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电改革与广电传播中,始终会遇到一对矛盾,即如何把握规律与方法——我把它称之为“道”与“法”——的关系问题。由于我们常常罔顾规律而一味崇法、求法,或者虽然顾及了规律,但实务操作不得其法,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因此,无论是广电改革还是广电传播,道法之辨不能不辨。
一、广电传播中的道法之辨
每次就广电传播创新做发言都会陷入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则来自一个悖论。古人历来认为,“设文之体常有,变文之数无方”(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唐·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水无常势、文无定法”。显然,创新之文更应不师古、不拘法,特别是广电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意产业,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不断地改变、突破、推陈、革旧,从而达到出新、标新。因此,你不大可能设计一套横向具有普遍意义,纵向具有长久意义的创新之法来。如果硬要提出个一二三,很可能不是推动创新,而是禁锢创新,从而陷入一种悖论。
但是,广电传播创新也绝非不可琢磨、不可把握。古人云:“文以载道。”显然,广电传播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创新之要,更在于对“道”的理解、把握、彰显与传扬。而文章之“法”则为“道”服务,并因事而易。正如宋代曾巩所言:“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意思是说,办事、为文,方式方法应适事而变,不应求同;但作为立事之本、立文之本的“道”却必须秉持如一。以广电传播来说,节目有规范、文章无定法;文章无定法,传播有规律。就是说,报道之法、节目策划及节目呈现之法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提倡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个性化呈现。但与此相反,广电传播的基本规律不仅不能变、不能违背,而且要着力坚守、张扬,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而非创新。那么这个规律又是什么呢?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法自然”的“道”。
“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道又是什么?庄子说:“道,于大无终,于小无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汉刘安说:“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淮南子·原道》)《韩非子·解道》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庄子则进一步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遮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庄子·渔文》)
先人的这些话讲了两重意思,一是道存于万物。是事物的本原和内在规律;二是道不可逆、不可违。
显然,道不仅也存在于新闻报道的各类事实及各类广电节目的内容之中,而且道是广电传播,特别是广电创新一刻也不能违离的轴心。或者说,道既是指新闻报道或节目策划、节目呈现必须遵循、彰显和传播的规律、理念和思维,也是指新闻报道和各类广电节目所涉及的各种事实和内容的本质、本原和特点。
因此,只有首先悟到了道、抓住了道、体现了道,即掌握了报道内容、节目内容的规律、本质和特点,继而采用相宜的方法去呈现它,最后才能真正达到创新。
前不久由艾默里奇执导的影片《2012》在全世界热映。首映前10天,全球票房即达4.5亿美元;11月13日在中国上映,前三周就创造了3.5亿人民币的票房,直逼《变形金刚2》的4亿票房。
《2012》何以在全球火爆?很多人往往首先想到它那种特效制作带来的视觉震撼。我则以为,首要的原因在于编导对电影创作的规律、理念,即创作之道的把握与运用。第一,这些年,地球升温、海水上涨,地震、海啸、洪水、冰雪、干旱、飓风、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使地球人普遍产生了一种心理焦灼。这部片子恰恰捕捉并应合了这种心理。这种同观众心理的接近性、碰撞性就意味着它会抓住观众,赢得市场。其次,既然片子表现的是一次全球性灾难,因此影片中大量使用了印度、中国、巴西、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各国的元素。这是编导对于“接近性”这一传播理念、传播之道的又一重参透和运用,是吸引各国观众的另一重心理磁石。
片子中出现了中国西藏地区最高的喇嘛庙、僧侣、四川地震救灾中的解放军、被洪水淹没的珠峰,为了拯救人类在喜马拉雅山建造诺亚方舟,等等。片子里甚至有一句台词说,制造诺亚方舟我们选择中国是正确的。故而有人说,《2012》是艾默里奇写给中国人的一封“电影情书”。当然中国人看这部片子心里很舒坦。而片子开头,即首先察觉到这场劫难的又是一位印度科学家。因此,恐怕印度人看了这部片子心里也会很舒坦。
总之,对观众焦灼心理的捕捉与应合,以及大量使用外国元素这种传播理念、传播之道上的贴接性才是这部片子成功的第一原因。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小视或否定法的作用。为什么有人说好莱坞的本事在于能把假的拍成真的,而我们的电影则能把真的拍成假的?原因之一在于法之不及。所以法能扬道,但也能毁道。还以《2012》来说,如果仅有上述的创作理念,而没有动人的故事与人物,没有逼真得令人震撼的电影表现手段,也不会有《2012》的成功。正所谓“义虽深,理虽当,辞不工者不成文。”(唐·李翱《答朱载言书》)
而《2012》秉持的创作理念,即创作之道,同样也是广电传播创新之道。因此可以说,在广电传播中,“道”,即传播规律才是创新的起点、原点,才是创新之根、创新之本和创新之源,而“法”则是创新之术、创新之末、创新之流和道的外在呈现。或者说,在广电传播创新中,“道”在先,“法”在后;“道”为主,“法”为从;“道”为体,“法”为用。“法”是由“道”决定的,是为“道”服务的。正如朱熹所言:“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139)
