者，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报道，这还是记者的思想理念、价值判断使然。比如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记者在报道工业时对什么都抱着一种欣喜的笔触。比如，把工厂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写成“在与蓝天对话”，把车间里机器的轰响说成是“在欢乐地歌唱”。而今天这个记者则会以忧虑的笔触把这些当成污染加以曝光。再比如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宣传“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在环境敏感、脆弱地区，发展要十分谨慎，所以有媒体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随着科学发展意识的增强，又有媒体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更硬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对污染问题、发展问题会有不同的报道，显然又由于我们的环境观、发展观有了变化。

再进一步说，还是由于思想、理念的原因，在新闻报道中，你选择的未必就是重要的，你舍弃的未必就是不重要的。同样，既是重要的，你也选择了，也可能由于思想理念和价值判断的制约，你的解读并不到位，结果重要的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你做了过度解读或者错误解读，最后还会造成误导或造成新闻伤害。比如这次抗震救灾中，许多公安干警、医生甚至受伤儿童都表现得十分感人，值得报道，但如果你偏要采访正在做手术的医生，你拼命要某个干警讲述家属受难情况，你拼命追逐表现顽强的受伤儿童，就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报道为本，就会对相关人员造成“二度伤害”，这样的做法就有悖于职业道德。于是，有的媒体就此提出“不要强迫受灾群众回忆灾难场景”、“灾难报道要成为温柔的抚摸者”、“不要开启他们痛苦的记忆”……贵州迎来四川地震伤员，媒体承诺“留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病房”，济南则干脆规定对受伤住院人员实行“新闻保护”。这些评论和措施就源于有些记者对采访时机、采访对象和内容的把握不当。而根子则在于记者在具体的灾难报道中应有的人文理念的缺失。

可见，新闻的价值一方面在存于新闻事实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记者认识事实、判断事实、把握事实及如何报道事实的功力之中；即新闻的深刻一方面取决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深刻，同时还取决于记者思想与观念的深刻。

新闻应该真实，这是新闻职业的道德和价值所在，是各国新闻伦理的一个普遍标准。但有专家认为，新闻报道永远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因为所谓新闻不仅是被选择了的事实，而且是被加工了的事实，甚至是被解读了的事实。而新闻事实的价值往往又与媒体人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对立。因此，所谓新闻，其实只是新闻事实在记者思想理念与价值判断这面镜子里的一个投影，这面镜子在对新闻事实二次呈像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新闻事实的原始光谱谱系做出某种选择、过滤或强化。因此可以说，所谓新闻其实是新闻事实通过记者思想理念和价值判断实现的二次物化。再进一步说，在一定意义上，做新闻是在做思想、做理念。

正因为如此，所谓好新闻、好报道，固然有采访、写作、编辑、制作等专业业务技巧的支撑，但好新闻、好报道的核心往往首先在于它具有时代思想、时代理念这一新闻的精髓和灵魂。

因此，我们改进新闻报道，进行新闻报道、新闻传播的创新，其核心在于我们要秉持并善于发现和善于传播时代思想、时代理念。

三、秉持和传播时代理念是当前新一轮新闻改革的重点(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电新闻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并大体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在不断推进。

第一个十年即20世纪80年代。广电新闻改革的重点是做足新闻资讯的供应量，拓宽新闻资讯的报道面。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新闻报道也是如此。比如当时的中央电台每天重点新闻只有两次，即早“报摘”、晚“联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则每天只有一次，即“新闻联播”。前者以12小时为一个信息发布周期，后者以24小时为一个信息发布周期。新闻节目少，就决定了新闻的时效差。再从内容看，当时主要是政治新闻、会议新闻、领导活动。经济新闻虽有，但大都是计划经济下的“四季歌”。

这种新闻资讯量少、面窄、时效差的状况使社会、受众处于一种信息饥渴状态，逼迫百姓去收听外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而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台陆续推出了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准点新闻、半点新闻，有的还办起了新闻台。

与此同时，报道面也随之拓宽，诸如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等也多了起来，有的台还专门办起了不同内容的新闻节目。为了抢时效，过去重要新闻必须等到重要新闻栏目首发，现在则必须在临近的新闻时段首发。

这轮新闻改革的贡献不仅在于使新闻报道基本满足了社会与受众的信息需求，而且使新闻报道开始由新闻宣传向新闻传播转变，从而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好的信息支持，也使“新闻立台”的宗旨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90年代，广电新闻改革的重点在于要突破广电新闻只有单一的资讯类节目的状况，通过将新闻专题化、将专题新闻化，开办评论类、调查类、访谈类、热线类等各种新闻专栏，如90年代中期办起的《焦点访谈》、《新闻纵横》等。

