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

三、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

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后现代，以“后现代性”取代了“现代性”。吉登斯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68]，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69]，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现代性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不过，吉登斯同意，拯救现代性的只有后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代表了‘超越’现代性的一种运动”^[70]，而当前全球社会运动所推动的制度化倾向包含着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轮廓。他说：“我将把后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氛围之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71]

在后现代性中，现代制度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监控、军事暴力和工业主义的超越。但是，后现代体系在制度上仍然是极其复杂的，与前面勾画的现代性的四个维度相呼应，吉登斯为我们展示了“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秩序轮廓（见图六）。

图六：后现代秩序轮廓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首先，建立超越匮乏型体系。吉登斯指出，所谓超越资本主义，从解放政治的角度看，“将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的阶级划分”，这就是说要消灭剥削，实行经济平等；而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意味着“进一步超越用经济标准决定人类的整个生活状况这样的环境”^[72]，避免人的物化、异化。在苏东国家剧变前，在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会被未来社会转型之唯一目标的社会主义所超越”^[73]。然而，苏东国家剧变后，吉登斯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他否认了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74]；而且，即使超越资本主义以后也不可能实行现存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一种经济上实行低效率计划经济、政治上集权的工业化管理模式。在吉登斯看来，严密的计划只能实行在民族国家的经济内部，在全球化形势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竞争必将导致低效、衰落。不过，他也承认，市场虽然有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在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信号装置，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方式，但是市场也维持着主要的剥夺形式。

因此，吉登斯认为，要超越市场的两难境地，必须建立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所谓超越匮乏型体系，就是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不再匮乏，使市场标准不再起作用，不再维系随处可见的剥夺机制。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方式，放弃对经济积累的无限追求。“后匮乏经济是这样的经济：在其中富裕产生的种种问题并不能由于更加富裕而得到解决。它并不是指一个再也没有匮乏性物品的社会，它也不是指整个社会，而是指其中的特定方面或特定领域。”^[75]地球是有限的，我们迟早会走到增长的极限，这是后匮乏社会显著的特征之一。超越匮乏并不是实现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所说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是指保证肉体生存的基本需要，在节约资源的情况下关注生活的质量。建立超越匮乏型秩序（见图七），将包含着对社会生活方式颇富意义的改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并要重新分配全球财富^[76]。

图七：超越匮乏型体系的制度(www.xing528.com)

引自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其次，建立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吉登斯指出，要超越严密的监控，必须促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保证民众参与车间、工厂的经济决策，保证地方性协会等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参与讨论相关事务的权利，保证言论自由以及公民参政议政的自由。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还必须促进跨国组织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商民主，共同讨论、治理全球事务。吉登斯强调，虽然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可见的将来，不再可能出现任何类似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大世界政府”，但是，“一种更需要协调的全球性政治秩序大概正在浮现。日益全球化的趋势多少迫使着国家间在那些以前它们可能更愿意单独处理的问题上持合作态度”^[77]。

再次，实行非军事化，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吉登斯认为，在全球军费开支逐年上升以及武器方面的技术创新经久不衰的情况下，“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但是，几种有利的现实主义因素的存在也“预示着一个无战争的世界”^[78]。第一，武器的工业化扩散使得战争难以成为外交手段的继续，而且核威慑和核均势所导致的两败俱伤也往往使得谁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第二，在国家边界确定和民族国家广泛覆盖全球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下，以及全球资源流动的情况下，全球领土扩张已经失去意义。第三，全球化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所有的国家都有着相似的利益。因此，“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无疑是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决非毫无依据”^[79]。

最后，推行技术的人道化。吉登斯认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人类行为不可预料的后果，而且是技术活动的外部影响的产物，并因为人类对技术的崇拜而加剧。“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80]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并不能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生态问题并不是技术完全能够解决的，必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技术活动的人道化，必须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角度研发、使用技术。

吉登斯关于后匮乏型体系的设想虽然批判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设想，却也带有共产主义的很多特征，如强调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保证必需品的分配来消解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没有战争，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虽然这个设想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还简单，但他充分关注了马克思所忽视的地球资源有限以及技术能力有限等问题，这无疑是吉登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修正和发展。

总的来说，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头难以驾驭的猛兽，它对人类生存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见图三）。只有对现代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人类才能免于毁灭的危险。但是，吉登斯显然对于超越现代性并不乐观，避免现代性的全球风险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乌托邦，希望和风险是并存的。在当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并没有到来，虽然可以看到后现代的缕缕微光，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越现代性；相反，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的变化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而且势必对其他制度维度发生影响。与现代性的一片黑暗相比，后现代的缕缕微光似乎难以让吉登斯看到希望，所以他感慨地说：“没有任何神灵会拯救我们，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目的论能保证后现代性的第二个方面将不会取代它的第一个方面。”^[81]他甚至重复韦伯的论调，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复活和传统的复兴之上，认为：“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象，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