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维与新闻报道：重要性与必要性

科学思维与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工作就是反映世界的工作，而要正确地反映世界，首先必须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而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必须建立一种科学思维、理论思维。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

所谓理论思维、科学思维，都包含哪些维度呢？下面提出六点。

一、要突破惯性思维，代之以创新性思维

之所以提出要建立创新性思维，首先是因为思维活动同物质运动一样，都具有惯性。一事当前，人们总是习惯于沿着以前固有的思维方向和价值取向去思考、去判断。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框在一个固化的价值模式之内，从而扼制了思维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其次，存在决定意识。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往往带有滞后性。特别是当前的中国与世界都处在一个速变的时代，其变化的速度、广度、深度和力度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都是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不能再用老眼光看新问题，甚至也不能再用老眼光看老问题。比如关于国家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讲安全就只想到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但随着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吸毒贩毒、高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都出来了。目前，远未结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甚至不亚于一场战争。此外像气候变化也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以至有人提出未来可能出现大量“气候难民”。所有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都促使人们的安全观发生了变化。显然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宣传也必须跟上这种变化。

正因为时代在发展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及此前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中，两次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事实证明，目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需要建立创新性思维。这就需要媒体加以解析和推动。

比如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

首先，要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和传统思维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传统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虽然国内外的实践都已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并不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但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或隐或现地存在。比如把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外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东西；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总是祈望用计划经济的老路子、老办法去解决，而非采取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办法去解决。这都反映出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留恋和迷信。

其次，还要从封建思想的残余中解放出来。

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极深的国家。封建主义残余集中表现在“官本位”。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讲等级、讲职务，讲人与人的依附关系等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沉重的思想包袱和阻力。

再次，还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往往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纳、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结果走了弯路，吃了大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左”的思想仍很顽固，所以要继续予以破除。

再比如，在如何看待稳定的问题上也需要解放思想，树立新思维。

这几年，我们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在这种思维定式下，稳定成了一种终极性的一票否决因素。以至有些地方常常把一些必须解决和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同稳定挂起钩来，提出“凡是影响稳定的问题都要暂停办理”，结果把稳定当成了躲避矛盾、拖延改革的挡箭牌。

十七大报告既讲了“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又讲要“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稳定结合起来”。因为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并且只有通过继续改革发展才能破解。只有解决矛盾和问题才能保障社会的真正稳定。因为稳定有两种：控制性稳定和自然性稳定。控制性稳定是建立在控制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基础上，因此它不是牢靠的稳定；而自然性稳定是建立在解决了矛盾基础上的稳定，因此它是一种和谐、健康的良性稳定。

因此，在传播中，我们既要强调稳定，又要防止借口稳定拖延、回避和压制矛盾的情况。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解放思想，建立创新性思维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并带有普遍性的严肃课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发展史。一部后人不断超越前人、新思维不断代替旧认知的历史。

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思维、新理念，比如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比如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同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位一体”、到十六大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再到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比如经济建设方针从强调“加快发展”到“又好又快”；比如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比如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构建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在对原有的思维与观念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创新思维。

所以美国哲学家普拉夫说：“所谓创新，往往是把早已存在的东西加以变化。”

事实说明，不合时宜和规律性的惯性思维几乎比比皆是。媒体透过对惯常的事物与观念提出新见解、新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空间，而且是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实践形式与重要社会责任。

二、要突破封建思维，代之以现代民主思维

中国正在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技术器物、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又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其中主要又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的封建观念强调“官本位”，现代民主理念则强调“民本位”；传统的封建观念强调等级，现代民主理念强调平等；传统的封建观念讲究专断、独行，而现代民主理念讲法制、程序。

因此，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都是与封建主义理念相对立的。

总之，现代观念与封建观念的冲突，比如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冲突，民本文化与官本文化的冲突，全能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冲突，权利政府与责任政府、义务政府的冲突，管理政府与服务政府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可见。这就要求媒体人在报道中认真加以审视。因为以己昏昏，就不能使人昭昭。如果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传播封建观念，必然迟缓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三、要突破泛政治化思维，代之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思维

过去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常常有一种泛政治化思维，把什么都贴上政治标签。比如对内把潜心学习的学生叫走“白专道路”，把种点自留地叫“挖社会主义墙角”，把养点家禽、家畜、做点小买卖叫“资本主义尾巴”，把发展经济叫“唯生产力论”，把强调尊重人格叫“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把体育比赛成绩简单地同政治挂钩，包括20世纪初关于改革姓资姓社的讨论等。

不妨再举两个具体例子。过去一谈到个人主义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一再强调集体主义。

实际上，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只强调以社会为本、以集体为本，但社会、集体又被高度抽象化。这样，所谓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就成了虚化个人利益的代名词。另外，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只讲集体利益包含了个人利益，不讲个人利益的独立性、特殊性；只讲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不讲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只讲应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讲正当的个人利益的不可剥夺性。因此可以说，传统的集体主义观没有真正走出禁欲主义的误区。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展与自由、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

