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新发展观的观点：“经济主义”的核算体系存在问题
西方新发展观论者佩鲁和森认为现代社会发展出现众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发展评价设计中的核算体系有问题。他们都对这种传统的核算体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认为正是这些核算体系使发展偏离了方向，失去了为人的目标。
佩鲁认为：“对传统经济学中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短缺所作的这一初步分析，表明有必要对有限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理性经济学的准则或范型提出置疑。”[7]这种核算体系：“根本不考虑是谁在追求最大化、对什么实行最大化、随这种最大化而出现的间接效应是什么的问题。”[8]佩鲁认为，这种核算体系“对‘经济的’和‘社会的’加以区分”，只关注经济问题，使得“工人和所有那些因身份低下而无法在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中享有一定份额的人员在体力上和人格上的完善”[9]成问题。所以，这种核算体系造成了身份低下者发展的障碍。
佩鲁将这种存在于现实发展中的核算体系的问题归谬于一些学者们的错误理论，并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佩鲁对古典经济学家阿瑟·W·刘易斯的批判[10]：“他的著作只与增长有关，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他问题：在他的笔下竟然偶尔也露出发展和进步的字眼，但这只是为了使叙述有所变化而已。”[11]并认为，“我们也可证明刘易斯把亚当·斯密的视野搞得更狭隘了，因为后者曾在《论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本质》中就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而富有成果的思想”[12]。在佩鲁看来，相对于斯密，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加狭隘。佩鲁还找到了这种理论的哲学根源，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甚至直至今日似乎还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这是个事实。”[13]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甚至是“经济主义”的：“鼻祖们的功利主义，由于虽然并发但却各不相同的理由，逐渐被程式化、搀假并退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成了被讽刺地命名为‘经济主义’的思想漫画。”[14]
“经济主义”的核算体系，根本不考虑人，不考虑文化价值的进步。佩鲁认为，不计算文化价值的核算体系是无法言说发展的，因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他告诫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15]所以，佩鲁倡导一种从人的成本的角度进行的核算，认为“这些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持个人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成本，一部分是能够使每个人享受智力与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因为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16]
新发展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阿马蒂亚·森也从发展的核算体系的角度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森在其著作中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www.xing528.com)
“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甚至更早一点发生在韩国的危机为例，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国家在几十年间每年经济增长5%或10%以后，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年中下降5%或10%对它会是如此灾难性的事情。从总水平来说，它的确不是典型的灾难局面。但是，如果5%或10%的下降不是由全部人口平均分担，而是主要压在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那么这一部分人就不会有什么收入了。”[17]
在灾难（一个发展问题）面前，这种评价体系是失灵的。由此，森展开了对传统发展核算体系的批判。认为，这种只考虑物质财富增长的核算体系对于发展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森批判这种狭隘的发展观并倡导“扩展人类自由”的发展观：
“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当然，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由同时还依赖于其他收入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如果发展所要促进的就是自由，那么就有很强的理由来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中的工具。”[18]
所以，“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19]，必须超越这种传统的核算体系，构建一种“有人在场”的发展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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