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解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光辉著作，但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没有终结于《资本论》，也没有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为了深入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为了回答俄国著名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询问，晚年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摘录了大量的资料，以人类学的视野重新思考了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性发展道路问题。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13]，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加强了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使不发达国家遭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使其发展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制约。这种遭遇将产生什么影响，不发达国家是否要继续西方现代性的道路，还是有不同的选择，应该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现代性带给不发达国家的遭遇？这些问题对马克思提出了新的挑战，迫使马克思在以英国为典型解剖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后，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思考。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存在一个转变，大致以19世纪7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他主要从历史的必然性的角度看，主张资本主义现代性对落后世界的统治具有某种必然的合理性；在后期，他则认为，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同时存在，在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可能存在另一种选择。
针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灾难，马克思并不讳言，“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114]。但马克思认为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千百年来，农村公社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而且，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所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淘汰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现代工业将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虽然既不会使人民得到解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相反却带来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屠杀，但这种破坏性不过是显示“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在履行它们所肩负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115]时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在马克思看来，不发达国家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入侵虽然面临着人道主义的指责，对个人感情来说难以割舍，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历史必然性高于人道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战胜落后的生产力。落后国家除了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外别无选择，它只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伴随历史进步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所以，“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6]。但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否认人民群众的能动性，他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英国的变革必然波及到欧洲大陆，但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则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7]。
马克思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亚洲只有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不前，因此，英国和欧洲不得不承担推广文明的使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做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而推广到世界，对印度的入侵只是英国传播文明的一种形式，由此带来的灾难是文明传播的一个正常代价，虽然有些伤感，却具有历史的正义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被许多学者斥之为欧洲中心论。弗兰克指出，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受孟德斯鸠影响太深，有选择地利用了他获得的资料，而没有占有丰富的、全面的资料，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据。弗兰克认为，马克思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118]，只是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他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在新航路开辟以前，广大的世界市场就已经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19]甚至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的几百年里，一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的军事征服之前，欧洲市场都是从属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的。16世纪美洲白银的发现使西方世界通过其所掌握的白银货币，逐步“挤进”亚洲贸易体系。而19世纪以来，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系列的战败，以及由战争赔款而导致西方的金融货币“优势”变成了西方的金融“垄断”，使腐朽的旧中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落[120]。所以，正是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的存在，包括美洲白银的发现，以及对外掠夺，才使欧洲资本主义不但获得了丰厚的资本积累，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市场，推动欧洲为了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而不得不（也有能力）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引发了产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现代性并不是内生的。
实际上，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对人类学的大量研究，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上，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马克思虽然也承认公社的孤立性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基础，却也看到了农村公社的优点。他认为，现在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和古代社会的原始公社是不同的。俄国的农村公社并不同于原始的公社，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公社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另一方面，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公有制以及公有制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这种两重性使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马克思并没有把西欧的道路强加于俄国，也没有像民粹派那样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生长出共产主义，而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21]。事实上，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了解放，但由于国家财政的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122]，公社正在趋于解体。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由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因素有可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支点，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指出：
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123]。(www.xing528.com)
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磨难、波折，“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124]。这就需要砍断伸向公社的魔爪，使它在正常的条件下发展。物质上的改造则是要利用机器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所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25]，并且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18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6]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对农村公社提供大工业的技术支持，仅凭农村公社本身是不能发展出生产力发达的共产主义来的。而且，马克思担心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西欧将会对俄国革命进行镇压，就像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一样[127]。所以，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在主要国家取得共同胜利才能成功。
很显然，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而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同时，又综合了人类学视野的广阔性，看到了俄国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的差异性，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放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他没有像民粹派那样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生长出共产主义。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政治经济学规律作用的情况下，即俄国农村公社得到西方先进生产力支持的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才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所以，正是因为这两种视野的结合，使得马克思既看到了现代性发展的必然性，也看到了现代性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从而深化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思想和现代性批判思想，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不仅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拯救农村公社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发生，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铁路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家庭工业不断遭到排挤，久已习惯的自然经济关系被破坏殆尽，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公社成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新出现的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很快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如恩格斯所说，“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也越来越快地崩溃。”[128]“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129]。
俄国后来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国家也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列宁敏锐地把握了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突破了马克思设想的共同胜利论，提出了“一国胜利论”。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他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130]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打破了当时的考茨基之流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化理解，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列宁认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31]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共同胜利论”当成教条，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多样性的思想。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列宁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思想，但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单独一国或几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建成完全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132]。列宁认为，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使自己尽快发展起来，必须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学习、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列宁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33]列宁强调，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如果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社会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建成。“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134]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清醒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从而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作为我们发展的高起点，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体上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但在逻辑基础上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经历了三种视野的转换，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三种视野虽然在时间上分别出现于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三个不同的时期，但我们不能由此把这三种视野对立起来，并把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毋宁说，这三种视野是互相补充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正是在他的视野的不断转换、结合中丰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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