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

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

随着苏东国家的剧变，吉登斯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99]，“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100]。吉登斯指出，“如果将社会主义看成是总是关切人类的相互依存，那么关心的伦理观就保存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成分”，“平等和民主肯定将继续成为工党政治观点的核心诫命。”^[101]吉登斯把其第三条道路的价值目标概括为七个方面，即（1）平等；（2）对弱者的保护；（3）作为自主的自由；（4）无责任即无权利；（5）无民主即无权威；（6）世界性的多元化；（7）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的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主张包容性的平等，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减少不平等，以公开空间的开放来遏制下层人士的被动排斥和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为贫困者提供更多的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社区基础实施的建设和加强贫困援助；就是要建设新型的民主国家，建设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强调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家庭生活的民主化；就是要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反对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制，也反对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曲解，强调个人责任与权利的联系；就是要坚持文化的多元主义，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推动世界性民主，加强全球治理的合作和对话；就是要强调包容、团结，尊重差异，以后传统的态度来维护传统的价值。无疑，第三条道路的目标的确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成分”。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是对上述七个价值目标的落实，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涉及众多领域。限于篇幅，下文只能简单介绍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中所概括的关于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

第一，修复被破坏的团结。吉登斯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改善了经济效率，但是却用曲解了的个人主义破坏了社会团结的纽带，把个人沦为原子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个人，必须纠正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理解的偏向，倡导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而新个人主义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意味着自主，还意味着互惠、相互依赖，也意味着一种责任。吉登斯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要修复被破坏的团结，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加以简单地对立和排斥。虽然启蒙思想确实动摇了传统，但传统的影响仍然强劲，而且传统本身也是“被发明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在大多数的现代欧洲国家，传统仍然长期保持着强大，而且在世界其他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甚至根深蒂固。”^[102]所以，应当利用传统促进市场和家庭中的积极信任，增强社会团结。而要增强社会团结，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平等的价值原则。吉登斯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平等和民主这些价值和理想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平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平等导致了关心的缺乏和竞争，并且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仅仅关注机会平等还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完全由精英管理的社会”可能造成结果的不平等，更容易削弱社会凝聚力。平等的道德规范，并不是来源于它作为一个关键原则，而是因为其缺失将危及社会的凝聚和团结^[103]。

第二，摆脱解放政治，积极建设生活政治。吉登斯对解放政治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104]另一方面，吉登斯又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别的选择，解放政治的问题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其空泛，难以立竿见影而难以获得选民的支持。他认为，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很多问题并不属于解放政治的框架，而属于生活政治的范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是创造自主行动的核心，是激进政治的中心；而生活政治则是生产方式的政治，关注广泛的社会生活问题，是选民切实关心的与自我环境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三，建设积极的能动政治，寻找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平衡。吉登斯试图超越左派与右派对国家与市场各持一端的看法，主张充分发挥双方的积极性，以此来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但实际上，经济管制通常是自由和繁荣的条件。”^[105]因此，“与传统左派相反，第三条道路强调并不是只有市场才对暴露在它面前的人们产生不合理的和破坏性后果，政府和国家也同样如此。同时，像市场一样，它们也能引发积极的反应。”^[106]所以，国家不能仅仅成为“守夜人”，而要在维持市场赖于存在的社会和公民框架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立志于改造政府和国家——使它们像许多企业部门一样有效和行动迅速”^[107]，并使政府和国家权力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迫切要求。他认为，正在出现的全球新秩序不可能作为“纯市场”维持下去，既要重新肯定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克服市场带来的社会分裂，也要建设巩固的市民社会以制约政府和市场的权力。因此，他主张，“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108]

第四，积极推进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化的、反思的社会秩序中，自由民主的缺陷表明需要深入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109]他特别强调对话民主、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并期望以情感民主来推进政治民主，加强自助团体和公民社会的民主参与，并进而推进世界民主，演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主发展进程。

第五，改革福利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吉登斯认为，“工党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消除不平等的主要途径。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福利系统在这里从未特别有效。通过福利国家而进行的再分配主要是跨越生命周期来实现的，而非从一个阶级或收入群体转向另一个。”^[110]而且，传统的福利政策关注的是阶级妥协，对付的是外部风险，注重的是事后解决，因而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积极的福利政策则不同，它不但关注阶级之间的妥协，而且关注广泛的社会妥协，包括团体之间、两性之间的妥协，竭力防止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和恶化；它不但要对付外部风险，也要对付人为风险，如环境问题的风险；它不是简单地发放福利，更注重“从福利转向工作”；它不但要关注事后的补偿，更要注重事前的预防。(www.xing528.com)

