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太高了,相信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房地产商说房价不高,有一套非人性的数据做基础,还有很多套非人性的经济学理论做后盾,冷冰冰的数字推来算去,房价不这样还能怎样?甚至房价越高数字越好看。但是,站在人性的立场,有良心的统计局官员说,在北京买一套住房需要祖孙三代的积蓄。这个结论怎么看,都离人性化有距离,不像是以人为本的样子。显然,这是以经济为本,把人变成经济的奴隶、数字的奴隶的结果。那么,面对高房价,究竟怎么办呢?
龙永图先生说,现在房价高,主要高在土地供应上。龙永图先生的话,让很多人叫好,先不管他对不对,听着开心就行。由于我国的土地供应主要由政府掌控,因此,龙永图的话显然是说政府的地价太贵了。于是,一群房地产商人顺着龙永图的话锋说,政府少从土地上挣钱,房价就能降下来。听着有道理吧。按照房地产商人非人性的数字计算,政府地价降到零,不要钱白送,房价降了,他们更能赚大钱。按照房地产商的逻辑,房价太高的责任完全在政府。因此,解决房价过高,就要让政府大出血,房地产商还是毫发无伤,减去一块别人的成本,房地产商顺水推舟减去一块房价,而自己的利润嘛,外甥打灯笼——照旧,也许还有更大的搬挪余地,这样最好了。
政府当然不会把地价降到白送的地步,于是,“农地入市”成为热闹的话题。所谓“农地入市”,简单来说,就是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工业和建设用地。一些经济学家又用非人性的经济学理论解释说,扩大土地供应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地价就会降低,房价就会降低。反正,他们不把矛头对着房地产商,不把矛头对着资本。
扩大土地供应以降低地价,符合经济学书本理论。但是,从中国现实来说有问题。中国人口近14亿,18亿亩红线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在这个底线面前,可供入市的农村土地所剩无几。中国不像美国地多人少,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来盖房子。所以,“农地入市”对于解决房价其实作用不大。于是,茅于轼先生反复说,看不出粮食危机,18亿亩红线没必要。破了这条红线,就可以放手扩大土地供应,既不伤害房地产商人,又能降低房价。这叫“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然而,18亿亩红线真的可以不顾吗?全世界人口近70亿,未来30年,如果没有巨大的天灾人祸,世界人口可能达到100亿。到那个时候,粮食安全将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当18亿亩红线被不可逆转地大规模突破,未来几十年后,中国人很可能不得不向国外买粮食吃。到了买不到、买不起粮食的时候,今天的房价倒是降了,儿孙辈的粮价则涨了。儿孙辈粮食不够吃了,“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难道让儿孙辈的穷人拆了房子当饼干吃?
有点头脑的经济分析人士指出,就算大大提高土地供应,地价也未必能降。为什么?因为中国很特殊,土地供应者独此一家,就是政府。没有土地市场竞争,土地供应再扩大,地价也未必能降。而且,国土资源部已经澄清,“农地入市”只是误读,换句话说,18亿亩红线还是要保。于是,有限的土地供应,如何让房价降下来?合理的状况是,政府不以土地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把土地变成公益性资源,主动降低地价。这个观点理论上很好,如何实施?政府把地价降了,土地给谁,如何给?房地产商人大多是私营企业家,对此,政府如果对所有房地产商采取统一低地价的政策,那么,不同地段、不同区域的地价差异又怎么办?于是,只好按照市场规律来拍卖。拍卖说起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只要没有猫腻,谁都能接受。然而,一旦实行土地拍卖,地价就不可能低,天价地王一个个出现,破纪录比奥运会还快。(www.xing528.com)
天价地王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金融。很多房地产商都上市了,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按照非人性的数字计算,就是资产增值。资产一增值,股价就上升,融资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地产商的钱就更多了。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政府想降低地价,也做不到。股市及金融都是非人性的数字游戏,一旦政府拿出一块地,就被他们的血盆大口吞没。
对此,龙永图先生也是知道的。于是,龙永图先生说,政府应该自己盖房子,2/3的住宅建设应该由政府亲自干。先不管2/3的划分有什么依据,龙永图先生的话立即让房地产商又不爽了——那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吗?龙永图先生前半段话帮着资本家批评政府,后半段怎么又让资本家出局了?
这是高房价的怪圈,批评政府地价高,似乎有道理。但是,除非回到计划经济,全部由政府大包大揽,否则,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金融市场虎视眈眈的夹击下,政府即便想降低地价也做不到。大规模扩大土地供应不可能,放弃土地财政,政府主动牺牲土地利益,实惠也不会落到老百姓头上,而是立即转化为资本家的饕餮盛宴。怎么办?如果不考虑计划经济的选择,只剩下一条夹缝: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重新规范房地产、股市、金融等领域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
这需要大思路。中国现在的房地产规则、股市规则、金融规则等,都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美国已经出事了,我们可以暂且不管它。就算美国没出事,美国的现实条件也与中国不同。全盘套用美国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的高房价问题成为牵涉面极广的综合问题,所有经济学理论,在非人性的冰冷数字下,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它们也许能对得起资本家的钱袋,但肯定不能治好“三代积蓄买一套房”的社会疾病。中国只有结合自己的现实,建立一个政府可积极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才有可能走出这个怪圈。
这样一个目标,不仅需要专家型政府,还需要政府树立明确的道德定位。恰如统计局官员所言,“三代积蓄买一套房”,无论如何都是非人性的,都不是以人为本的。中国现代化,任重道远。“拿来主义”除了谨慎,还必须“以我为主”地消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山珍海味、人参鹿茸也会吃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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