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物质实践基础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

四、真正的马克思：物质实践基础上的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1845年写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他阐述其新世界观的第一个纲领，而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成为“真正的马克思”的标志，是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行现代性批判的转折点。关于实践，马克思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曾有零星的论述，但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第一次作为哲学基础范畴提出来，并加以纲领性地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把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确立为其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新的逻辑基础，“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100]。新的逻辑基础的确立，使马克思在此后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和论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性的矛盾及动力机制，论述了超越现代性的必然性。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分水岭，也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重要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物质基础，就是把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仅仅看成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它们无论把“神”还是把“人”、“理性”、“绝对观念”、“自我意识”作为历史的前提，在实质上都是把历史当做观念的发展。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从实践、现实出发来说明理性和社会，仅仅从“理性”、人的“内在本性”、“普遍本性”来批判现代性的病症，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从而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并对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的人本主义残余思想进行了清算。马克思认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101]人的内在本性、理性始终是历史的产物，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谓的“普遍本性”总是非历史的、不存在的。正因此，马克思强调，对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02]，而不是从理性或人性出发进行批判。

从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以前没能回答的私有制产生的根源问题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揭开了历史发展之谜。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03]。“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制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04]据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以及“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的实质，明确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05]，它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06]，“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07]。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108]。资本主义政治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冲击，使得封建的社会结构才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社会经济摆脱了政治的强制，国家和社会由此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的独立的领域。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9]。

在对市民社会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110]。国家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所掩盖的阶级矛盾的产物。“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实质，“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12]。(www.xing528.com)

此外，物质生产实践的逻辑基础使马克思能够辩证地评价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立足物质生产实践的革命性、创新性，马克思看到了大工业所开创的现代性的革命意义，即它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人们普遍交往的扩大，开创了一个全球时代，推动了个人自由、平等的发展。立足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性、历史条件性，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局限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也带来了个人异化、单面化、物化，使道德沦丧和衰微，加剧了贫富分化，引发了殖民战争和民族压迫。正因此，马克思强调，不能简单地从人性的观点出发，对“以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取代“以人为目的”的古代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过渡性。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性的分析以及辩证评价，下文将有更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总的来说，科学实践观以及唯物史观的形成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使他彻底抛弃了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基础，把握了物质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抓住了资本这一关键，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市民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秘密。

总结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现代性批判的逻辑基础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三次转折，即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实践。与此同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变化过程。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出发，马克思更多的是肯定现代性，向往现代性；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以及从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异化；而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则既肯定了现代性的积极成就，又揭露了其病症。另外，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分界线，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对现代性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围绕国家、法、社会意识、宗教来支持和批判现代性，而且无论是支持还是批判现代性，都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形成之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发生了转折，从“副本”转向“原本”，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点批判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