这就决定了,在广电传播创新中,先要重道,而后再重法,否则就会做无效功,甚至反效功。胡锦涛同志在“6·20讲话”中提出,新闻宣传要从五个方面创新,即“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他把“观念”和“内容”放在前面,特别是把“观念”放在五个创新之首。显然,因为观念意味着把握规律性,是创新之本、创新之道。而形式、方法、手段都是创新之法。就形式、方法以及传播手段、渠道、平台、媒体种类和媒体规模这些硬件而言,中国媒体同外国媒体相比,并不占下风,但为什么我们的传播力不够强、影响力不够大?关键不在楼有多大、不在技术与装备、数量与规模、渠道与平台,一句话,不在硬实力,而更多的在内容,特别是在对内容的选择与解读的观念这种软实力上,即在对传播之道的理解、把握上。一个正面的例证是,为什么国外舆论不仅对中国媒体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齐声说好,而且在地震后一周内,竟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使用了央视的信号、报道?就是因为中国广电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传播观念的回归性转变,即对新闻报道之道的尊重。因此,在广电传播创新中,重在“道”,而“法”次之。反过来,如果“道”不道,即便“法”再张,即本体虚空,外表再膨胀、再包装,也不会是创新,而是谬种。正所谓“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杜牧《答庄充书》)再反过来,因为道赖法扬。道有道,法亦有道。法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对道的理解、阐示和传扬的个性化、生动化、深刻化和最大化。因此,如果小视“法”的作用而“道”实“法”拙,也难谈创新。当然,如果道不道、法不法,即“道”“法”俱虚,就更谈不上创新了。因此,“道”“法”俱张即道与法的和谐统一,彼此相宜、相依、相托才是广电传播创新的不二法门。如果再进一步说,在广电传播中,罕有道而累法,除非道之非道;更多的问题是出在法之远道、虚道,乃至叛道、害道上。因此,广电传播创新之要是首先要悟道、守道、固道、扬道,因为“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宋·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
“文章以华彩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苏轼《答乔舍人启》)纵观这些年广电节目的低俗化,原因之一即在于在节目创新的着力点上本末倒置、舍本扬末,即丢掉或背离了“道”这个节目的生命基因和创新之魂,一味地追求“法”的变幻和术的炫耀。电影里有“炫技派”,他们的影片看时热热闹闹,看后除了炫目的色彩、宏大的场面什么也没留下。同样,电视里也有声称“玩电视”的炫技派。他们不是用理念做电视,而是靠小技小巧做电视。因为缺乏人文底蕴和人文含量,花样再翻新也难免遭人唾弃。正所谓“苟不由其道,虽强求而不获。”(宋·苏辙《上皇帝书》)
再纵观历年获广播影视大奖的节目,其固然有采访、写作、播音、制作等专业性法与术的保障与呈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节目首先具备“道”这个根、这个本、这个魂。所以,前者值得学习,后者更值得体察、品味与借鉴。
二、广电传播创新之道四例
既然“道”无所不在,故广电传播创新之“道”难以尽述。下面仅根据2007—2008年度广播电视大奖获奖节目试列四点。
(一)要遵循传播规律
规律即“道”。因此它同“道”一样,也有两个基本特点,即普遍性和制约性。前者是指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后者是指一旦违背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胡锦涛同志在“6·20讲话”中指出,新闻报道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句话要义之一是认定新闻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要义之二是你必须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既是对认为新闻传播无规律论的否定,也是对新闻报道不是按新闻规律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办事、按宣传规律办事的否定。这是对新闻传播的规律性认定的一种理性回归以及在新闻管理上的一种思想解放。
中央电视台、四川台等多家媒体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所以获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做到了报道的及时、透明、公开、充分。而过去有关云南通海地震、唐山地震报道的不得法,也恰恰在于对新闻规律的违背,当然也有对人民知情权的蔑视和对大量死者生命的漠视。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如果说抗震救灾的成功源于全国人民的广泛动员及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那么这种国内外的广泛动员、同情与支持又源于一个起点,即信息公开。而信息公开又源于另一个起点,即对新闻传播规律这个传播之道的尊重与践行。总之,道在先,其后才有诸如报道方式、报道内容、报道规模、节目设置、技术保障等一系列法的跟进,最后形成充分的报道呈现。
新闻报道要讲规律,要讲道;同样,广电文艺也要讲规律,讲道。
鲁迅先生说:“文艺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但现在的广电文艺,包括广电歌曲中,简单地图解导向、图解政治,搬弄口号,空泛说教、大而无当的情况确实存在,以致失去了应有的艺术魅力。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感动,感动的基础在于真。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恶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贵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也。”
但现在不少广电文艺恰恰缺乏“神”这个“内者”,而一味地在“外”上下工夫,“强哭”、“强怒”、“强亲”、硬说、硬唱,自然就缺乏艺术感染力。
