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奴役：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

一、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奴役

现代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或者说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本来是用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到头来却增强了对人的剥削。马克思之后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源在于技术的本质，即“架构”。这种“架构”决定了人类和自然界只能沦为技术的材质。难道技术真有某种原罪？

马克思则认为，的确，“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233]。随着机器的广泛运用，主要的生产工具由手工工具变为机器，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由此，工人对待机器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也迥然不同。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是工人利用工具，而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人则沦为机器的看护者，其职责是防止机器发生故障。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业的一切分工、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34]科学，“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而资本是攫取剩余价值、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所以科学也“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235]。这种作为剥削劳动、攫取剩余劳动手段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资本家疯狂掠夺剩余价值的工具。

机器的使用，一方面使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机器的划一运动，“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如“泰罗制”，提高了劳动的强度，使工人的身体备受摧残；另一方面使工人遭到排挤，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使他们面临着悲惨的境地。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做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从而使工人作为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极度地损害了人的神经系统，侵吞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加剧了生产过程中智力同体力劳动的分离，使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表面看来，似乎机器、技术真的如海德格尔所说具有一种原罪，其“架构”本身就有奴役人的特性，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236]。

机器是科学技术的载体，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是通过机器来对工人发生作用的。科学技术、机器之所以对工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正是因为科学技术、机器是资本家拥有和投资的，它们服从于资本的逻辑，而不是人性的逻辑，从而使得作为中性的科学技术、机器沦为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使得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沦为一种工具理性。马克思指出，甚至是比较纯粹的科学研究也打上了资本的烙印，“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37]。(www.xing528.com)

进一步说，科学技术不仅仅在使用上受到资本的影响，而且在开发上就已经反映了资本的意志，规定了技术使用的方向、领域。这后一点往往是容易忽视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研究者、开发者也处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中，也是资产阶级出钱雇佣的劳动者，是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成员，他们同样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能够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科学技术研究者，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知识分子不仅为了面包要依靠市场，而且为了精神食粮也要依赖于市场。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既在经济上也在精神上依赖于他们所鄙视的资产阶级。所以，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直接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只有能够攫取高额利润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受到资本家的支持和投资。正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利润的追求“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238]。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科学技术的开发本身渗透着资本的意志，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239]。

其实，机器、科学和技术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但它们之所以是一把双刃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控制者，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环境。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原罪”。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技术理性产物的机器就其本身来说，对人的异化、价值理性的失落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机器、技术就其本身来说是减轻劳动、增加财富的手段，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机器、技术成为资本家压榨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的工具。对于机器、技术的使用带来的种种“不便”，资本家也是承认的，但他们却认为这种“不便”现象正如每个徽章都有反面一样，是必然的。在他们看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但是，马克思认为，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截然不同的，体现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机器使用工人，工人是被动的、强制的，工人是机器的奴隶；而工人使用机器则工人是主动的、自由的，工人是机器的主人。工人使用机器的主动性、自由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泰然处之”。那为什么是机器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机器呢？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机器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机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它和资本相结合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和工人相对立。

韦伯虽然看到了“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一现象，却没有或4不愿深究其实质、根源。与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观念相似，韦伯认为世界的理性化与科层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他们都同意现代的组织方法在增进组织与生产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效力，能使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自然世界。同样，他们也认为这个具有理性化动力的新世界变成了一个怪物，威胁到其创造者，使人性（dehumanize）和道德式微。但是，与马克思把异化当做是通往人类真正解放的一个转型阶段不同，韦伯认为人的奴役是历史的宿命，只有发展工具理性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韦伯并不认为将来可由一困顿之境擢升为自由的世界，他希望圣雄式领袖（charismatic leader）的产生将人类从他自己所制造的灾难中解救出来^[240]。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为人类的前途悲怆地勾画出一幅黯淡的画面：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