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对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得失

二、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得失

作为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吉登斯在梳理三大经典社会学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也成就了他自己，建立了其独特的现代性理论。概括其现代性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引进了时—空范畴，从时空变化来描述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变革，从而第一次把时—空范畴引进了社会学。吉登斯正是从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即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脱域和反思性，说明了现代性内在具有的全球化维度，解释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性质。吉登斯从时空分离来分析现代性，对其他社会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鲍曼的《全球化》以及《流动的现代性》中也可以略见一斑。

第二，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吉登斯看到了经典社会思想家从单一维度分析现代性的局限，在深刻把握现代性的最严重后果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四个制度维度，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剖，分析了现代性的复杂面貌，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其中，关于监控与暴力维度的提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监控与暴力是现代民族国家区别于前现代国家的最根本特征。吉登斯对暴力问题的分析使暴力第一次作为范畴形式引进了社会学。

第三，提出了后匮乏体系的设想。后匮乏体系是在承认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超越现代性构想，是对忽视资源有限性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和替代。

然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具体地说，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经典社会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吉登斯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是适当的，如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的间题。但在一些问题上，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带有和许多西方学者同样的缺点，从服务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肢解马克思，简化其理论，以证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全面性^[128]。吉登斯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批判有失偏颇，把历史目的论强加给马克思，忽视了马克思从工业主义、机器大生产角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对历史人物能动作用的辩证态度。

第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和偏颇。吉登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维度，要完全超越现代性则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导致的不平等。但是，在苏东国家解体后，吉登斯把苏联的失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终结，认为“社会主义看来已经不再是未来的道路”，“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对未来社会“能否被称为社会主义没有把握，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倾向”^[129]。他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经济计划问题，仅仅从经济管理形式上来定义它，把计划经济等同于低效率，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肯定比任何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业绩都要出色”^[130]，忽视了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计划经济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的成就。实际上，自1928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体制在世界上创造了最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之一，在工业化完成后的几十年间，它继续带来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这比美国的经济增长要快得多”^[131]。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根据人均GNP的翔实数据指出，原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的富裕标准上，并不比不属于资本主义核心圈的常态发展的拉美国家好多少（或许要比它差），但在改善其人口中下层阶级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它做得要比拉丁美洲好（包括巴西）。“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失败，整体而言，只是它相对于共产党人不现实的预期和承诺的失败。他们认为能够通过系统地脱离全球资本的流通，便可以改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达到西方的富裕标准。但是，相对于那些没有脱离资本体系的其他地区所获得的成就而言，共产党的统治不能被称为失败。”^[132]同样，吉登斯也不太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意义。在2007年12月访问中国时，他才表示，“我正在把目光转向中国”。

吉登斯1990年以后出版的著作已经失去了前期的锐气，他把资本主义当做别无选择的道路，看不到拯救现代性的希望，其现代性理论和第三条道路实践探索存在着差距。如果说在现代性理论中还存在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的话，那么第三条道路无疑包含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社会主义在这里已经不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道路。所以，在其实践方案中，他虽然还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理想，但他没有提出解决财富不平等的具体方案，平等的理想仍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说在现代性理论中，解放政治还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在实践方案中，则是要摆脱解放政治，关注生活政治。所以，吉登斯虽然表面上对马克思表示尊重，却已经放弃了马克思的设想，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和价值。从现代性理论到第三条道路实践，体现更多的是改良，是现代性的重建，而不是现代性的超越。

第三，没有提出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综观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等著作，吉登斯都没有对环境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的举措。在《失控的时间》、《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中，他也只是一般性地从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料的后果来看待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当做工业主义的产物，仅仅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进行反思。他虽然看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威胁，却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技术、效率的提高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源。由于他过于强调制度维度的独立性，忽视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维度与工业主义的联系，而没有看到环境问题的根源正是资本的逻辑。

第四，吉登斯把引起现代性难以驾驭的因素归结为未预期的后果，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减轻了罪责。其实，反思性是人类意识的一个根本特征，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在吉登斯所说的简单现代性阶段中也是存在反思性的。现代社会因为时空分离以及脱域机制，反思性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出现未预期的后果是正常的，这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如此。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社会形态，正是资本的逻辑，盲目地追求积累、财富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并导致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战争。工业主义至多只是放大了这种消极作用的后果。

第五，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具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虽然，根据吉登斯的断裂论，现代性不过是诸种文明中的一种，但在他的叙述中，只有一种“现代性”（the Modernity，而不是modernities）。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一元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没有看到也许还有别的现代性，以及超越、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可能。对现代性的这种一元论、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使他很难看到欧洲以外的发展和变迁，甚至包括欧洲以外如何受到欧洲的现代性影响，并如何对欧洲的现代性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应（接受、融合、怀疑、反抗，等等）。所以，尽管近30年来，吉登斯一直致力于摆脱自启蒙以来的二元主义、进化主义、科学主义的阴影，却又不断地在他的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133]。实际上，现代性并非欧洲的事情，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卷进现代性的洪流。“吉登斯既没有忽略也没有否认基于殖民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他最初的研究方案中显然没有考虑到它们。”^[134]

总的来说，对于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的把握、评价一定要注意他20世纪90年代的深刻转折，既要看到他前期的一些独创性、敏锐性、彻底性、深刻性，也要看到他后期的局限性、妥协性、模糊性、实用性。尽管如此，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的综合性、复杂性，使其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西方可与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比肩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流思想家。虽然其后期的思想相对前期无疑是一种倒退，是在当前资本主义一统全球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改良和重建，但第三条道路还主张社会正义和平等、民主，关心人的自我实现，关心生态问题，强调传统的重建等等，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弱点、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的。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洪霞、赵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8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7]下文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参考了郭忠华的观点（参见《解放政治的反思与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75页）。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11]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1.

