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非典时期流言传播的心理现象

非典时期流言传播的心理现象分析

王　乐　陈　曦

(西安工业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非典型性肺炎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在医学工作者仍然为破解非典防治方法而努力的时候，传播学界的研究人员也在盘点非典时期的种种传播现象。非典时期流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非典流言传播影响了社会安定，它的广泛传播与民众的恐慌心理及从众心理等心理现象密切相关，在危机状态时期政府和媒体应采取相应措施遏制流言的传播。

关键词：非典型性肺炎　流言　危机状态　恐慌　媒体

2003年，我们经历了一场终生难以忘怀的特殊战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非典型性肺炎的突然袭击。非典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医学上的难题，更挑战了公共关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这期间，各种各样的流言伴随着非典在神州大地上肆虐，也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流言提供了一个范本。笔者旨在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在前人研究流言现象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知识，对非典流言进行分析，考察其产生原因及传播心理特点，从而为危机时期流言的控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关于流言

流言是指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可见，流言所传的事物往往无法被确切地证实，而它的产生跟公众感兴趣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有关。非典时期留言的种类很多，有关于病因的流言，如美国在中国投放生化武器等;有关于非典肆虐程度的流言，如中关村被封，北京将要封城等等;有关于如何防治非典的流言，如放鞭炮、烧香、喝绿豆汤等等。这些均反映出流言的特点。

二、非典流言的产生符合社会需要

(一)危机状态促成了非典流言的产生

所谓危机状态，是指社会有机体遇到意外社会干扰，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体制遭到人为力量破坏，所引起的不安定状态。非典与我们的生活甚至性命息息相关，它的传染性很强，如果传染上会有死亡的危险，接触过非典患者连人身自由都要受到限制。在这种危机状态下，人们极易产生恐惧和不安，加上政府与主流媒体的表现差强人意，导致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社会事件面前，整个社会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局面，促使流言产生。

(二)在信息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有关非典的流言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需要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媒体的缺席，使有关非典的消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而人们强烈渴望对事件有充分的了解，于是依靠人际关系的口头传播、新媒体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等等非正规渠道获取更多信息，这也是造成流言产生甚至肆虐的先决条件。

三、流言传播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分析

(一)恐惧——恐慌心理

当人们遇到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境遇时，会产生恐惧心理。一般情况下，人们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恐惧和不安，于是趋利避害，本能地逃离危险情境。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适度的紧张与恐惧使人们更加重视自身卫生，注意室内通风等等，一定程度上对人类自身有保护作用。但是当恐惧与不安超过了适当的范围就变成了恐慌，它的传播速度、感染力和破坏力比病毒本身带来的危害更加可怕。对个体来说，它会使人丧失理智，表现出种种非理性的行为。如：轻信荒诞的流言，疯狂抢购日用品等。对社会来说，这种恐慌具有可怕的“传染”特征，一个人一旦产生了对某种事物的恐慌心理，就会把这种情绪迅速地传播给周围的人，不良情绪在社会上蔓延，造成人们对正常现象的猜忌和疑虑，加剧了恐惧程度，同时为大规模流言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我们可以看到，非典流言的传播就是公众在面对恐慌时恐惧不安及种种复杂心理自我投射的体现。心理学上的投射是指“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也就是指一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回顾一下非典时期种种流言版本，我们不难找到这种投射的影子。如关于“正在流行霍乱”的流言不正体现了传者的恐惧心理，而关于“美国投下生化武器”的流言，不仅投射着传者的不安也反映了对美国的憎恶。同时，当人们处于危机之中时，认知能力有所下降，对社会流言的辨识能力也随之减弱，较易听信各种流言和不实之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龚文庠教授指出：“人的一个基本心理功能是对外部世界作出解释和预见，失去了这种理解和预见能力，人就会感到不安。”非典时期，公众对外部环境认识的不确定性增加，而这种不确定因素引起公众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安全感、恐慌和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下，流言的产生为公众解释了周围环境的变化，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就如同让·德吕莫在描写西方国家恐慌的书中写道的，流言是“对普遍存在之恐慌的承认与解释又发泄的第一个阶段，能让群众暂时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它是威胁的认同和对无法再忍受的状况的解释”。考察非典流言的内容，我们发现，它们中大部分都是人们试图调动以往相关社会经验和知识积累，寻找问题的真相及解决方法以缓解心中的恐惧与不安的反映。这是人们面对新问题时内省式思考的外化形式。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凭人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无法解释，于是人们用霍乱、致命流感等来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

