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与帝国制度背后的制度基础

二、新政和美国宪法：帝国产生的制度基础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的产生既有其历史的动因，也有其制度基础，它是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构想的继承和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回归。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推动帝国主义向帝国发展的动力有三个方面。首先，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众向往解放的欲望所推动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帝国的产生，“唤出帝国的正是民众”^[43]。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日渐意识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了，否则，要么被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要么是资本主义彼此碰撞以至毁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协调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建立一种全球秩序的初步尝试。其次，资本和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国家主权形式发生了变化。最后，美国罗斯福实行“新政”及其在二战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广，使“超越帝国主义的真正过程开始生根”^[44]。“新政”所推行的反殖民化、生产的反中心化和控制政策超越了帝国主义，显示了帝国权力的新特征。

“新政”是美国对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种回应，是美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问题的一次改造，它是帝国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融合，是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会合，是劳工组织的泰勒主义、工资体制的福特主义和社会宏观经济规范的凯恩斯主义的综合。“新政”产生了最高形式的规训式政府。“随着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系统的发展，整个社会都处在资本与国家的规训之下，而且整个社会逐渐地，但以不可抑制的持续性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准所单独规训。因此，规训式社会就是工厂式社会。规训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形式和政府形式，以至于规训式生产和规训式社会趋向于完全合二为一。”^[45]

“新政”模式毫无疑问是属于美国政治的一种发展，但它也成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军高举的一面旗帜，让陷入绝境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亮光，被许多人视为通往全球复兴的唯一路径。二战后，美国以强大的军事霸权为基础，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以“新政”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重建，确立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新秩序。随着“新政”的施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治在二战后得到改造，围绕着以下三个机制被重新组织起来：（1）沿着从美国衍生开来的等级关系，逐步建构世界市场的反殖民化进程；（2）生产的逐步去中心化；（3）建构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向全球推广规训的生产体制和持续演进的规训社会。这三个方面促进了帝国主义向帝国的演化。这三项机制，即反殖民化、生产的去中心化和控制，也是“新政”帝国权力的特征，它远远地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旧手段。

然而，帝国主义从何时开始转向帝国的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真正转折点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可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趋向的最后时刻”^[46]，因为通过这场战争使美国认识到，老式的欧洲帝国主义道路是一条不归之路，在当今这个时代是难以为继的，必须退回到它原先的“新政”道路，采取帝国式的统治。

越南战争后，不同国家之间的斗争开始汇合并反对共同的敌人——国际规训秩序，“业已统治了全球近30年，即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经济秩序开始解体”^[47]，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废除。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市场得以真正统一，全球政治秩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被要求担负起确保和加强新的超国家权利形成过程的法律效力的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对所有地区的冲突进行军事干涉。哈特和奈格里认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确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所宣称的那样，宣告了帝国这一新世界秩序的诞生。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被展示为唯一可以行使国际正义的力量，第一次承担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其行动不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动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之名进行的，服务于帝国的利益。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只有美国（如果的确能担当起这个重任的话）一个国家，而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充当世界警察，维护全球的秩序。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国之所以甘愿不辞辛劳充当世界警察，维护所谓的全球秩序，是因为它不但想延续这种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且试图建立美国一国独大的霸权秩序。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越战失败、冷战结束不过是帝国这一新的世界秩序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而帝国的理念其实早就存在于美国宪法对主权的规定之中。美国主权观，实质上也是帝国的主权观，它包含了内在权力的思想，具有超验性、反思性、开放性、包容性。正是在这种主权观的指导下，美国通过不断追求新的空间与特异性来解决其内部问题，使其领土从13个州拓展到50个州，并在全球拓展其权力空间，创建了一个美国的帝国空间。所以，“正是在具有内在性特点的美国宪法的全球扩展中，当代的帝国观念才得以诞生。”^[48]美国的宪法是为了广阔的帝国而详细设计的一部最佳宪法，通过疆界的拓展和新的“特异性”（singularity）关系的发明或引入，美国的宪政危机得到不断解决。美国的全球性拓荒（实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扩张）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帝国。(www.xing528.com)

应该说，作为苏联解体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是最有资格称之为“帝国”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伊格纳蒂夫在2003年1月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的《负担》一文中指出，只有“帝国”这个词才能形容美国目前的现状和行事方式。美国是唯一通过全球五个军事指挥部来维持世界治安的国家；在世界四块大陆上拥有100多万名军人的武装力量；在每一个大洋上都部署了巡逻的航母战斗群，保证了从以色列到南韩的生存；在海外拥有兵力36.8万人，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军事存在；操控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主导着全球贸易和商业活动，而且还向全球各国人民的头脑中灌输了大量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当然，美国作为帝国，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帝国那样依靠政府和殖民来统治，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霸占战略领土。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来控制整个世界^[49]。这就是新帝国的“新”之所在。美国把伊拉克作为一个合适的打击目标，并非因为它代表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而恰恰是因为它根本不代表任何实质的威胁。美国这样做无非是要在整个地区及全世界“敲山震虎”，而它自己（至少白宫的那些天才们会这样认为）则几乎没有任何风险。^[50]美国并不想把伊拉克变为殖民地，其目的只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经济霸权，把美国资本牢牢地植入当地经济特别是石油工业之中，使伊拉克取代沙特阿拉伯而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并与此同时输出其民主模式。

