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对中国城市化的质疑

边　路　张江朋

(西安工业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本文从理论出发，阐述了中国城市的困境及问题，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即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大城市化、中、小城镇化空间并存发展以及城市文化与诚信的提升。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

一、前　言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城市化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亦属于城市化范畴。2001年，我国建镇增长了近10倍，总数达到20374个，而乡的数量则下降了近3倍为19341个，建镇数量首次超过乡。最近十年来，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外来妹、打工仔、浙江村、温州村等名词的频繁出现，以及春运期间大量民工返乡、返城的事实无不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印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1.3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7.3%，而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据此推测不难得出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的目标是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多少为益，城市化水平提高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会不会大幅度改善，城市居民就业压力怎样解决，城市功能能否更大的发挥作用，这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要面临的问题，这些已经或即将暴露出的问题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规律。中国城市化应走一条从本国实际出发有本国特色的道路。

二、理论综述

(一)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尽管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常常用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是拉尼斯—费景汉在继承其观点的基础上，又指出刘易斯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刘易斯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于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至于农业是否发展，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产品的扩大需求，劳动力转移就受到阻碍，可以说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产品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强调了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二)托达罗模式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达罗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也阐述了人口流动模式，认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的模式中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惟一的原因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一般工资水平一个适当的比例，农民就会离开农村去城市谋求新的职业。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了城市不存在失业的这样一个假设，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失业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农业边际产品是正数，城市失业水平很高，但乡村—城市劳动力迁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在加速。由于发展中国家失业的存在，托达罗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入城市时不仅需要考虑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也需要考虑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

(三)塔克(STARK.O)和布卢姆(O.E.BLOOM)模型

塔克和布卢姆提出了移民的新经济学解释。该理论强调移民是由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迁移不仅是为了获得预期收入，同时也为使家庭收入的风险最小，因此区域间收入差异不是人口迁移的必要条件。即使区际收入差异缩小，由于其他市场(如资本、保险市场等)未能得到有效发展，农村人口仍然会向外迁移。

以上三个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①城市化进程中要同时发展农村经济。②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就业压力大，若为理性农民会多方面比较流入城市的机会成本与可能收益。③城市化需要福利、保障的健全，否则农村进城者会返乡回村。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模式、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但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东西方诸多方面的差距，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化要走自己的路。

三、中国城市化的困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困境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做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市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市化同一个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第二，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致城市是中心还是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改地设市后，很大的乡村区域都变成“城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还造成了统计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整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三，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www.xing528.com)

第四，城市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第五，一些城市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三)原因分析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困境是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遗留下来的矛盾;空间上城市化进程有快有慢;需要转移的人口太多。困境的产生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又是我国总体经济实力落后的反映。

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我们除了面对别无选择，但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这是我国的严峻现实。尽管GDP的增长让发达国家恐惧，但非指标的切身体会不容乐观。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了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这种差距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

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成本要大于收益。我国每年新增人口1600万人，新增人口对于GDP的拉动根据测算是4%，即GDP中7.8%(2002年)中有四个百分点是新增人口带来的，但是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300万人，接近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试想我们的城市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再接纳这1300万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又必然导致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城市贫困、失业又将压力再次转向城市。城市化追求的不仅是人数的增多，城市化要的是规模经济效应、聚集效应、全社会福利的提高。

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原因如下：首先，我国城市划分标准偏低，而且以行政划分为主，经济实力划分无从体现。我国现行建镇标准如下：①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②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③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000人，如确有必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

这种划分没有从经济意义上体现城市化的好处，被分散化的国家财政拨款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效率低下，很多资金打了水漂。城市是资本、科技、文化、设施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城镇过小，城市的大多数功能无法体现，只能得到城市化水平这个数字效果。其次，一味追求数字上的城市化，实质上的东西大大忽略。全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在发展城市的同时发展农业经济，但事实上，我们的农村生活水平有返贫的迹象，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协调，这种“包装”出来的数字是不会稳坐泰山的。再次，追溯历史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城市在政治、经济上都统治着农村，而在西方国家封建制度下，政治上农村统治城市，经济上城市依附农村。加之，中国土地实行世袭制，可以自由买卖，难以发挥土地的规模经济效益;欧洲土地为长子继承制，继承了土地的长子只能将土地再传给长子，这样延续的结果，使土地可以成片经营，规模使得农村人生活富足。这种差异使得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按部就班地由无形的手来完成，而我国则人为色彩浓重，人为强制推行城市化。西方人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城市化经历了数百年，而我们这个只要按人均计算，排名就倒数的穷国，要在几十年内完成城市化，确有拔苗助长之嫌。最后，我们的经济实力确实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一大障碍，要创造城市就业就需要投资，国家走财政，弊端在于大项目走的是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而实际上仅仅是对大城市的投资，北京“迎奥运”将投入2000亿元，上海迎“世博”也差不多要投入这个数;一些城市拟斥资2000亿元建设地铁。事实上，如果2亿元投到北京就如同漂亮的姑娘头上多了朵小花，或许人们看不到明显的变化，但用到中小城市，就可能使一个长相平平的姑娘改头换面，可以增加更多的企业，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城市化道路困难很多，需要我们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到进行合理城市化的有效途径。

