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的矛盾：成就和病症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出发，把现代性置于历史的维度中，坚持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作了尽情的讴歌，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局限性，对其病症作了犀利的批判。
“马克思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称颂现代资产阶级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胜利的作者。但他的赞歌无论在它强调的方面还是在它忽略的方面，都与众不同。”[170]《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唯物史观的战斗纲领。正是在这篇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纲领中，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赞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至“在《共产党宣言》之后，整个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弗格森到弗里德曼的辩护，都惊人地苍白无力、缺乏生气”[171]。
第一，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现代性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人们普遍交往的扩大，开创了一个全球时代。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72]
具体地说，现代性的物质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现代性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73]
其次，现代性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7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情的竞争使每个资产阶级，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都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推进技术革新，否则它就无法生存。
再次，现代性创造了无数伟大的物质工程，推动了民族的迁徙、人口的扩大、边疆的开发、城市的发展。资产阶级“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175]。
最后，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交往的扩大。现代性内在地具有扩张性，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了，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而交往的扩大，则不但有利于保存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变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76]。
第二，推动了个人独立人格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关系往往屈从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为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所掩盖。在经济上，“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而“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177]，所以，个人基本上从属于教会、贵族、奴隶或地主，没有多少人身自由。在精神上，上帝和神是世界的中心，人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顶礼膜拜，在上帝的神圣的光环中迷失了自我。所以，古代社会从根本上说不折不扣地是野蛮、蒙昧的社会，是人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从宗教、封建特权的异化下解放出来，推动了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主体的诞生，把对上帝的虔诚还原到对个人本身的尊重，从上帝的光环中找回了迷失的自我，从而激发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独立人格的形成。
第三，推动了个人自由、平等的发展。在古代社会，个人受强大的政权、神权、族权的束缚是没有自由可言的，而且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严重不平等。虽然，古代世界出现过闻名遐迩的民主雅典，但与这种开明的民主制相伴存在的却是野蛮的奴隶制，享受自由民主权利的只是少数的贵族和平民，广大的奴隶依然是没有任何自由民主权利可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他不依附于任何特定的资本家。而且，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从形式上是一种等价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任何的特权。资本宣告了一切职业在市场面前的平等地位，破除了向来被人尊崇的、令人敬畏的神圣的职业的光环，推动了精神上的平等。现代的资产阶级也许可以向人炫耀他富可敌国的财富，但是却很难拥有先前的统治阶级能够拥有的精神优势。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平等也促进了法律、政治上平等观念的发展。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自由、平等的强烈呼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178]。
不管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平等、自由如何地虚伪，但它相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些专制社会的国王、皇帝一个人的自由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来说，其广度和深度无疑都是这两个社会所无法企及的，它在价值理性上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79]，从而不仅使物质生产具有世界性，而且使精神生产具有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80]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多元的文化在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的同时，又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是以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作为原则的，遵循着资本的逻辑规律，这种工具理性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对自然、人类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弊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把自然当做掠夺、征服的对象，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81]这种物质变换既包括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也包括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废物对大自然的释放，从而反过来对人本身产生影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极大地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并同时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的分析中，马克思还批评了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因为没有好的处理方法而对泰晤士河造成极大的污染[182]。
马克思认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从整体上说，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疯狂掠夺。不仅对利润的唯一追求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危害，而且资本主义的商业危机使生产力和自然资源遭受了巨大浪费，资本主义流行的消费主义也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源的巨大浪费。(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甚至更早，环境污染问题也曾经发生。如1661年英国人J.伊夫林写了《驱逐烟气》一书献给英王查理二世，指出了空气污染的危害，并提出了一些治理对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详细地记述了当时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污染状况，后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札记中他还深刻揭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不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但马克思对人类活动的不可预料的结果显然又有些估计不足，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发展是无限的，自然将会生产出用以满足人类全部需要的一切事物。时至今天，地球所承受的“物质变换”的压力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过自然资源可能会枯竭，他也没有想到过人类保留地的有限性与脆弱性。”[183]马克思认为，人类能够凭借着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握的自然规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4]。
