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本位发展范式”
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非常独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冲击是深沉而巨大的。
森认为发展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其给出了自由在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两个理由——评价性因素和实效性因素。
森认为，“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这一评价立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分析，后者注重的是其他变量，例如效用、或程序性自由、或实际收入”[49]，这是森所谓的发展的评价性因素。关于发展的时效性，森认为“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而这些对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所关心的与我们（冒着过度简化的危险）或可称作的个人‘主体（agency）地位’有关。”[50]
可见，森认为，只有自由才能符合发展的目的，并且使得发展更有实效性。所以，“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51]森认为，需要消除的还包括由于经济贫困而带来饥饿、营养不足、衣食住条件不良等因素，以及由于“缺乏公共设施和社会关系，诸如防疫计划、对医疗保健或教育设施的组织安排、有效的维持地区和平与秩序的机构”[52]而带来的公共品不足等问题。此外，还要消除“权威主义政权对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以及对参与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自由的限制。”[53](www.xing528.com)
如何消除这些限制自由的因素呢？森提出了五种工具性的自由：“（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54]这些工具性的自由保障了人的“可行能力”，进而保障了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55]由国家和社会来进行保障的这种“可行能力”是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视角中的一个核心追求。森认为“在分析社会正义时，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56]来进行判定。为了具有操作性，森以“可行能力”为基础设置新的发展核算体系，对人类发展的收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人类发展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提升，它还包括对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广泛分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识字和算数的能力帮助大众参与经济扩展的过程（从日本到泰国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利用全球贸易的机会，‘质量控制’和‘按产品规格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盲或数盲的劳工很难胜任和保住这些工作。此外，还有很多证据表明，改善医疗保健和营养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及其收入。”[57]
市场机制本身是不能调控好人们的可行能力的，因为“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58]所以，“就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来创造社会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富裕国家在过去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公共行动，分别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等等。广泛分享这些社会机会使得许多民众得以直接参与经济扩展的过程。”[59]
因此，发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国家为广大民众提供可行能力的政策支持，使得广大民众获得“可行能力”，进而实现自由，使得自由成为发展的目的，与之同时，人们的主体价值的提升又使发展的实效性得到提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