[1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6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14]［英］安东尼·古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8～339页。

[1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8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7]［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2页。

[1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页。

[1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2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7页。

[2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5页。

[2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5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页。

[24]Anthony Gidden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38.

[25]Anthony Giddens：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221.

[26]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3.

[27]［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8页。

[28]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ncal Materiali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4

[2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监控”一词在中译本译为“监督”，为了上下文统一，这里统一改为“监控”。

[3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9页。

[3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8～49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页。

[3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34]［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5页。

[3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7页。

[3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9页。

[37]［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6-227页。

[38]［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17页。

[39]［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3页。

[4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6页。

[42]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指出，“世界局势已经临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如此，不同类型的武器不是越来越难弄到手，相反，是越来越容易弄到手，只要越过一定的杀伤力界限就行。最危险的武器（辐射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比普通类型武器（枪支、大炮、装甲装备等）更容易弄到手。当代超级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中简直挤满了生产和科研工程，而对于进行现代水平的辐射战、化学战或细菌战来说这些工程实际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今天核生产、能源生产、化学安全、生物工程生产联合企业有着惊人的杀伤潜力，他们的安全无法通过纯警察手段和纯工程技术手段得到完全保证。”（参见［俄］根纳季·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何宏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4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1页。

[44]［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页。

[4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4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0页。

[47]［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9页。

[4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49]Gianfranco Poggi，“Anthony Giddens and ‘the Classics’”，in Jon Clark，et al.ed.Anthony Gidden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Brighton：Falmer Press，1990，p.12.

[5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5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5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5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5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55]［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9页。

[56]［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编：《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页。

[57]［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8页。

[58]［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3页。

[5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4页。

[6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135页。

[6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www.xing528.com)

[6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4页。

[6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5页。

[64]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保组织指责、控诉西北林业工人因大量砍伐森林而使某些濒危鸟类面临灭绝，由于环保组织对工人的经济处境麻木不仁，对伐木工人与林业公司不加分别，所以遭到了林业公司策动的林业工人的愤怒反对。（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123页。）

[65]［英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6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6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6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7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7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7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7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74]［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75]［英］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访谈录：现代性与“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附录，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

[7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7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7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7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8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8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8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83]［英］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84]［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85]布莱尔后来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工党党章中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工党已不再相信它，况且10年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的扩大国有化。”（参见《时代》周刊1995年3月27日。）

[86]［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87]［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88]［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89]［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90]［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91]［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92]［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9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94]［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95]［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96]托玛斯·迈尔认为，“‘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社会理解和政治理解互相重合的领域是很多的。问题的关键早已不在于要纯粹的市场经济还是要纯粹的计划经济，而是在于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调控形式。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不受约束的私人所有制还是社会所有制，而是对私人所有制进行约束的程度和形式以及对社会所有制的民主监督。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基层群众的统治还是精英的统治，而是对精英的监督和对基层群众的发动。问题的关键也不再是通过教育来挑选和再生产精英分子还是为所有的人都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是把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奖掖有天赋的人结合起来。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争论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社会福利国家本身是否还要存在，而是在于它的限度，在于为它提供经费和对它进行组织的形式。”（［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97]［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98]1956年，安东尼·克罗斯兰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表述为5个相互联系的支柱：自由的民主制；混合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社会平等的信念。这个模式曾经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9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00]［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01]［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231页。

[102]［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103]艾森开普斯坦：《第三条道路理论》，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页。

[104]［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05]杨雪冬编：《吉登斯论“第三条道路”》，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2期。

[10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07]［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08]杨雪冬编：《吉登斯论“第三条道路”》，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2期。

[10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10]［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11]威尔·莱格特：《将第三条道路回归其本真》，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1～214页。

[112]吉登斯：《我把目光越来越投向中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2日。

[113]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6页。

[114]约翰·霍姆伍德：《重谈公民和市场：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页。

[115]［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16]参见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

[117]参见李青：《第三条道路：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4期。

[118]欧阳景根：《前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页。

[119]格林恩特：《新工党的思想体系》，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8～99页。

[120]格林恩特：《新工党的思想体系》，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0页。

[121]［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12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23]爱德华·S.赫曼：《背叛的政治》，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页。

[124]爱德华·S.赫曼：《背叛的政治》，欧阳景根选编：《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3页。

[125]［英］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126]斯蒂文·卢克斯：《放弃中间》，见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127]［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128]杨雪冬：《能否建构一个安全能动的社会？》，《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序二”第25页。

[129]［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4、135页。

[130]［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131]［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132]阿里基：《全球收入不平等语社会主义的未来》，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33]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34]［加拿大］大卫·莱昂：《后现代性》（第二版），郭为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