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危机解析

一、两种现代性及其危机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欧洲的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和平的过程，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斗争、冲突、危机的特点。“在欧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辨认出现代主权概念的最初形象得到表述的三个历史时刻。首先，内在性层面的革命性发现；其次，对内在力量的逆动及权威形式的危机；最后，现代国家形成，部分、暂时地解决了危机，国家作为主权的承载者超越并调和了内在力量的层面。”^[4]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至少表现为两种形态。内在性的革命性是现代性的第一种表现形态，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推崇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内在性（immanence）的主权原则”，以对抗宗教的压迫。“这个现代性打破了同过去的联系，并把内在性宣布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它把人性（humanity）与欲望（desire）推到历史中心的同时，发展出科学实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5]

欧洲的现代性观念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孕育而成的。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将“人”从统治欧洲千年的基督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从对神的膜拜转变为重新发现和肯定人类理性、理智认识世界的能力，从宗教禁欲主义转变为肯定人类欲望的正当性。而无论是人的理性、理智，还是人的欲望、心灵，都是人本身的内在性。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这种内在性而不是超验的神灵被认为是知识的源头，使人在破除种种障碍之后可以认识世界，通过经验、实验而获得知识。弗兰西斯·培根认为，通过心灵和智力的科学运用和更完善的技术，人类能够发现最遥远的实在和大自然最隐秘的奥秘。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大旗，认为人的理性能够认识世界，是评判世界上一切事物是否合理的法官。如康德所说，所谓启蒙就是要从理性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思考，摆脱思维的不成熟状态，敢于反对和质疑一切愚昧和权威。内在性不仅是人的认识能力，而且是人的行为能力，它从本质上还要求反对一切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威、中介，强调个人奋斗决定着人生的地位，贵族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自为的，因此内在性包含着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在斯宾诺莎时代，内在性的视界和民主政治秩序的视界已完全重叠在一起。”^[6]斯宾诺莎的内在性哲学使革命的人道主义发射出耀眼的光辉，他以人性和自然取代了上帝，肯定了民众民主是政治的绝对形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人的内在性的肯定，不仅使人们对精神和肉体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吹响了科学、自由、民主、理性的号角，掀起了一股科学发现的高潮，对艺术、宗教、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革。(www.xing528.com)

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是发轫于霍布斯而由康德完成的“超验性之主权原则”。由于内在性从理性出发，主张推翻一切不合理的秩序，因此遭到了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抗，这股力量在文化、哲学、社会和政治上发动了反革命的攻势。这股反革命的力量面对内在性强大的革命力量，在抗争之后，自知无力回天，无法开时代的倒车，也无法摧毁新生力量，转而寻求压制、支配新生的革命力量，这一过程也逐渐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即超验性的现代性。“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发动了反对新生力量的战争，建立了统治它们的高压权力。在文艺复兴革命时期，这场反革命即已启动。它企图更改文艺复兴的发展方向，把人类的新形象移植到超验的层面，把科学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化。最重要的是，它反对民众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第二种现代性推出超验的立法权力（constituted power）以对抗内在的选举权力（constituent power），推出秩序以对抗欲望。于是，文艺复兴在宗教战争、社会战争、国内战争中拉下帷幕。”^[7]在争夺霸权、控制现代性范式的斗争中，调和革命的力量重新树立起权威的意识形态，利用大众的焦虑与恐惧，利用大众对稳定与安全的渴望，重新布置了超验的力量，强调和平是最高需要，必须遏制革命。法国的热月政变就是体现现代性第二种形态的典型事件。

但是，此类政变并没有把现代性的危机彻底解决，内战也没有结束，危机本身日渐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并融入到现代性的概念之中。“现代性本身就是由危机界定的，而危机就源于内在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同试图恢复秩序的超验力量之间一刻也没有间断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现代性概念的关键，但冲突又受到有效的遏制。”^[8]于是，“在17世纪，作为危机的现代性概念被明确强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