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全球化现代性的马克思评价

四、现代性的评价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状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二者往往难以齐头并进，常常呈现出一定的紧张关系。“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财富的追求、占有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但这种充分发挥实质上“表现为完全的空虚”，一切崇高、价值、理想、目标都湮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都湮没在单纯的、庸俗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虽然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自由，却也使人类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人被迫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212]，多数的人丧失了自己为人的本质而沦为另一小部分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213]。

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交通工具不发达，个人被限制在狭隘的区域内。这种情况使知识和技术难以交流、更新，从而限制了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发展，轮船、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不断发明问世，再加上生产的社会化，极大地拓展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各个地区之间的文明得到交流，为人的才能、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所发展的联系更多地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但相比古代社会，“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214]。同样，在古代社会，虽然单个人在某项手工技术上，其能力可以称得上全面性，但这种全面却是简单的全面，没有丰富性的全面。而以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为动力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虽然产生了普遍的异化，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现代技术复杂的程度是古代社会难以相比的，技术的发明也需要具有比古代社会更全面的知识。所以，虽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215]。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看来，古代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比较贫乏，工具理性没有多少发展，但人是生产的目的，宗教权威统治着一切。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成了目的，人成了手段，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同时带来价值理性的比翼双飞；相反，工具理性的发展却是以价值理性在某些方面的衰落为代价的。那么，现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究竟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如何做出合理的评价呢？正是在历史评价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困惑。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分析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形态；一是从人自身的发展过程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形态。前一个角度是对物质生产发展规律的考察，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客体向度；后一角度是对人类自身历史发展的考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主体向度。与此相适应，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也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

在分析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问题上，马克思指出，虽然耳闻目睹一个古老的文明世界的崩溃和无数居民被惨遭屠杀在情感上来说让人难过，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打破了印度的专制制度，给印度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216]。所以，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17]，我们不必为印度遭受的痛苦而伤心。

马克思坦率地承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既不能使印度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能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英国的殖民者带给印度的是血与火，他们破坏了印度本地的公社，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毁灭了印度几千年的文明，使整个印度平原堆满了皑皑白骨。但是，除了这野蛮的破坏、疯狂的掠夺外，英国殖民者还无意中履行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对印度重建的使命，他们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创造了物质前提，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社会革命。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工业对印度的破坏作用造成的资本的集中，“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218]。没有这种血与火的代价，印度就无法打破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实现历史的进步。因此，马克思反问：“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219]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220]。

毋庸讳言，马克思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的评价有些简单化，忽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存在为条件的，资本并不必然按照其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美国学者艾伦·伍德指出，“奴隶制在英属殖民地的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怎样把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拿来，甚至予以强化为己所用。”^[221]美国南北战争前黑奴的普遍存在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也是如此。在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它不再那么乐于把印度看做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而是更热衷于把它当做一个财政收入来源，追求的不再是商业利润，而是直接以成熟的非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为手段，以税收和贡赋的形式榨取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对帝国作为财税来源的诱惑力越大，进行领土控制的必然性就越大。随着在印度的帝国越来越多地以税收为手段进行超经济贡赋榨取，它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也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军事暴政。”^[222]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一种确保可靠财税来源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它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这种对印度社会进行‘传统化’的战略，被指责为通过牢固地确立甚至创造早已过时的地主一农民关系使得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倒退。”^[223]

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带来了个人和社会的异化，应该受到批判，应该被共产主义所代替，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有其规律，而不依据人们的感情好恶。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4]。这就是说，在社会进步的评价问题上，一方面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尺度放在第一位，把价值尺度放在第二位，坚持价值尺度从属于历史尺度；另一方面又坚持辩证法，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把价值尺度作为社会批判的参照系和社会的目标，在历史中把握价值，在价值中审视历史。既看到历史发展中某些价值目标的进步，也看到历史发展中某些价值目标的倒退，从而在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中对历史作出辩证的评价。(www.xing528.com)

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否定价值尺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味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而是立足人类社会对价值目标的追求，来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历史）现象进行犀利的批判。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互相制约、密切相关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价值目标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价值目标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归宿。虽然，在一定时期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会产生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会以某些价值的衰落为代价，如资本主义社会，但从长远看来，二者还是一致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评价社会进步的两个尺度，二者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对立。正如他在《剩余价值论》中所说的那样：

“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225]

工具理性主要包含着知识理性和技术理性，它们对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和历史的尺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价值理性主要是道德、价值问题，它和价值尺度密切相关。所以，要从理性的角度评价社会的进步，或者说要评价各个时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状况，就必须参照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既要评价理性发展对历史或者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也要评价理性的发展状况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瓦解了旧式的手工工场，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阶段，使分工普遍发展起来，使劳动工具日益专门化，由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然而，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依靠牺牲工人来实现资本的增殖，以各个工人畸形化为代价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226]。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落并行的历史，是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异化、非理性现象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规律”的体现而已，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没有这种罪恶、异化、非理性，历史就无法取得进步，这就是“历史女神”的残酷性。但是，从历史的维度和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具理性上比古代社会高，而且在一些价值理性方面也有发展，从而为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价值上的）非理性化和理性化的回归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没有这种异化和非理性化的积累，异化的扬弃、理性化的回归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必然性，而只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227]。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28]所以，从工具理性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的更高的价值理性目标提供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理性的衰落不过是社会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没有这一代价的付出，就没有共产主义社会里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异化、非理性，马克思并没有持一种感伤主义的态度，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坚持历史与价值的统一，一方面控诉其非理性、异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积极肯定这种异化（或者说恶）、非理性对历史的促进作用。

所以，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我们仍然可以说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并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因为它导致了人的异化，把人沦为物的奴隶。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之处。因此，从理性角度评价资本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也要看到它的非理性，不能以非理性来否定进步性，也不能以进步性来否定它的非理性；否则，以非理性来否定进步性，认为古代社会甚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理想、更优越，就是没有看到这种非理性的暂时性，没有看到非理性的二重性，忽视了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历史持非历史的态度；相反，以进步性来否定非理性，就是忽视了进步性的局限性，这两种观点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