(二)从众心理

我们知道，在传播中存在着群体压力和趋同心理的影响。个人对多数人的意见会持较信任的态度，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此外为了避免群体制裁，人们也趋向于支持多数意见。W·巴克在其《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实验资料表明，个人能被别人诱惑而感到不相信由自己感官得来的证据，这是不足为奇的。遵从的压力确实能迫使个人接受大多数人的判断，这不仅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如此，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在判断的错误是明显的、肯定无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时，这种表现尤为突出。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把人称为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之所以生活在集体中，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它能提供给人们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安全感。在突发性事件中，作为个体的人们，显得更为无助，所以更倾向于寻求集体的帮助，归属感会使人们觉得更为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将多数人的选择看做是最有效、最安全的选择，每个人都希望和多数人保持一致。(www.xing528.com)

从以下谈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众心理对流言传播的影响。“咸宁市温泉城区一位李姓市民告诉记者，‘并不信这事，但别人都放鞭炮了，也就跟着放，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图个心理上的安慰。’”“‘大家都这样，如果你太格外，反倒很显眼，跟着做吧，反正没有什么坏处。’一个武陟县的青年说。”

四、遏制流言肆虐，保障社会稳定

非典时期的流言不仅造成了社会大规模的恐慌，引起各种骚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我们正确、及时地处理问题，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非典病毒本身。因此，在危机状态下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必须遏制流言的产生和传播。

(一)流言未必止于智者

通过对各种流言的分析，发现在民风朴实，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人们易于接受和传播带有迷信色彩的流言，如婴儿开口说话等;而城市里流行的往往是一些“高级流言”，如霍乱正在流行等。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而同时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手段接受传播流言的机会更多，也不知不觉地成为流言传播链中的一分子。在危机状态下，流言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没有批判能力、怀疑能力的受众，极易得到迅速传播。因此，必须加强公众抵御流言的能力，减少流言广泛传播。而增强受众的批判能力，一方面依赖于公众自身文化和心理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培养公众的质疑精神。我们可以看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各国已经意识到流言的威力，他们或利用传单煽动别国人民的恐慌，或利用流言诊所避免本国民众陷入流言的漩涡，并利用宣传画或口号(如“害不害臊，多嘴多舌的人”)来发动民众抵制流言。而在非典之前，我国学界缺乏对流言现象的认识及系统研究，而民众更是没有接受过关于如何抵制流言的教育，认识不到流言会对社会及个人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并且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流言漩涡。上世纪，奥尔波特等人写作《谣言心理学》时，在前言中写道：“我们抵御谣言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所有道听途说的描述持普遍怀疑态度。”作为一个平凡的个体，面对流言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而不是轻信他言，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做流言传播中一枚可悲的棋子。

(二)流言止于公开

非典时期正是由于正规渠道的不畅通，使人们无法充分了解事态发展，才求助于其它非正规渠道。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政府和主流媒体产生不满和缺乏信任，这也是为什么非典报道走正规渠道后，流言还肆虐不止的主要原因。因此，面对危机时，政府首先要有“危机攻关”意识，建立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政府越是把情况、措施说明确，其信誉度就越大，流言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利于消除社会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使社会受损最小化。其次，媒体应该发挥其协调社会的功能。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告诉民众发生了什么，还应该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李希光指出，非典疫情报道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向公众提供那些能帮助他们了解和控制疾病的信息——即公众就健康威胁需要知晓的情况;疾病的征兆与症状;疾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个人感染疾病的几率;预防疾病的手段。只有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并引导其产生科学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流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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