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知识塑造思想与快乐

摩罗

刘仰先生是博客推出的奇人。大学时代学着如何造军舰，却“不务正业”想做文学家，咿咿呀呀吟诗作赋。后来一边在电视媒体打工一边研究文化学术，待到积累丰厚，乃以博客为平台，每天发一文，传播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我刚关注他的博客时，有博文700余篇，现在则积累到2000多篇。其文所涉知识领域煞是宽广。一位媒体主持人告诉我，他一直以为刘仰博客是一个团队在写，因为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广的知识面。直到登门采访，才知道那是一个人的作品，当时惊讶不已。

刘仰博文涉及时事、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经济、政治、宗教等许多学科，还有杂文、诗歌等，可以说天上人间无所不包。也许你认为这些内容都不过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的泛泛之谈，这种猜测实际上颇有风险。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对《红楼梦》从不敢置喙。刘仰却敢对《红楼梦》“大放厥词”，而且说得有板有眼。某次，一位红学家朋友对我说，找个机会介绍我跟刘仰认识认识吧，他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很有价值，我们《红楼梦学刊》想发表。我当时即使不算惊讶，至少也有点意外。刘仰“每天一博”的即兴文字，竟然值得专业期刊找上门来？

刘仰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他的广博知识本身，而是他在广阔知识背景下对中国社会的独立观察与思考。中国近几十年形成的文化思潮，颇有裹挟一切的法力，尤其是报纸、电视、网络（跟帖、博客、微博等），更是一窝蜂起哄的地方，受众别无选择地在这种起哄中被同化。刘仰是借助博客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写作者，他的许多观点却异于流俗。对待“文化大革命”、反右这些历史事件和进程，总有媒体予以批判、嘲讽、甚至“妖魔化”。可是刘仰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清醒头脑，不愿意随波逐流，显得保守、陈旧、过时，被人看做“左派”。

刘仰本人对于“左派”、“右派”的命名很反感，我却觉得这些命名有利于廓清一些是非。我认为刘仰就是中国语境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左派”，这也正是我对他的著作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我对刘仰成为“左派”感兴趣呢？说起来很简单，因为他比其他“左派”多了一层背景，他本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他的父亲当年因为被打成“右派”分子，被从上海流放到安徽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刘仰本来可以在大上海的优越条件下出生、成长，成为占领十里洋场的红色少年，结果却降生在安徽的农场。这里的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离上海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说他因父亲的厄运而遭遇厄运，不算过分。

可是刘仰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百年来中国起死回生的历程，对毛泽东时代以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致力于工业化运动的历史，都有公正的理解和公平的谈论。

刘仰那2000多篇博文，还有专著《中国没有榜样》以及他与人合著的《中国不高兴》，有大量的文字致力于维护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的正当性，他显然乐于成为毛泽东时代和制度的辩护者。

刘仰为什么能够超越家族和个人的命运，公正地理解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的合理性？仅从个人道德角度来理解，显然不够。我认为刘仰广阔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作用。

知识造就思想：说说刘仰这个人，古语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理解，本系常见。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看法呢？为什么有人要横看有人却只愿意侧看呢？这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立场问题，什么立场产生什么看法。而这立场骨子里是受利益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对社会精英群体采取了抑制政策，这触动了精英群体的利益，所以，认为自己家族以前是精英的，或者期望自己在未来社会结构中一定要占据精英位置的，对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多半没有客观研究的耐心，而愿意予以简单化的否定，对毛泽东个人，也多半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予以妖魔化描述。

刘仰本系此类，他没有以他家族的利益和经验左右自己的现实判断。那么，他的不同流俗的现实判断，其依据来自哪里呢？

来自我正要讨论的、制约人们观察问题角度的第二个因素：知识。刘仰的知识面特别宽，拉得开思想的纵深，看问题不会囿于一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等纷繁芜杂的关系中看出它们的逻辑联系，所以就有豁达、深邃、宽广的境界。一个人知识广阔、识见超群，他的观点就可能超群出众，他的思想就可能怀远追终。

此间的道理无暇多论，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就以刘仰经常谈论的毛泽东作为例子吧。二十世纪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各派总共掌握着二百万军队，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惨遭杀戮，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却决意以共产党名义发动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带着这支装备极差、不足千人的队伍上井冈山，意在以此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后来井冈山红军最兴旺时期，也就一万余人。以一万余人对抗两百万人的国军，还有国军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怎么会有胜利的可能呢？许多人对此予以质疑，当时的中共中央也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给过毛泽东撤职的处分。可是毛泽东却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观点和信心为什么与众不同？

毛泽东对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的分析，始终是结合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相互斗争、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来进行分析的。那些反革命势力之间不断斗争、不断火并、不断分裂的复杂局面，就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革命力量，是在与反革命力量的互动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由于毛泽东知识特别渊博，他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洞悉，他对国际殖民势力与国内买办势力的勾结、摩擦、分裂的动态局势的把握，使得他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火眼金睛。

毛泽东能够找到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最终为中华民族找到了复兴的起点和发展空间，跟他的信念分不开，跟他卓越的洞察力分不开，而他的信念和他的洞察力，又跟他广阔博大的知识结构分不开。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造就，在毛泽东这里表现得颇为明显。

在刘仰身上，也有显著的表现。刘仰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借助最爱起哄的网络媒体走向读者的写作者、思想者，却有着决不参与起哄的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有着卓尔不群的识见，其原因就在这里。(www.xing528.com)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刘仰能够拥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呢？这就关系到对于中国文化潮流和教育资源的描述和判断。