再者，虽然传统的集体主义观与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尊重个人和个人利益方面，二者存在着共性。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认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结果把个人主义中合理的一面，如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等也彻底予以否定，使得集体主义在实践中走向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极端化。

十七大报告既在第七部分提出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但在第二、四、六、八这四部分又同时多处强调要保障人民的权益，如“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及“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等。至于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及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可以说正是落实这些理念的法律保障和国家意志。

再比如，过去一提到资本主义，就什么都是腐朽、没落，一无可取，于是在宣传报道中大揭、大批所谓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但多少年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曾站在自己的昨天批判自己的今天，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出现、遇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是当年我们曾经批判过的人家早在多少年前就出现的现象、遇到的问题。比如失业问题、交通问题、污染问题、奶农倒奶、菜农、果农任菜果在地里烂掉，还有养宠物问题、独居老人死去数日无人知晓的问题，以及球员转会问题等等。

一个社会的发展如同一个人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在不同的年龄段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因此，老之笑少或少之笑老，其实这笑本身往往就是可笑的。因此，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首先应分析哪些是制度性、政治性的，哪些属于一般社会性、规律性的问题，然后做出客观的分析和报道，这样的报道才会长久地站住脚，才会有说服力、生命力、引导力。(www.xing528.com)

四、要突破封闭性思维，代之以开放性思维

中国长期以来在农业社会中运行，就是到今天，中国的工业化也只是到了中期阶段，中国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小农经济的封闭性、狭隘、目光短浅、小富即安、盲目满足、自我陶醉甚至自我吹擂等封闭思维在社会上，乃至在媒体人中还有很深的影响。媒体报道只有代之以开放性思维才能引导社会及民众正确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建立开放性思维，首先要引导国民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国家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GDP已超过德国，居第三位，外贸是世界第三大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些都是事实，都应当报道。但是正如温总理所说，中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这种不发达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不发达，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

因此，对国情和国家发展的认识要放到世界这个大背景中去审视判断，而不能坐井观天、自我吹擂。

比如中国2003年人均达到1000美元，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应当报，但同时也应讲清，这个数字只是美国的1/42，日本的1/44，全球排在第130位。温总理说，在中国，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所以这次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要由GDP翻两番变成人均翻两番。由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到关注“人均”，这是对国情和中国发展水平的一种理性认识和把握。

再如中国2002年GDP达到一万亿美元，这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讲清，这只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4。甚至应该进一步报道，中国生产1美元产品的能耗和原材料消耗是德国的7　7倍、日本的11　5倍。如果再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和质量，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所以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针要由“加速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并且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总之，既报道中国的发展，又讲清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坐标，才会让国民既看到成绩，又看到差距。

建立开放性思维，还要求新闻报道要引导人们理性地看待世界与中国的交流及各种涉华舆论。

当今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经济、科技、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只有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共赢，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中央某媒体2008年6月20日播出一档介绍灭鼠大王邱满囤的节目，节目最后邱讲了这样一句话：“当年美国要花720万美元买我的灭鼠技术专利，但我坚决不卖。因为卖专利就是卖国！”这不仅是一种泛政治化思维，更是一种封闭性思维。媒体照播不误，说明媒体人的思维与邱满囤无异。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增多，各种涉华舆论也多了起来。在国际报道中，我们习惯于取我之“好”，爱听好话，厌对逆耳，讲两句好话就是朋友，批评两句就是反华。对于好话加以放大、拔高，对于批评则不驳不快。

特别是随着中国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各种政治、经济摩擦会越来越多。这是成长中不可回避的烦恼。因此，对于各种涉华舆论，无论棒杀还是捧杀，都要保持一种平常心，保持一种大国心态。不要跟着别人的曲子跳舞，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

五、要由二元思维扩展到多元思维、系统思维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是复杂的，因此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但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片面的二元思维，既非辩证的二元思维，更非多元思维、系统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辩证的二元思维讲究全面地看待事物的两个方面，片面的二元思维则把事物的两个方面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认为好就无以复加，认为坏就无可救药。过去我们新闻报道中的片面化、极端化倾向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此。这样的报道自然不利于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分析、认识和把握事物。

辩证的二元思维既承认矛盾的对立，又强调矛盾的统一，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为一。而片面的二元思维更强调矛盾的对立、斗争及不可调和性。要么是你，要么是我；要么你死我活，要么你活我死。有没有既非你也非我，既非你胜也非我胜，而是“双赢”、共生的第三种状态呢？我们欢不欢迎、需不需要这第三种状态呢？在更多情况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比如，在有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报道中，就要追求这第三种状态。比如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内需与外需、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经济指标与幸福指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如果只强调一面，只追求一面，就会失去平衡。二者的协调、统一才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同样，在新闻报道中，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以我为主与三贴近，也是既有矛盾性，又有同一性，偏到哪一边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报道效果。而二者有机结合的第三种状态才是成熟媒体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

