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特点、结构和实质

三、帝国的特点、结构和实质

在《帝国》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民族—国家主权依然有效，但却已日渐走向衰落。“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金钱、技术、人力、商品——越来越容易越过国界，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少有力量去制约生产因素的流动，向经济施加它的权力。甚至最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在自身疆界的内外，也不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61]因此，主权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按照单一的统治逻辑得以整合。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62]。帝国的主权形式并不同于民族国家以领土为边界的主权形式，帝国的主权“是在各种边际地带得到实现”，“具有非连续的形式”，是“虚而非实的”、“非实态的”^[63]。“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帝国的统治没有限制。”^[64]但帝国的这个特点并未削弱它的力量，相反，恰是这个特点令帝国主权的各个机构的力量得到加强，使帝国具备了一种超国家的权力，这为它对民族国家进行干预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具体说来，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具有四方面的特点：

首先，帝国是一个“平滑的世界”^[65]，没有边界，无所不包。“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有效地覆盖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66]。不仅如此，“通过生产的非中心化和世界市场的巩固，国际分工与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已经断裂和多样化，以致不再可能划出大的地理区域作为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67]在当今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并没有以国家为分水岭，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有贫民窟，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也有亿万富翁，它们都表现了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特征。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世界并没有分成两块，分割成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中心和周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构成世界的是无数不完整的、流动着的差异。”^[68]所以帝国“倾向于一个流动不受任何限制的、灵活的、不断调整的、趋向于均衡化的平滑空间”^[69]。

其次，帝国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它“并不像历史运动中转瞬即逝的东西那样展示其统治，而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它位于历史之外，或位于历史的终点”^[70]。这里，历史的终点就是福山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是旧的治理秩序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

再次，“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登记注册”^[71]。帝国不仅管理着疆域和人口，也创造着安置其自身的世界；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帝国是开放的，它无处不在，它“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笼罩在它的世界秩序之下”，“又运用强有力的警察功能，打击威胁其秩序的新野蛮人和具有反抗意识的奴隶”^[72]。帝国是资本推动的结果，而资本不但控制着劳动，而且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从人的身体到感情，从生活到休闲、娱乐。

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鲜血之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73]。帝国是一种覆盖全球的政治秩序，无内外之别，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荣辱与共。因此，虽然帝国拥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内部仍然有争端、矛盾，但利益共同体和霸权的存在，使得争端往往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从而整体上维持一种和平局面。

帝国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它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统治结构，全球权力分布在民族国家及其联合体和各种国际组织之中。这个金字塔结构由“三个不断演进的更加广泛的层次构成，其中每一个又包含几个等级”^[74]。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超强权的美国，它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霸权——一个可以独自行动，但倾向于在联合国保护伞之下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的超级霸主”^[75]。处于第一层次第二等级的则是控制着全球主要货币工具的“一群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机构，诸如七国集团、巴黎和伦敦俱乐部等捆绑在一起。而位于第一层次第三等级上的则是一批“在全球水平上运用文化权力和生态政治权力的参差不齐的联合体”^[76]。

金字塔的第二个层次“基本上是由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扩张的资本流通网络、技术流通网络和人口流动的网络等所建构的”，以及附属于跨国公司权力水平的“自主的民族国家”^[77]。这些民族国家是全球流通的过滤器和体现全球控制的规范者，它们掌握并推广来自于全球权力的财富流通，并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人口。

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也是最广泛的第三个层次，则“由在全球权力安排中代表大众利益的团体构成”^[78]。至于普通的民众则不能直接融入到全球权力结构之中，而必须通过代表机制被过滤出来。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国家被认为是“人民”或“民众”的代表。然而，在新的全球框架中，民族国家并不是建构和代表“人民”的唯一组织，传统的市民社会力量也是“人民”的代表。市民社会包括媒体与宗教机构，而最重要的力量是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代表那些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们（战争人口，饥饿群体等等），或者甚至说它们代表全世界人民”，而且“真正代表的是构成‘民众’基础的生命力”、“所有普遍性的生命”^[79]。(www.xing528.com)

帝国的这三层政治结构，和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所分析的古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十分相似，虽然“没有真正回归到古老的波利比奥斯式的模式”^[80]，却也把古罗马帝国的君主制（monarchy）、贵族制（aristocracy）和民主制（democracy）整合在一起，并且能够随着社会变动进行即时的调整和安排。与此同时，普遍性与个体之间，权力的自明性和个体的自我判断之间，以及权力支配下的主体生产与个体自我发展之间，亦形成了对这个混合政体（hybrid constitution）的反抗。所谓君主制，一是表现为美国凭其强大的霸权对世界局势的控制权；二是表现为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生国际争端时所体现的君主般的仲裁权力。而所谓贵族制，指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国家通过制定规则来管理全球的经济文化和交流，如八国集团。另外，大的跨国公司之间协调与冲突的关系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的贵族制。而所谓的民主制，指的是由不同国家组织的联合国大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简单地说，帝国是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具有绝对统治权的主体，在它自己的逻辑内部蕴涵了上述全部三种古典统治的方式或标准。^[81]