中国的文科大学生，大都是按照西方学科分类，在学堂上了解了某一种学科的知识。而那些学科所教授的知识，也都是按照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观察世界、评价世界，其价值观、其立场、其利益依据，都是西方的。说白了，大家只学会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如果哪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社会运动、国家制度、政治立场具有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倾向，而不是刻意屈服于西方的利益，那么，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就一定会予以否定和批判，甚至会极尽妖魔化之能事。毛泽东的事业无疑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其制度予以坚决否定，正是西方的利益所决定的。

我们虽然把大学毕业生统称为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资源，只能成为承载西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分子，只知道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及其制度予以妖魔化的人群，远不只是在那个时代受到冲击的精英群体及其后裔。部分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人群，很大部分都是非毛派，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西方意识形态，难免只知道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

在流行世界的西方学科分类中，每个学科都有预设的结论，每个学科都按照这个结论的需要配置了既定的知识。知识与结论之间永远相互循环，相互论证。任何一个没有智力障碍的人，在这一套概念中浸泡十年八年，就有能力像蜘蛛守住蛛网捕捉昆虫一样，守住这个学科获取生存资料。所谓学者，不过就是这种会思维的工具，日夜操劳地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知识学科及学科背后的利益主体。在西方权力和西方知识控制世界的几百年间，所谓知识背后的利益主体当然就是西方国家。

举个例子。英国在大工业生产出现之前，乃奉行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实行贸易保护，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具体说来，英国的强大一方面肇始于对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则借助于对西班牙金银运输船的劫掠，以及对荷兰航海运输的抵制（实行关门主义，所有英国贸易不要荷兰船队染指，一律由英国船队运输）。当他们的大工业生产发达起来，他们需要世界各国为他们提供工业原材料，并成为他们倾销产品的市场，这时候他们转而以国家力量推广市场经济学说。其他西方强国（比如德国），一面与英国的商业入侵相博弈，一面在自己控制的殖民地推行起源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稍有历史视野的人就不难看出，这个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学说，是在特定的产业背景下、特定的国际政治框架中，为特定的强权国家服务的，它是用来给殖民地精英群体洗脑的学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曾经将这些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有能力发明这些学说为自己服务，也就有能力穿透和驾驭这些学说。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既不愿意做西方的原料供应地，也不愿意做他们的产品倾销地，而是大刀阔斧地建设着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西方殖民世界五百年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它从根子上打破了西方殖民掠夺的基本模式，更是捅穿了以市场经济名义出现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惜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谫陋之士，没有这种国家立场，也没有这种识见和慧眼，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强权的洗脑，错误地将那些为国际强权服务的意识形态概念奉为金科玉律。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其他人文社科领域，都出现了跟着洋人起哄的混乱局面。

刘仰本系工科出身，他的人文社科知识，不是按照西方学科体制复制下来的，而是按照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孜孜以求寻找来的，尽管那些知识的表述方式还难免很西方，但是经过他本人的组装、消化，已经打碎了西方意识形态框架，进而能够一定程度地透过迷障看到事物的真相。他的博文和专著，涉及全球化、自由贸易、经济危机的文字不在少数，他的所有谈论，都以中国的经济利益为立场，而不是模仿西方的口型说话。

正因为不是按照西方学科体制复制下来的，刘仰的知识也就较少受到西方学科体制的局限，不会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他的优长之处。刘仰的知识结构让我更加相信，改造中国的教育，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知识只是材料，观点和思想才是果实。什么样的知识，就可能造就什么样的观点和思想。当下中国教育的资源配置和知识配置，为造就一些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打下了某种偏于一隅的知识底子。不过这个话题显然无法在本文展开，只好留待来日。

在这本《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中，刘仰对起源于西方社会、主导着世界潮流的幸福观，也有广泛的质疑和深入的反思。这种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他独有的知识结构。刘仰指出：“西方文明在推翻基督教统治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欲望不应该克制，满足所有的欲望就是幸福。而且，由于人的欲望层次，最容易被感受的，是人们物质层面的欲望，因此，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后500多年来，基本上将满足欲望的幸福感建立在物质欲望的领域。”

幸福观跟这个时代各种精神命题相纠缠，刘仰的著作，事实上能够启示我们对主导这个时代的所有精神文化，从整体上进行反思。

本文较多谈论刘仰先生的知识结构，过多强调了知识造就思想的命题。我知道这样谈论刘仰是很偏颇的。事实上，刘仰更令我敬重的，如前文所述，是他超越家庭际遇和个人成长经验，公正看待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实的眼光，是他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他对中华民族的炽热感情，让我深受感染。

最后引述一段我的日记。那是2008年4月5日，我从刘仰博客读到他的《旁观〈独立宣言〉》，非常赞赏，情不自禁发表了一条跟帖，那时我还不认识刘仰，完全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我称赞他是因为发现他不是“知识分子”，我颇有找到同类的欣悦感。这是我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刘仰，后来就经常阅读他的博客，再后来，就有幸结为朋友。那则关于《旁观〈独立宣言〉》的跟帖云：

非常宝贵的声音，算是见到一点真见解、真良知。

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这种见解，他们只会跟着西方人“纪念”“发现新大陆”多少年之类，早就完全被西方的谎言唬住了，没有了基本的清醒。

看来作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否则就说不出这些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事实感受和良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