总之,无论是广电新闻报道还是广电文艺传播,一旦违背了自身规律这个“道”,就失去了根与魂,再在法上下工夫也是徒劳无益的。正所谓“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汉·韩婴《韩诗外传》)(www.xing528.com)
(二)要讲究实事求是
在现代话语体系中,与“道”的意义相近的词语除了像“规律”、“本质”、“本原”、“宗旨”、“理念”等之外,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那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显然,讲究实事求是也是广电传播必须遵循之“道”,特别是在新闻报道中,因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这就要求新闻报道必须首先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但纵观新闻报道,大话、满话,拔高、溢美,或对问题、矛盾遮遮掩掩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这就难于达到创新。
新闻媒体由于具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其是否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其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同样都是巨大的。如“大跃进”时期,媒体有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违背常识及客观规律的宣传,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反之,后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则对全社会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理论裂变效应。
“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一系列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实事求是即真实地揭示事物之本原,而非扭曲事实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是广电传播不可违逆的又一条铁的定律。
这次辽宁台的获奖消息《豪华年夜饭对不上低保户胃口》,对沈阳市某办事处过年时给低保户送上对虾、海参、甲鱼等年夜饭的做法提出质疑。办事处的本意是要让低保户吃上一顿过去从未吃过,甚至想都未想过的年夜饭。没想到低保户却不领情,认为还不如送点米、面、油更实惠。
从毛主席起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不唯上、不唯书,辽宁台这条消息的可贵之处在于对领导层怎样做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把好事做实、做好,而非“作秀”做出了独立思考。而在当今的新闻报道中,对于领导所言、所行不假思索地一概跟着做顺向思维、顺向报道的情况实在不少。而辽宁台的这篇报道则反映了记者反其道而行之的从道不从官的思维与品格,十分可贵。这正是老子所倡导的“大德之人不随世俗,所行独从于道。”(《老子》二十一河上公注)
(三)要有时代理念
任何一类广电节目都有记者、编辑、导演的思想诉求、人文诉求和审美诉求。就以新闻报道而言,每条消息都不是对自然事物的自然报道,都有记者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在其中。就是说,从选择哪些事实到怎样报道事实都体现了记者的思想理念。因此,极端地说,所谓新闻其实是新闻事实在记者思想理念这面镜子里的二次呈像与物化,再进一步说,做新闻在相当意义上是在做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思想做新闻,做有思想的新闻。而这里讲的思想也好,理念也好,无非是指对事物的真谛把握与解析的能力。因此,能否用时代思想、时代理念审视新闻和报道新闻,又成为新闻报道能否创新的一个关键。
河南台的评论《由郑州市供热调价听证会说起》,就涉及到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样一个时代理念问题。
供热部门是公共部门,供热问题是公共问题,供热价格调整牵涉到公众利益。事关公共利益的调价从过去政府或部门说了算到举行听证会,这是个进步。但是,如若“逢听必涨”或“逢涨才听”,那么,听证会就成了“听证秀”。这篇评论就对这一听证会从多方面提出质疑,比如参加听证的人员如何遴选才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务员,特别是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听证会代表是否合适?当时煤炭降价,供热为何提价?公共部门的账目是否属于机密?不准许听证代表查账是否合法?等等。
这篇评论不仅涉及到如何保障人民的四权,不仅体现了群众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觉醒,而且评论所提的问题对当今各类听证会如何从其公正性、公开性、合法性等方面加以完善和提高,都具有普遍意义和建设性。
既然“文以载道”,那么,优秀的广电传播就应当善于抓住和解析社会上各种违道现象,以匡正时弊,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河南台这篇评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广电传播的舆论监督功能和广电工作者应有的职业自觉,具有一种对人民负责的卫道士精神和职业操守。正所谓“道合则从,不合则去。”(《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缴名。”(魏征《群书治要·政论》)
(四)既要适变,又要守恒
关于“道”,老子说它有四个特点:大、逝、远、反。意思是说道不仅无所不在地无限大,而且它又是不断变化的(“逝”原指时间、河水的消逝、流逝,这里是变化之意),这种变化一方面久远无穷尽;一方面在千变万化中往往又会反正,即返回某些应坚守之道。就是说世界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总有一些问题恒定不变,即所谓恒中有变,变中有恒。由此,可以说优秀的广电传播不仅会适应世界之变,做到与时俱进,同时又会在变化之中跳出迷乱,回归和坚守某些恒定之道。
胡锦涛同志在“6·20讲话”中对《人民日报》的同志说:“同志们办报,也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