作为一种全球政治秩序，帝国的控制、统治与现代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的统治不再通过现代国家的规训模式，而是通过生态政治的控制模式来进行”^[82]。规训社会是利用一套规训制度，比如在监狱、工厂等等来进行规训的外部治理，但全球各种斗争的融合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规训能力。而控制社会则是依靠命令机制从内部来管理社会生活，“民众只能按生产、交换、文化的内在路线来接受统治，换言之，在其存在的生态政治情境下接受统治”^[83]。“帝国的控制通过三种全球的专制手段来实行：炸弹、金钱和无线电。”^[84]这三种手段对应着帝国权力金字塔的三个层次。炸弹是一种君主权，具有毁灭生命的绝对能力，核威慑把每场战争降为有限的冲突、内战。金钱是贵族权，主宰着经济和世界市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不断扩张，进而控制了生产、流通以及消费领域，社会无一不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中，并且直接抵达人的主体性之中，使得人本身也成为资本世界的一个产品，使权力潜入到个体的意识和身体之中。而无线电则是民主权，控制着社会交往和通讯媒介。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反映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所推动的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就社会生产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被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所取代；就政治和文化来说，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society of discipline）转化为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政治权力伸展的性质也由结构性的操作拓展到微观、网状的生物权力，并渗入社会、身体当中。

关于帝国的出现，罗伯特·库珀在《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帝国》，以及《作为自由主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重组》等文章与专著中，提出了另一种叙说和“新帝国主义”理念。他指出，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国际秩序形态：一种为帝国式的；另一种为势力平衡式的。前者的内部拥有秩序，外部则为野蛮的非秩序状态，如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时代；后者由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态诞生，由此形成国家间的势力平衡状态，并成为20世纪人类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库珀认为，随着1989年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结束，势力平衡被打破，人类现在到了迫切需要建立新帝国的时代。库珀露骨地指出，前现代国家是“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的内战、恐怖主义、毒品、人口爆炸等问题迟早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为了维护世界秩序，后现代国家必须采用双重标准：对内仍以法律和共同防卫为基础；但若面对“失败国家”，就须采用19世纪的粗暴方法，即武力、先发制人攻击以及欺诈手段等，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政策。库珀认为，这种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符合人权要求和世界性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也是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的帝国主义。不断兴起的各种新帝国主义理论表明，与列宁时代一直到世纪初“左翼”对“帝国主义”的广泛批判不同，“当前的帝国主义可能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吸引力”^[85]，受到为数不少的右翼政客和学者的吹捧，美国的鹰派也开始使用“帝国”这个词并赋予它正面的含义^[86]。

其实，哈特、奈格里和库珀关于帝国出现的原因的分析，表面看来似乎不同，但在本质上却十分一致，他们实际上都承认或呼唤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政治秩序，并有意无意地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干涉别国主权进行辩护。虽然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是一种非场所性存在，并不指美国本身，甚至否认美国是帝国的中心，这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美国就是继承大英帝国之后的新帝国有所分歧^[87]。但哈特、奈格里仍把美国作为帝国的君主，认为美国在帝国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帝国实质，库珀和哈特、奈格里的分析并无二致，他们都极力美化帝国，把帝国打扮成和平的维护神。库珀认为，只有帝国才能维护和平。哈特、奈格里也认为，“在帝国的发展和扩张的根基之中有着一种和平的思想”，“和平才是社会的本质”^[88]。哈特、奈格里极力宣称帝国和帝国主义有显著不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其自身疆域的扩张，“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帝国主义的基石”^[89]，具有确定的边界和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的扩张充满着侵略和战争，流淌着被压迫民族的鲜血和眼泪，它制造出他者、对立，是排斥性的。而帝国则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时，是对帝国主义的替代。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90]。虽然“帝国的扩张运动中也浸透着鲜血和眼泪”，但“帝国的扩张同帝国主义扩张毫无关系，同为了征服、掠夺、种族屠杀、殖民和奴役而设计出来的国家机构也毫无关系”^[91]。

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所形成的新型帝国与欧洲15世纪以来的帝国，如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有显著的区别，那就是这些古老帝国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在海外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而新型的帝国，其扩张目的不是殖民地，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为了控制领土，进而控制资源，实现其战略利益。所以，这种帝国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共和国”^[92]，它虽然采取扩张政策，但扩张不是为了排斥，而是为了包容，是为了把对方纳入一个统一的帝国生产体系，向对方推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但无论是旧的殖民帝国，还是新的帝国，它们都强调控制，而且这种控制都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