第六，消除人类事务中的暴力。这里的暴力既包括军事暴力，也包括家庭暴力。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虽然明确的敌人消失了，大规模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全球体系中严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依然有触发大规模军事暴力的可能。而且，种族和宗教的差别、不平等也经常是紧张和相互敌视的根源，而且可能激发导致国内秩序崩溃的冲突。为了阻止和限制暴力，主要有三种手段：第一是发挥对话民主；第二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第三是控制感情交流的退化。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包含着广泛的领域和丰富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全面的分析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即使现在对第三条道路作出评价也是有困难的，因为吉登斯自己的思想始终在发展，许多方面还在摇摆不定，现在盖棺论定未免尚早。所以，无论是中国学术界还是西方政界、学术界、舆论界对其都褒贬不一。另外，要评价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还必须把它与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实践区分开来。虽然吉登斯是布莱尔政府的思想导师，但理论与实践还是有一段距离，布莱尔并未全盘接受吉登斯的思想、规划。简单地以布莱尔的实践来评价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或者笼统地评价第三条道路，忽视其在欧洲国家千差万别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吉登斯和新工党并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吉登斯在鼓吹全球经济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与新工党在承认其是一项周密计划，需有具体人员去满足特定利益的观点上迥然不同。他认为，作为有原则的第三条道路在权利面前没必要自欺欺人，对于那些利益集团，有权势的集团，任何有自尊的中间偏左的政府都必须针锋相对、撕下脸皮，作出调整。吉登斯着力渲染的第二个领域是个人奋斗，认为在以非传统为特色的社会里，个体日益被结构所约束所羁绊，因而个人奋斗就在于选择和反思，打破确定性的束缚。而布莱尔则将个人奋斗理解为在自主调整行为基础上的成长，更强调义务。吉登斯是后传统派，布莱尔则是社会道德派。因此，比起新工党来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可能有更多的、更进步的思想^[111]。2007年12月，吉登斯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在谈到他与布莱尔之间的关系及分歧时也曾指出，“就绝对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为布莱尔工作过，我只是为工党提供意见。因此我的意见和布莱尔并不总是相同，例如在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朗问题上，^[112]。

综观理论界对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批评，主要有六个方面^[113]：第一，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过于宽泛，内容空洞，没有明确的方向，更像一个政治的停车场而不是一条通向某个特定目的地的道路。第二，第三条道路没有与传统左派思想保持一致，有意无意地滑向了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注重扩大机会，对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问题却不置一词，没有提出更公平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政策。第三，第三条道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把全球化看成是既定的事物，而没有对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表示异议。第三条道路限制政府和国家的作用，对市场模式以及新自由主义设想不加鉴别地接受^[114]。它虽然试图调整市场和社会公正，却崇尚市场，认为“成功的市场经济会产生比任何竞争型的其他体制更大的繁荣。事实上除了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中尚有残余外，已不存在与市场竞争的体制”^[115]。第四，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方案，是以美国和英国为背景的，主张削减福利支出，认为福利政策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消除贫困没有多大意义。第五，除了让市场说了算之外，第三条道路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其经济思路偏向于新自由主义。第六，第三条道路对环境问题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默认了世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吉登斯对这六项批评竭力辩解，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吉登斯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撒切尔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以，其辩护难以令人信服。

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评价比较少，大多笼统地评价第三条道路。就整体评价来说，一种观点认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并非“旧途”，其真正称得上新鲜内容的不仅表现在对社会福利国家进行改造方面^[116]，而且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上都不乏一些新的内容^[117]；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条道路思想，发现了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什么，相反，它继承的东西要比它所超越的东西多得多。”^[118]

吉登斯后来在回应其批评者时指出，第三条道路体现了六项原则，即超越左与右划分的旧思维；坚持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坚持责任与权利相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发展一套广泛的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以使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坚持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重视全球化。这六项原则无论是相对于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大多是新颖的。

公允地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揭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新问题，并提出了超越二元对立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思路本身来说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并未完全遵循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更多的是偏向新自由主义，因了无新意而遭到批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也更具有重大意义。而问题的解决、具体政策的制定则有更多现实的考虑，要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某些缺陷、不足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