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现代性逻辑

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超越现代性的资本逻辑

资本主义现代性既有成就，也有问题，超越现代性就是要超越现代性的资本逻辑，遏制其问题，使其成就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就对内关系来说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环境问题；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抑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物化，成为单面人，盛行利己主义，产生两极分化。就对外关系来说，导致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使国家之间贫富分化。概括地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了三种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具体地说，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要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掌握并利用自然规律，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就是要消灭物对人的奴役，消灭单面人，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自我的主人；就是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国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概而言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7]“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没有市场，没有经济，没有政府，没有家庭，没有社会阶级，没有阶层，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甚至没有职业：只有个体和人类留在舞台上——普遍之物和独特之物。”^[258]

自由，是马克思著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早期马克思那里，作为其批判现代性出发点的理性，究其本质也是自由。马克思主张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反对钳制思想的书报审查制度；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宗教对自我的压制；主张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反对异化劳动。而在成熟马克思那里，作为理想追求的共产主义，也是摆脱物的依赖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绝对自由是绝对地理性的。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自由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理性的最终胜利。理性差不多总是被等同于掌握和创造；也就是说，被等同于支配自然和运用人类力量。自由意味着，对我们自身力量的运用仅仅依赖于我们自己。”“历史乃自由之发展。当历史之谜已经在实践中（在共产主义中）得到解决时，自由将成为绝对的。”^[259]

无疑，自由就是马克思超越现代性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三形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自由就是消除对物的依赖性和对人的依赖性。消除物的依赖性，就是要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在不违背于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活动。消除人的依赖性，就是要有一种精神上的超脱、独立，消灭一切专制、权威、独裁。

很显然，自由是马克思一贯追求的目标，那种认为马克思极力为专制主义、独裁主义、权威主义辩护的观点是相当无知的。实际上，马克思是自由、平等最坚定的维护者，他始终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不是反对自由，而是过于要求自由。她认为，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一般都忽略了某种东西：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一种严酷的权威主义，而是其根本的对立面，即缺乏任何一种权威的基础。所以，她担心马克思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而取消了一切权威似乎有些过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含有的深刻的个人主义基础可能会导向某种虚无主义，而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自由发展的个人捏在一起^[260]。

不过，阿伦特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马克思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的同时，也强调个人联合所组成的共同体，而且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个人精神的高度发展，其自由也并不是毫无顾忌的、无视他人利益的否定性自由。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61]马克思反对一切维护剥削、异化的、虚假的权威，但马克思并不反对一切权威。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里，各个人联合而成的共同体都是虚假的共同体，因为它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62]

所以，马克思既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也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把马克思打扮成唯生产力论者，这是考茨基、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的观点，也是二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所鼓吹的观点。实际上，与其说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还不如说是自由。马克思从未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免受批判。马克思追求的不仅是政治解放，而且是人类解放。虽然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包含着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却高于自由主义，而不能还原为自由主义。马克思把资产阶级以法权世界观理解的自由扬弃在一个更全面的理想之中，赋予个人自由更丰富的道德内涵^[263]。正如马歇尔·伯曼说：“即使马克思真的崇拜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不是工作和生产，而毋宁说是远为复杂和全面的发展理想——‘肉体和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个人自身的全部能力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人的需要、能力、快乐、生产力等等的普遍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面发展的个人’（《资本论》）”^[264]。(www.xing528.com)

不过，虽然马克思一再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他反对从“理性”、人的“内在本性”、“普遍本性”来理解、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矛盾辩证运动的结果，而不是人性发展的结果。所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犀利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仅仅从“理性”、人的“内在本性”、“普遍本性”来理解、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指出，人的内在本性、理性始终是历史的产物，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异化的或非理性的现实，要消灭这些现实，仅仅诉诸于“自我意识”的批判，从口头上倡导爱、幸福、平等，大声疾呼革命的词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关键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他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265]而要消灭这种异己的、强制性的分工，就必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坚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才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排除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他认为和平革命的前提必须是资产阶级愿意自动放弃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如此尖锐，经济危机又不时爆发，以至马克思认为和平转变的可能已经没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手段。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开辟、民族工业的消灭，使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更加密切相关，“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266]同样，世界历史的开辟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并日渐形成相同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要实现整体的解放也必须联合起来。因此，他们认为“工人没有祖国”^[267]，必须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否则，单个国家的革命就会遭到其他未发生革命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所以马克思坚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革命必须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政策虽然导致了民族矛盾，“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68]。但是，民族矛盾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内在体现，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从总体上从属于阶级矛盾。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矛盾，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269]因此，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坚持“共同胜利论”，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70]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271]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却正值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兴起。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72]正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获得或者重新获得了在欧洲版图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席之地”^[273]。所以，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呼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方面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非凡洞见，在民族国家发展的初期就已经预见了它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在一定程度超越了现实。

不容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渴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他们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发生，这与两方面的因素尤为相关：一是西方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的动力。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关于阶级分化的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中间阶级的持续、扩大以及技术和管理基层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二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联盟和无产阶级的联合估计过高，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民族感情很敏感，但他认为阶级的分化将会比民族的分化更强烈^[274]。在恩格斯1890年宣告“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20多年后，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也赞同本国工人群众应该“为民族而战”，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充当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打手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卫士而互相拼杀。反思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破裂的原因，固然有欧洲社会民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接受考茨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因素，民族主义在当时的盛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且，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古巴、越南等国家的革命中，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色彩。

马克思逝世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马克思竭力反对的议会斗争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胜利，坚持议会斗争的社会民主党派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切是否把马克思超越现代性的论断否定了？是否已经超越了现代性？对于这两个问题，简单地说，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曾经是无产阶级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所批评的现代性问题：对资源的掠夺、贫富分化、殖民主义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