这轮新闻改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比如它使广电新闻节目有了层次感、立体感，使广电新闻报道有了纵深感、厚重感。其次这些新闻专题节目较好地发挥了广电的特点与优势，开始形成了广电新闻报道的报道方式、节目样态、节目风格、节目机理和话语体系，使广播电视在“自己走路”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再者，以舆论监督为主色的《焦点访谈》、《新闻纵横》的推出，不仅为广播电视如何参与、干预社会生活，开展积极健康的舆论监督创造了新鲜经验和新的舆论环境，而且还推动了整个新闻界的新闻改革。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之后，新一轮广电新闻改革从两个方面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

首先是来自传媒界内部的挑战。

由于互联网和各类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媒体新闻改革力度的加大，从而使信息渠道多元化、信息传播即时化、信息供应海量化、信息接收易得化。特别是新媒体，它不仅改变了传媒固有的版图，如网络、手机等在以强势向传媒领域推进，而且新媒体也打破了传统的媒体人的固有边界，以至有人说，现在正在进入“一人一媒体”时代或“平民记者”时代。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是“一对多的传播”，新媒体则开创了“多对多的传播”的新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信息的思想解读和理念引导成了受众的最爱，成了媒体竞争新的焦点、新的高地。特别是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视野的开阔，随着人们公民意识、主体意识、权益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增强、社会上喜欢思考、喜欢思想表达与思想碰撞的人越来越多，而新媒体又为人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空前的话语空间，以致有人说现在中国是一个“民间思想家”、“民间评论家”辈出的时代。喜欢思考的人也好，喜欢表达的人也好，他们往往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享有更多的决策权、话语权，是媒体的高端受众。媒体要争取这部分人，不仅在思想表达上要有充分的量，而且还必须有思想的高度、深度和视野的广度，更具思想理念的前沿性、权威性和建设性。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在新一轮新闻改革中，要加强思想阐释和理念解读。

在当今时代，媒体可以没有独家报道，但不可以没有独家的视点、独家的见地和独到的解读。从“内容为王”、“品牌为王”的角度讲，谁能够提供具有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这“三性”特质的思想和理念，谁才能够形成思想品牌和理论品牌，谁才能够形成“意见领袖”，谁才能够在新闻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形成高端竞争、超手竞争。

进入新世纪，广电新闻改革面临的另一种新形势、新挑战，是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广电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中国与世界正处在一个速变的时代，国内、国外变化的速度、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国内外的这种变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二变”、“四转”、“三化”。“二变”是指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起即由一个以夺取政权为己任的革命党变为一个以建设国家为己任的执政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由一个在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在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党。所谓“四转”，是指我们国家正在从四个维度上进行着社会转型，即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正在由人治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法治及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型；正在由封闭的一元文化形态向开放的多元文化形态转型。所谓“三化”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与世界的这“二变”、“四转”和“三化”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甚至对党的执政地位、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也都带来新的挑战。比如说，在党的执政地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当初成为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逻辑是“历史决定论”，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逻辑，总之是历史决定的。但是，新中国已建国58年，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对当初历史如何选择共产党为执政党，对新旧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越来越缺乏感性认识和切身体会。相反，随着对外开放及观念的变化，他们判断事物的思维坐标同老一代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他们不看历史，更看现实；不看过去，更看现在；不看中国，更看世界；不看宣言，更看实际；不看成绩，更看败绩；不看中央，更看基层。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重新构筑党的执政基础，即民心。这次四川大地震，党和政府在危机处理中所表现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就赢得了人心，自然就巩固了其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南华早报》说：“自然灾害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各种问题，但最大挑战还是在政治领域”，“美国政治家的看法似乎是，政府的合法性只能通过民主选举来证明，然而新加坡和中国等亚洲国家表明，合法性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德国《时代》周刊则说：这次地震“所有中国人都站在了党的身边。”当然，关于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问题只是党和国家在当前面临的多种挑战之一。

正是为了应对上述国内、国外的种种发展与变化产生的新矛盾、新挑战，进入新世纪，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思维、战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命题和战略目标。这不仅对广电新闻宣传提出了新的思想要求与理念要求，而且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与理念空间。比如这次抗震救灾中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抗震救灾报道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就从党的执政理念和媒体的新闻报道理念上极大地成就了政府的形象和媒体的形象。

