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从资本的逻辑揭示了帝国主义崩溃的必然性。他们认为，在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等人的思考传统中，“中心论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和扩张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而资本主义扩张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虽然“马克思本人很少论及帝国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则是整个批判传统的中心”[32]。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内在地具有扩张性，它必须不断地控制更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必须以生产一个连续扩大的流通圈为条件，才能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转化，并避免过度生产导致的贬值。因此，资本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中介和土壤，并依赖于后者。没有外界的滋养，资本便不能生存。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资本需要外在环境，需要有一个界限，没有外在环境的存在，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供应更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资本从非资本主义环境中掠夺更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又加剧了殖民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分化，从而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环境的资本化。“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外界被内在化了。”[33]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资本为了满足实现剩余价值而对其外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依赖，这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内化相冲突，后者使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得到满足。”更明确地说，“资本化构成资本实现的一个限制”，而“内在化同对外界的依赖相抵触”[34]。资本设立外界和不断地突破外界的矛盾、冲突，积累到一定时候，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展就面临着极限。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引证的卢森堡的断言，“帝国主义越是凶猛、无情和彻底地导致非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它就从资本主义积累的脚下更快地分割地皮。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方法，但也是将它带向快速终结的手段。”[35](www.xing528.com)
概括地说，一方面，“资本主义再生产与积累的核心必然包含着帝国主义的扩张。资本别无他路——这就是它的本性。除非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否则就不可能对抗帝国主义的邪恶”[36]；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为其矛盾的发展势必导致帝国主义的终结。“帝国主义其实为资本创造了一个束缚——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实践所造成的疆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摧毁内外之间的界线。”[37]然而，如果“世界市场的充分实现必然是帝国主义的终结”[38]，这势必推导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全球化就其本身来说是资本主义资本扩张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只是顺应资本扩张的使命），它推动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是全球化的推进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为期不远了。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帝国主义中发展出一个新的制度来；或者说，如何超越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特和奈格里对列宁的分析既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们指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通过挑战、批判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考茨基而提出的，但是列宁为了发展其批评，有时则把两位被批判者的理论推测假定为他自己的观点[39]。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取得世界市场的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在帝国主义的剧烈冲突后能产生一个新的和平的资本主义阶段——“超帝国主义”的阶段，用一个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来代替以各国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竞争与争斗，资本取得了和平的吸纳和革命。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列宁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既有赞成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列宁赞同考茨基的基本论点，即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不同国家的金融资本走向国际合作，并可能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托拉斯的趋势。”[40]但列宁反对考茨基用和平前景来否定对帝国主义采取革命、暴力行为，缓和现实的各种矛盾。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中，其“否定政治成分多于理论成分”。也就是说，列宁在理论上是承认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的，但在实践上、政治上，列宁反对坐等和平，希望以共产主义革命来克服帝国主义的矛盾，“最需要避免的是实现走向‘超帝国主义’的趋势”[41]；列宁希望并预测，在世界性的托拉斯形成以前，在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的各国金融资本的合并发生之前，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崩溃，走向它的反面。据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这些推理的基础上可以夸张地说，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导引出了帝国的理论。……这就是暗含在他的著作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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