每个记者、编导都希望自己的报道、节目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使报道或节目具有全局意义乃至长远意义。这个全局不仅指全省、全国,在全球化时代还指世界。
包头电台的消息《从无序到有序,中国稀土有了定价权》,当初我提议其获奖入围时,只有这样两点考虑:第一,在对外贸易中,同类企业相互压价、自相残杀,外国得益、中国受损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条消息对此有针对性;第二,我国已是国际贸易中的积极参与者,但只是个游戏伙伴,却不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包括定价权。这条消息对此也有针对性。
稀土包含多种稀有金属,一旦使用它,就可以改变某种金属的性能,如硬度、强度,因此稀土被称之为“工业味精”、“工业维生素”、“工业的牙齿”。因为它不仅大量运用于电视屏幕、电脑硬盘、光纤、医疗呈像设备等民用产品,而且广泛应用于导弹等高端军事技术,因此又被称为“战略金属”。
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稀土资源在中国。所以邓小平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美国一位自然资源分析师则说:“中国是稀有金属的欧佩克。”
既然稀土是“战略金属”,既然中国是稀土资源大国,中国就应将稀土生产和出口纳入国家战略,不仅要有序开发,而且应掌握国际市场的主导权,同时更要注意环境保护,因为稀土中许多元素具有放射性。但恰恰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20年里,中国稀土无序开发,急功近利,不仅严重污染了环境,对当地的生态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居然把作为“战略金属”的稀土卖出了“土豆价”,一卖就是20年。这又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战略利益。
痛定思痛,2009年8月,国家制订了稀土发展规划,对生产及出口加以有序规划与控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稀土的开发与出口从无序回归有序;从过去的企业利益本位回归国家利益本位;从罔顾环境及人民健康回归保护环境和保护人民利益本位。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环境保护正是你无论怎样发展都必须回归和坚守的恒定之道。但这一来,西方哗然,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媒体大力鼓噪,诸如中国稀土“威胁论”、“卡脖子论”等纷纷出台,日本甚至扬言要提起诉讼。
一句话,在包头台那篇消息播出两年后,到2009年八九月份,中国稀土的生产和出口一下子成了西方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反过来又一次证明了当时这篇报道的价值。
随着中国的国力、竞争力的增强,国际间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实地提到了媒体面前;随着深入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也现实地提到了媒体面前。包头台的这类报道体现了这种视野和思考。反过来,如果为了地方利益、眼前利益,任凭无序开发、无序竞争,媒体无视、失语,不仅偏离了在国内、国际两个背景之下新闻报道应有之道,也偏离了新闻报道必须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之道。
总之,传播规律、传播之道不仅是日常报道、日常传播之道,更是广电传播创新的第一要求。道虽然是隐性的,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是一种近乎常识、常理的朴素存在,正如前蜀杜光庭所说:“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道德真经广圣义》),但道却是成就一篇报道、一个节目的起点、基点、支点和亮点,是报道和节目之魂。因此,首先坚守和遵循这个道,然后通过个性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去张扬它,才是真正的创新之道。
既然道“覆天载地,廓四方,析八极”,因此广电传播创新之道显然绝不止上面所提几点。如再举几例,诸如“三贴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与理念,以及中共十五大以来提出来的一系列科学思维、战略思维、战略命题,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念与命题;比如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比如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理念;比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比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都是广电传播创新必须坚守和弘扬之道。
孔夫子有言:“朝闻道,夕可死矣!”可见他把道看得多么重。晋代葛洪说:“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抱朴子·极言》)宋代学者陆九渊则认为,“道非难知,亦非难行,患无志耳。”(《与侄孙濬》)因此,我们不能把传播之道看做是虚空的东西,或知虽知,但仅仅挂在嘴边,畏首畏尾,知而不行;或者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收听率而偏离道这个轴线。“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只有当广电传播具有厚重的道的内涵和宜人的道的果实时,广电传播才能释放更大的魅力,赢得更好的口碑,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经世之作来。
本文系作者2009年12月19日在(哈尔滨)中广协会举办的广播电视节目创新论坛上的发言。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3期、河南广电局《中原声屏》2010年第1期。收入中国广播影视大奖2007—2008《广播电视节目奖获奖作品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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