从历史根源来看，帝国战略是美国针对21世纪安全形势的新挑战而作出的应对。“9·11”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认为，必须通过帝国模式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全。他们宣称，在21世纪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仿效英国、罗马等过去的帝国。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帝国》一文，鼓吹冷战后的世界必须有新的帝国来主宰世界秩序，以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有序，这标志着新帝国论的提出。此后，英美史学新宠尼尔·弗格森（Nial lFerguson），在2003年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兴衰及其教训》和2004年4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两部专著中也公开宣称，帝国并没有过时，更不反动，“帝国并不可爱，但所有的替代方案现在看来都更糟。”弗格森甚至还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于困境，就是因为美国没有以帝国的方式行事。美国学者伊兰（Ivan Eland）也指出，小布什政府2002年9月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战略》（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虽然没有正式使用“帝国”这个词，但实质上包含了“帝国战略”的某些重要思想，蕴涵了“新帝国主义”的内涵。报告强调必须在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威胁之前制止它们，先发制人^[51]。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强调，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甚至“未来的帝国不是美国的，美国也不是帝国的中心”。帝国不能等同于任何一个疆界分明的主权国家，也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扮演帝国；帝国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非场所”（non-place），帝国的权力通过流动和体现出来的控制机制分散在网络之中，没有权力中心，没有固定的疆界或壁垒。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去地域化的统治工具，美国只是帝国之中具有强大霸权的国家，属于帝国的君主，“在帝国的全球分隔和分级中占据了一个特权的地位”^[52]。但帝国的幽灵却“附身”于美国。美国以帝国之名干涉全球事务，充当世界警察，维护着全球正义。

然而，认为美利坚帝国将终结历史，承担乌托邦式救赎的使命的观点完全是虚幻的。“9·11”以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抛弃了对国家之间公开的（自由的多边主义的）政治谈判的尊重。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根据错误的情报信息，不顾国际社会及其北约盟国的谴责和抗议，以莫须有的罪名攻打伊拉克。然而，美国在科索沃、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中亚“所做的一切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解放伊拉克、引发中东民主化的多米诺效应，或者我们的领导人提供的其他借口。我们所做的……是因为石油、以色列和国内政治——以及实现我们自认作为新罗马的命运”^[53]。美国表面上打着民主的幌子，实际上追求的却是石油利益，歪曲甚至践踏了正义原则，“把对世界秩序中法制遭到削弱和废弃的忧虑，以及对政治自治和人权的尊重弄得更加复杂了”^[54]。美国无法回答，如果先发制人的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正当的，为什么对其他国家却不是正当的。美国在“9·11”以来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实质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战略。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维持等级结构的单极全球秩序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目标”^[55]。美国学者詹姆逊甚至说，“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形式只包括美国（和完全依从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它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通过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来强化它们的统治。”美国到处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帜，而“事实上是在维护它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56]。美国的反恐战争只是建立一种更全球化、更灵活、更致命的军事力量的掩护^[57]。

然而，在2004年的中国之行中，哈特和奈格里却试图对美国在伊拉克战后的困境做出另一番解释，为帝国构想进行辩解：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提供了恰好相反的证明。的确，白宫的主人抱有帝国主义的野心，并且为美国单边地统治全球体系设计了一整套计划。……但这些自诩的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如期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尽管美国在军事武器方面相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极大的优势，但它并不能通过单边行动来维护全球秩序。（显而易见，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维持秩序。）相反，在伊拉克，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只是扩展了混乱，使不稳定地区的数目增加了。也就是说，白宫里自诩的帝国主义者正在从负面的角度证实我们的论点，他们的失败表明今天要建立帝国主义的政权是不可能的。只有帝国，也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状权力系统，其特征是全球势力中君主的和贵族的成分之间的持久合作，只有这样一种权力形式才有能力维持全球秩序中的等级^[58]。

哈特和奈格里重申，他们对帝国的分析类似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在19世纪中期，即使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全球经济中更是极小的一部分。但马克思却在这个资本主义正要兴起的时刻，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同样，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我们并没有将帝国看做已经实现的事实，而视为一种趋势。”但是，“帝国是全球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得以维持和保证其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这个事实使帝国的趋势具备了现实的必要性……尽管帝国在今天也许尚未完全实现，我们相信它是正在出现的权力形式，我们在明天将要面临它”^[59]。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或失败，从反面的角度证明了，我们必须从一个帝国主权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世界事务。“即便如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靠它单独的力量，也不能够以旧的帝国主义的形式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控制一切，掌管一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