在人本身以及人与人关系上，资本主义现代性使个人异化、物化，使道德沦丧、贫富分化加剧，个人的民主和自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分工越来越细，使工人成为一种畸形物，成为一种局部的人、片面的人。在简单协作阶段，分工主要是一种根据生产工具不同来划分的行业分工，劳动者对生产的整个流程都是熟悉的，劳动者在他的行业内基本上是全面发展的。而工场手工业则发展了人的片面的能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185]。作为总体的工人被分成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作为一种局部的工人，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以至于工人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往往成了工人的优点。大工业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片面性。“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86]而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但是“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187]。工人牺牲了自己的全面发展，以自己的畸形化为代价换来了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提高。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的改进、合理的机械化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工人是工具的主人，工人要适应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也必须适应工人。而在理性发展产物的机器生产中，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从而丧失自然分工的最后一点假象，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生产的“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188]。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划一性，这种连续性和划一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机器大工业把工人置于与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截然不同的地位。而在工厂中则是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人的自主活动的一切假象也就消失殆尽，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成了人的主人。“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189]机器的特征表现为“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则是生产过程中主人的职能，机器、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
第三，工具理性的发展使需要日渐精致化、简单化和非理性化，以至于不是需要刺激生产和消费，而是生产和消费刺激需要，人成为臆想出来的欲望的奴隶，人越来越失去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一般而言，生产决定需要和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需要和消费，但是，需要和消费又是生产的动力，刺激着生产的发展，需要、生产和消费三者是相互作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资本家，或者说工业的宦官，为了攫取剩余价值，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对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人经济上的破产”[190]。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发展，为产品的丰富、精致、哗众取宠提供了基础。“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191]这种为消费而消费的观念就是所谓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倡导了一种非理性的消费方式，导致了资源的极端浪费。一方面是“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192]，随着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人越来越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193]。另一方面却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194]。于是，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他只是在满足自己的动物需要时才感觉到自己是人，而在满足自己的人的需要时则感觉到自己是动物。
第四，商品的普遍化和对利润的追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交换关系和货币关系，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形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文化和虚假的意识形态，使人的道德沦丧。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普遍化使人们的一切活动无不打上商品的烙印，“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95]。由于这种转换，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并具有拜物教的性质。由于一切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商品，这也使得具有购买功能的金钱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甚至可以颠倒黑白、美丑、爱憎、敌友。在货币这个等价形态上，发生了商品经济现象的三重颠倒，即“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即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最重要的是，在货币总公式中，产出的货币大于投入的货币，似乎货币本身能够生产货币，这使得货币“最富有拜物教的性质”，成了万物之神。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交换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96]。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亵渎了，生活彻底变得非神圣化了。高额的利润摧毁了宗教给人的敬畏、恐惧。正如马克思引证登宁的话所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97]
货币拜物教也使知识、科学、意识形态打上了金钱的烙印，成了反映掌握金钱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工具。技术专家仅仅追求技术的改进、发明，无视技术的后果，以致如韦伯所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98]。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物质地位的反映，其所标榜的全体人民普遍利益的反映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第五，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排挤工人，加重了剥削，使贫富分化扩大，使工人生活处于悲惨的境地。不断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每一次新技术的变革都使从事旧技术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悲惨命运。而失业是资本主义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的投入相对减少，必然加剧工人的失业。另外，新技术的使用，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却也增强了剥削的程度。所以，随着工业的扩张和技术的改进，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