四、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些构想

(一)城乡并举发展，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城市功能化

依据拉尼斯—费景汉的观点城乡应共同发展。只有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业剩余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产品的扩大需求。农村与城市应该协调发展最终消除城乡间的那堵墙，达到均衡稳定的状态。欧美人喜欢乡村生活，不仅仅是因为乡村的恬静，更重要的是在恬静生活的背后是城乡收入差距几乎为零。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还多的人口，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壮举，但是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大多数仍过着与城市人天壤之别的生活。不是我们的农民懒惰，也不是我们养活了华夏儿女五千年的土地已经很贫瘠了，而是依然有开发的潜力的她我们没能把目光集中到其更具潜力的地方，我们没能用土地规模经济效应使她大放异彩，而对土地依然眷恋的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背井离乡，去城市打拼。我们的城市人，天生有着一种优越感，但是转型中的中国问题也会光顾他们，国企改革了，很多人失业了，劳动力供给增加了，钱是越来越难赚了，住房也改革了，上大学要交钱了，工作越来越累了，工资却不见上涨了。竞争是更加激烈了，我们城市人的生活到底怎样了!这样看来，适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必要的，但转移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过度，这种度的控制，更需要农村自身的发展，需要农业产业化的早日实现。很多商家喜欢在城市中寻找虽然多却难寻的机会，然后与觊觎这块蛋糕的人“分享”，然而农村这块蛋糕迫切需要有人能够体味它的香甜。只有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才能更快实现GDP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大城市化、中、小城镇化空间并存发展

城市化不仅是城镇人口的增加，更应是经济指标上的体现，而经济指标也不单纯是GDP，更多地增加了恩格尔系数等这种具有人情味儿的指标。大、中、小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上海、北京就不能因为有城市病、有高发的SARS而放弃其自身的扩大(当然，国家也决不会这样做的)，金融中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定位，区位优势与辐射效应让我们有充分理由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致命弱点在于人均分摊的成本高，但如果城市具有吸引力，在建设之初尽量避免短期行为，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增加，必然会降低均摊成本。而城市的吸引力体现在环境、待遇、机会、个人实现等方面。均摊成本降低的前提是尽量减少或排除重复建设，走在中国的大街上，可能会经常看到挖坑填沟、填沟挖坑，当然，一方面证明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做事情的短期行为。欧美国家在城市化初期就最大限度的预留好了未来可能需要的线路管道的空间，我们有那么多设计人员、城市规划人员，一定能解决好我们的“补丁工程”。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区际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以及中小城市间的贸易往来，通过竞争将本地产品升级，应允许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必要时对那些“弱势城镇”扶植，更应注意的是，我们允许贫困的存在，但这种贫困只能是极少数人的。

(三)文化与诚信的提升

实现城乡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文化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可以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提高起作用的文化知识;其次，是人的诚信以及整个社会的诚信。人力资本(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极其重要，罗默在1990年发表了著名的《内生技术变量》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人均产出增长率与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比重成正比，与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正比。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而美国、加拿大对外国人移民的要求是技术移民，其本国大学教育比重都在70%左右，流动劳动力很容易容入主流社会，这一点我们目前无法相比，我们大学普及率仅10%左右，而且职业教育势头十分不足，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应该是一项国家、家庭一齐出力的事情，人力资本可以给社会创造财富、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可以加速我国有效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诚信的提升势在必行。诚信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无形资本，在经营城市中、吸引外资中、城市贸易中至关重要。同样的价位，为什么人们愿意与山东人打交道而不愿意和河南人做生意，因为少数的河南人坏了行规，扰乱了市场，河南的良民则深受其害，这不发出了《河南人惹谁了》的声音。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驱动下，一次的欺骗可能会让你以后无利可图，理性人会放弃对欺骗者的选择，甚至殃及池鱼。城市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壮大自身实力，诚信是城市保值增值的武器。

五、结束语

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世纪，数据指标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我们应该依据中国国情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城市化之路，农村与城市正如手心与手背，血脉相连，需要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应该在经济实力上得到体现，只有把农村的事情兼顾好了，城市才可能大踏步地勇往直前，城市功能才能最大的发挥，城乡差距才能得以最小化，全面小康的构想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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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张敦富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10

3.蔡　昉，张车伟等著　人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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