因此，无论从新闻竞争的角度讲，还是从媒体完成自身的时代使命角度讲，在当前这轮广电新闻改革中，媒体的内容竞争已经从信息数量和信息速度的竞争转向观点和理念的竞争。当今的媒体不应仅仅满足于做信息媒体，而应追求同时成为思想媒体，不能满足于做信息源，而应追求成为具有“三性”特质的思想库、理论库，成为你所在的那个省、市创新、发展的一部思想发动机和理论发动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不仅有大量的报道使我们感动，而且有大量的评论或观点性新闻使我们深思：比如围绕捐助和对捐助的各种议论，不少媒体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慈善捐助是志愿”、“爱心没有排行榜”。围绕公民意识、民间组织有的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灾难见证公民意识成长”、“蹒跚中，民间组织走向前台”、“做志愿者仅有古道热肠是不够的——地震‘大考’昭示志愿服务专业化方向”。如果说许多关于地震的动态报道使我们落泪，这类观点性报道和评论则使我们在擦干眼泪后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前一类报道很重要，后一类报道更重要。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攀登科学高峰离不开理论思维，建设现代化国家同样离不开理论思维。

由此可以说，在第三轮广电新闻改革和新闻报道的创新中，在保持足够的资讯数量和节目样式的同时，重点在于以提高思想解读与理念引导为核心的内涵的优化和提升。

如果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电新闻改革历程与特点做个更简单的概括，我以为，第一个十年重点是要解决让受众“吃饱”的问题，第二个十年重点是要让受众“吃好”的问题，那么第三轮新闻改革要解决的是要让受众吃出理性、吃出科学、吃出健康来。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媒体比拼的是信息的“搜集”，第二个十年比的是信息的“加工”，第三轮则比的是对信息的“解读”。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比记者的时代，第二个十年是比编辑的时代，第三轮则更多的是比评论的时代。

当然，前三轮持续的广电新闻改革，并不是要在传播内容、传播样式上强此弱彼。就是说信息的搜集与传播、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解读这三者绝非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的关系，恰恰相反，广电新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三者的平衡叠加、齐头并进，从而使广电新闻报道呈现多维的全面提升和全面发展。而这正是前三轮广电新闻改革积累的成果与深化，同时也是第四轮广电新闻改革的特点。

这一轮广电新闻改革没有等到上一个十年的结束，而是以2007年党的十七大为起点，提前启动。

2007年至今的三年来，既是中央在新闻思想、新闻理念和媒体管理上进一步解放和跃升的三年，也是广电在新闻报道上赢得成人礼、创造里程碑的三年。

2007年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2009年10月9日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以及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为新一轮新闻改革做了进一步的思想发动、理论发动，而且提供了法律保障。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就中国新闻改革向世界做的政策宣示和公开承诺。

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到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当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提出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再到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新闻报道要“真实、全面、客观”等等，无疑不仅为今后新闻报道的及时、透明、全面、客观提出了新要求，而且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

另外，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保障人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到“6·20讲话”提出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到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提出新闻报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这无疑又为新闻媒体成为社会的沟通者、瞭望者、监督者，包括进一步发育新闻评论提出了新要求。

再者，胡锦涛同志在“6·20”、“10·9”两次讲话中提出新闻报道要实行“三贴近”、“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这无疑对新闻媒体在传播方式、传播艺术上的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可以说，以新闻报道在理念与方法、内容与形式上全面推进、全面提升为特点的第四轮广电新闻改革，以十七大为起点，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三年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在南方冰雪、“5·12”汶川地震及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中较好地体现了中央的一系列要求，发挥了广电新闻报道的主动性、创造性，特别是有关汶川特大地震的报道，为国内外所称道，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成人礼”。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轮的持续新闻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线，这就是时代思想和时代理念，它首先是持续的新闻改革的不竭动力和指导思想，其次它又是新闻传播的传播重点，即新闻传播藉以推动社会进步必须向社会播撒的时代基因。

本文系作者2008年6—9月先后在山东广电局、吉林广电局、青海广电局广播电视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分别载山东广电局《现代视听》2008年第4期、吉林广电局《北方传媒研究》2008年第4期、青海广电局《崑崘声屏》200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增删与调整。

其原始稿《传播时代理念是最重要的创新》是作者2007年10月30日在河北广电局节目创优培训研讨会上的发言，先后载河北广电局《声屏经纬》2007年第10期、广东广电协会《岭南广电研究》2008年第2期、黑龙江广电局《黑龙江广播电视》2008年第4期、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电协会周报》2008年第4期、上海广电学会《学术研究动态》2008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8年第9期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