片面的二元思维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于是大讲“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矛盾的同一往往更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事实上许多事物的发展与完成，靠的是同一与和谐，而非斗争。

在国际竞争领域也是如此。过去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风调雨顺、和风细雨这第三种状态才最有利于万物生长。因此，继中央提出要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之后，胡锦涛主席又在联合国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大力倡导“和”、“合”精神及和谐外交，大力倡导国与国之间要善于发现、珍惜和发展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通过沟通、协商，求同存异，追求和谐与“双赢”。中国的这一主张以及中国的“双赢思维”深得世界各国的好评与欢迎。

基于片面的二元思维，过去我们判断是非、决定态度与立场的标准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其实事情远非这么简单。首先，谁是敌、谁是友就难以区分。比如中美关系，就相当微妙和复杂，很难用敌友关系做简单判断。故而有人说，中美之间现在是一种“似敌似友、非敌非友、可敌可友”的关系。关键看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和矛盾。这就要求在国际报道中要有多维性思考。

同样，对国内问题也要看到矛盾的多维性，不要将多维性事物做一维性解读，对复杂的事物做简单化判断，尽量避免偏执、片面和极端，这样报道才会有公信力、说服力。

总之，在新闻报道上，要由过去片面的二元思维转变为科学的二元思维，甚至扩展到多元思维、系统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因为世界事物是多元共生共存的。现实的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存在的依据。在新闻报道中，要多些视角、多些宽容，正视多重现实，尊重多种存在，分析多种可能性，进行多种选择，作出最佳抉择。

六、既要有现实思维，又要有前瞻思维

人们既关注现实，但更关注未来。媒体的报道既要立足今天，又要着眼明天、预断明天甚至后天的发展趋势和可能，进行前瞻思维、超前引导。

凡事皆有规律。媒体的责任之一就是揭示这种规律性，及时提出社会预警，使事物发展尽可能避免规律性惩罚。就是说，媒体不要等问题已经成堆、局面已经不可逆转，甚至已造成巨大损失时才站出来说话。这种“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当然也需要，但更为宝贵的则是事先的提示和预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工潮初起时，社会和媒体并未做好准备，并未看清它的内在意义，更多是把它看成问题。实际上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农民进城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性现象，是一种进步的标志。直到90年代末媒体才认识到这一点，对民工潮现象才有了新的解析和新的关注。结果前后晚了将近十年。这就是媒体缺乏前沿性思维的表现，自然也就未能及时发挥应有的前瞻性引导作用。

从2004年起，东部沿海出现了“民工荒”。《经济参考报》2005年2月19日在报道中预断：这可能标志着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原始积累的终结。这一论断就颇具前瞻意义。因为“民工荒”不仅表明农民的权益意识、价值意识、自主意识、选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同时还表明，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走向终点，这就要求国家和企业不能不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水平的提升，不能不考虑如何寻找和打造新的优势，以继续搏击国际市场。

“民工荒”问题才提出不久，“新生代民工”问题又被提出来，《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11日发表一篇记者手记《冰山出水——新生代民工问题来了》。手记的提要里说：“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力低，另一方面社会还在习惯地把他们视为‘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新生代民工面临和带来的新的矛盾以及他们对矛盾的承受能力和处理矛盾的方式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另有报道说，对无锡地区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由于经济贫困、社会孤立给流动人口造成了双重负担，使其产生了孤独、压抑感，超过极限就会产生心理异常。事实上目前已有约34　7%的流动人口得了抑郁症。对此，如果不未雨绸缪，新生代民工会不会变成另一支“愤青”，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确实值得重视。

总之，提出“民工荒”问题也好，提出“新生代民工”问题也好，都体现了报道的一种前瞻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风起于青萍之末。优秀的媒体应是敏感的，应能见微知著，应能站在事物和思想的前沿，领着实践走，而非跟着实践行。优秀的媒体不仅能及时向人们展示美好的前景，而且能发出某种提示性预警。这样的媒体才最具引导力和影响力。

当然，提倡超前思维不能够脱离实际和违背事物的过程性规律。如果不切实际地乱提口号和目标，那就变成了一种反科学思维，就会变成一种作秀和邀宠。

总之要看到，在世界与中国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要使媒体成为先进思想、先进理念的传播者，媒体人必须掌握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建立一整套科学思维。

中广协会2007年进行了“第五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活动。本人担任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新论》获基础理论类一等奖。中广协会要求获奖作者以及同时被评为“十佳理论人才”的同志各提交一篇论文最后成书《传媒理论先锋》（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本文即为奉命之作。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删改。

参考文献：

① 参阅《学习时报》2007年8月6日沈宝祥文。

② 参阅《北京日报》2007年11月12日孙立平文。

③ 参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5期耿步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