第六，就政治方面来说，现代性造就的金钱世界所实现的自由、平等和民主都具有深刻的局限性。资产阶级表面上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却信奉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99]资本主义社会消灭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似乎给了人更多的自由，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200]，就是剥削的自由。相比于中世纪神学权威下的个人，资本主义的个人更具有个性和独立性，但是这种个性和独立性却被资本所奴役。实际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01]。而所谓平等，则只是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但工人的雇佣地位使其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难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虽然，启蒙思想家宣称自由、平等，但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生了冲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自由的价值处于优先地位，而平等往往流于形式。另外，资本主义虽然推翻了封建的专制制度、剥削制度、世袭制度，却换来了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剥削，所谓的民主也只是虚假的民主、金钱的民主，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民民主。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鼓吹政治民主、平等、自由，但它所实现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202]。
在社会发展上，生产的社会化、理性化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非理性）所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资本家个人的事情，是有计划的。为了尽可能地攫取剩余价值，生产的整个过程及各个过程之间的结合都由数学、力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来决定，它们和工厂的组织一样，都严格遵循着效率最优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按照理性化的要求进行生产和运转。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是无计划的，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操纵，这就是所谓的单个资本家生产的计划化、秩序化、理性化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非理性之间的矛盾，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几年总会爆发一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在仓库里腐烂发霉，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节衣缩食、饥寒交迫，在死亡的边沿苦苦挣扎。但是，资本家为了榨尽工人骨子里的最后一滴血，为了保证恢复生产的资金，却把大量的商品销毁，由此浪费了无数的社会资源。对于这种非理性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深刻的揭露：
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203]。
在国家关系上，资本的扩张引发了殖民战争和种族屠杀。领土的扩张是现代性之必需的燃料，又是其产物。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一种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中介和土壤，资本主义和扩张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资本主义扩张也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资本主义对内的理性化、民主化，与其对外扩张、侵略，不仅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逻辑上也是互补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204]。资本内在地具有扩张性，正是资本不断的扩张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05]。
资本在按照自己的面貌野蛮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它并没有以其“先进的文明”给外来民族带来福音；相反，它带给外来民族的是征服、侵略、内战、血泪、屠杀、疾病、奴隶贸易等，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吉登斯曾指出，从16世纪到19世纪晚期，欧洲殖民势力扩张的区域同时也是毁灭性流行疾病传播的温床，大约有1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了美洲，有相当比例的人死于转运途中。19世纪末期的北美，土著人口消灭殆尽，而南美在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土著人口减少了近40%[206]。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对全球资源的争夺还带来了两次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剥夺了亿万人的生命。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以往一切时代无法比拟的技术，对内带来了民主化、理性化，但也带来惨绝人寰的核武器、种族灭绝战争、殖民地。资本主义第一次使战争工业化，带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以及在过去无法想象的暴力”[207]。马克思晚年对资本主义在对外侵略和征服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反他早年所坚持的“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给予了无情的控诉和揭露。
综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四方面病症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既是毁灭性的，也是自我毁灭性的。在摧毁周围的一切之后，在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精神的沙漠之后，它会毁灭它自己”[208]。它不但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人类面临着种种生态灾难的威胁，而且还直接毁灭人类本身，一方面造就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使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饥饿和贫穷、疾病；另一方面带来了对种族的血腥屠杀，使更加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战争。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其发展中不断制造了种族、民族、阶级的他者，以及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对立，而且不断推动着、激化着其中一方征服、奴役、消灭另一方。
从现代性的成就和病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具有矛盾性、局限性。资本主义现代性既带来了人身自由，也带来了物、资本对人的奴役；既带来了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平等，也因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新的等级；既有个性的独立，也有个性的奴役；既推翻了宗教的权威，又树起了新的商品拜物教。“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09]又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210]。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性，美国学者艾森斯塔特也指出：“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尽管种族灭绝和战争的野蛮主义至少潜在地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中，但是，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却呈现出一些独特的——也许是最可怕的——发展态势。纳粹大屠杀恰恰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称为现代性的负面毁灭潜能的极端表现和象征，显明了潜藏于现代性核心的野蛮主义。”[211]现代性的矛盾性、两面性从一个侧面表明，从“文明与野蛮”等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野是多么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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