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西部人文论丛

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

刘忠宽

(西安工业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关键期，存在着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已居于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是在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衰落之后兴起的，有多个流派。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积极影响是：防止滥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有利于人们在国有企业改制中解放思想;其消极影响是：有些人不顾中国国情趁机鼓吹全盘私有化，片面强调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改革　国家干预主义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现在正处于关键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中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私营经济抱怨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和国家对私营经济在贷款融资、进入领域等方面的实质性限制和歧视。国有经济则抱怨国家的政企不分，企业各种社会负担沉重，企业法人地位难以落实，不能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其次，城乡二元经济对立进一步凸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趋缓，使当初设想的以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战略面临严峻挑战。上亿民工在城市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市里人满为患、农村农忙时节劳动力不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失去了主力军等。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农民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长此以往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

第三，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和剧烈分化。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阶层的划分方法已远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由私营企业主、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科技人员、部分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中产阶级、和由城镇失业工人及农村贫困人口等组成的弱势群体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官商或权贵资本的兴起成为转型期社会有机体上不断恶性膨胀的毒瘤。

第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容乐观。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额不断扩大，并保持了长期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世界分工的中低端，经济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有下滑趋势，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严峻挑战。

第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协调问题日益显露，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呼声不断高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以自由、民主为诉求，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启蒙主义阵营，与左派教条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展开论战，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赢得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时期知识界总体上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虽然也有“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但1989年的政治风波最终宣告了知识界的分裂及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的离心倾向。持新权威主义立场的思想主导了社会舆论，认为经济方面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必须继续进行，但改革步伐不宜过快，要保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和控制能力，政治改革应该缓行。新权威主义的经济改革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邓小平南巡讲话突破，但其政治改革缓行论时至今日还有巨大影响力。

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与此同时，关于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也成为思想理论界研究讨论的重点话题。市场经济能否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相容?如果能相容，那么是暂时相容还是长久相容?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如何处理?宏观调控或国家干预的内容和范围如何把握?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如何?如何看待社会阶层分化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冷战结束和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大国，转而又成为美国围堵遏制的重要对象。中美关系发展一波三折，中国战略环境的恶化甚至使民间社会也感同身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市场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系的重新认识引发了启蒙知识界的又一次分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对知识界舆论的主导，另一方面是“新左派”的异军突起。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随后兴起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按照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存在下去，既要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发挥作用，又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就是政府的手，就是政府要干预经济，不能全交给市场，政府要管，要起作用。如果这两只手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出路。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少数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新自由主义学会。1944年，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出版，这本书宣称国家干预主义将造成对私有产权和民主自由的践踏，形成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官僚极权统治，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但这本书当时的影响并不大。新自由主义分子的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坚持原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多少吸收借鉴了其他流派的观点和方法。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盛行多年，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状态。这时新自由主义活跃起来，把滞胀原因归咎于国家干预，宣称经济学应“回归古典”(即回归自由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思潮，在各国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具体主张，从而形成许多流派，主要有四个。第一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维也纳学派。认为国家干预造成滥发纸币和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形成经济滞胀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尊重私有产权，反对垄断，稳定通货，国际贸易自由化。严格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第二个，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反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认为对经济采取利率调节的金融政策效果也是有限的，关键是要把握货币供给总量。认为经济有自行调节的能力，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可归入这一派。卢卡斯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合理预期”，既然人们能对经济进行合理预期，那国家的各种经济调节政策造成的名义上的收入变动都难以改变人们的实质性的经济活动。第三个，以拉弗和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因为里根政府采用这一学派的政策主张多，故又称里根经济学。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税收影响投资和人们从事工作以获取收入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生产下滑和把税收负担通过商品销售价格的提高转嫁给消费者，引发通货膨胀。因此，主张减少税收和政府开支来刺激生产和降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第四个，以加尔布雷斯和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这一派强调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产权清晰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而大企业特别是公有制的垄断企业由于产权不明确和管理层次的繁多产生管理者脱离实际、形成特权阶层和市场垄断，从而加大了交易成本。因此，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限制大企业、扶助中小企业。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的影响并不大，但在中国却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这表明人们对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加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介绍。上世纪80年代人们大多关注国家干预主义的学派。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当时中国刚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增加市场调节的方向迈步，国有企业(更准确地说是国营企业)比重非常高，因而政府如何处理好计划(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和宽松的指导性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国有企业是全国上下都关心的话题。第二，当时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仍保持着巨大活力，增长速度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加之地域上的近邻关系，许多中国人把日本模式当做借鉴甚至效仿的对象。第三，中国研究介绍国外思想有个过程，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不可能和世界流行思潮同步。而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早已是家喻户晓，自然容易在中国广泛传播。

80年代新自由主义也在中国登陆，但影响力非常有限。开始大范围传播是90年代后期的事，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是在最近几年。西方学者有一本解释经济全球化的书，名为《华盛顿共识》，并很快成为七国集团共识，然后俄罗斯也加入进去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三化，即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尽量减少政府的经济调控)。(www.xing528.com)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借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霸权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的企图也不可否认。我们国内有些人也确实在鼓吹全盘私有化，最典型的就是新制度学派的张五常，他认为私有化才能使产权清晰，使交易成本降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就得私有化。私有化的方法就是把国有中小企业直接卖掉，大企业股份化后逐步卖掉。为了减少私有化的阻力，不惜用金钱和股票收买共产党的官员和现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有的人认为私有化要从经济的中枢——国有商业银行着手，使国有企业断绝资金来源，以便搞死国有企业，促进私有化。土地也要私有化，否则就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

以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主张，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研究和介绍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民众都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应该允许人们对其了解和探讨，其中的合理因素也可以在学术研究和制定政策中借鉴和吸收。况且针对某些具体行业和具体企业来讲，也未必国家经营就好，私人经营就坏。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已经卖掉了一些国有企业或者一部分股票，因此不必要一提起民营化就如临大敌，就不分青红皂白迎头痛击。民营化有个“度”的问题，只要适度，也未必不是好事。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防止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近年来的扩张政策，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也造成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和令人触目惊心的银行坏账。多年来，我国官方公布的银行呆、坏账率在20%以上，且有不断恶化趋势。财政赤字也连年攀升。

(2)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和行政垄断行为。

(3)有利于舆论制约政府行政开支的膨胀。

(4)有利于各类企业在扩张发展中提高风险意识，企业不是越大越好，不是涉足行业越多越好。盲目扩张导致企业破产的事件前几年颇多，就与企业管理者的认识偏差有很大关系。

(5)有利于人们在国有企业兼并破产方面解放思想，减少合理改制方面的思想阻力。

新自由主义作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1)新自由主义主张尽量减少国有经济的涉足领域，忽视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也需要有严密的法律制度作保障，不是短期内仓促能完成的。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有多方面原因，要考虑国有企业承受的社会负担和为社会稳定所做的牺牲。

(2)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其调控方式和重点发生了转移，极端自由主义在西方也是没有多大影响力的。西方80年代存在通货膨胀和社会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而我国近年来物价平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社会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如果这时以压缩财政开支为由削减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开支，实质上就等于有意制造不平等现象。

(3)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是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和法制为前提的，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竞争的起跑线往往是不平等的。认为一旦私有化就可以消除特权和垄断，就可以产生平等竞争的局面，这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4)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仍需政府在外贸方面加强宏观调控，以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以经济全球化为由否认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新自由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那我们就应该合理引导，趋利避害。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流派的介绍和研究，防止思想舆论的片面“一边倒”。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公羊主编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7

2.罗志如、厉以宁等著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8

3.吴易风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几个问题　宣传教育参考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宣传处编　总第99期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