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生发于工业化的进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以全面凸显。战后初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甚至为惟一目的的“增长热”。“发展”就等于“增长”，“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这造成了一系列的发展问题：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危机、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凸显了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在世界各国都形成了研究热潮，并成为理论界探索与争鸣的焦点。
（一）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反思和理论构建。
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较早，所以其现代社会发展问题暴露得就比较早，与此同步，其破解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理论自觉也就比较早。其理论自觉主要体现在新发展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26]等理论中。
新发展观主要从价值、人的自由和文化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范式”提出挑战，其中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和保罗·谢弗提出的“价值本位”、“自由本位”和“文化本位”发展范式比较有代表性。
弗朗索瓦·佩鲁在其代表性著作《新发展观》中提出了价值本位发展范式，认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27]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进步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文化价值的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它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佩鲁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文化价值的进步。因此，针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佩鲁提出了新的现代社会发展范式——“价值本位范式”。
阿马蒂亚·森在其研究发展的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认为，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28]：1.评价性原因：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2.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29]在其另一研究发展问题的著作《贫困与饥荒》[30]中指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31]这表明森是从人与商品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问题，从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发展范式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他认为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发展理论，除了关注物质财富的丰富性以外，更应该关注人们通往物质财富的“可行能力”，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主题。在西方，持有这一观点者众，如基佐认为个人自由不能局限在某些范围之内，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如此方能刺激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保证经济的足够增长，最终达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32]
保罗·谢弗在其著作《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中认为，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济时代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无法使地球生态恢复其健康状态，这些问题只能在文化时代得到解决。[33]文化时代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一个关注人的个体和整体的价值、对不同观念宽容和对群体合作具有真诚态度的时代。这种发展观追求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是对原来的“经济增长范式”的全面超越。[34]
以上三位学者都提到了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问题，由重视经济增长的范式转换为重视价值、人的自由和文化的发展范式。他们所提出的新的发展范式，表面看来是互不相关的，但本质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文化和价值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提升和自我超越的问题，所以他们所提出的新范式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从文化的视野来完成全面而自由的人的生成。而且，他们都认识到对人的价值的提升不仅是评价发展状况的指标，还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真正实现之道。但是由于其对人的本质的抽象和直观的理解限制了其对发展价值维度研究的视野。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科技异化的批判来反思现代社会发展问题。其代表性文献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其文献中对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们认为，国家政权通过科技“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人的控制”；[35]认为现代“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离德的力量。”[36]科技成为社会控制和制造病态社会的刽子手。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把现代社会描述为“单面性的社会”，在《工业社会与新左派》这本书中则把其描绘为“有病的社会”，他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37]如果“人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愿或信念，如果他们是一些被异化的自动机器，他们怎么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愿呢？”。[38]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成为一种霸主，其理性原则被用于组织经济生产和政治统治，成为人类行为的准则。而这一准则和人性是相冲突的，其对人的发展造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制约，从而使人异化。同时正是以科技理性为原则，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和大工业体系。这种体系使人（工人）处于异化状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科技异化的角度对现代社会发展难题展开分析，表现了其深刻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由于其没有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经济关系内部，没有从资本逻辑的角度展开分析，使得其最终没有找到现代社会发展难题的真正原因。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发展成为研究主题的今天，“剥削”问题重新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大层面上体现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特别是G.A.柯亨（Cohen）[39]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约翰·罗默（John Roemer）[40]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和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41]的《阶级》等。柯亨明确地将财产上的“分配不公”界定为剥削，但是他坚持认为剥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42]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差异是剥削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流通领域中是不存在剥削问题的。罗默给“剥削”下了一个“博弈论的定义”，认为一个群体S’在与另一个群体S的关系中占据优势（dominance），一个人的福利是以其他人为代价而获得的就产生了剥削。[43]如此就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剥削中的背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稀释为“不公平”（inequality）。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对罗默的“博弈论定义”作出更利于理解的诠释，认为“要被视为剥削，就必须证明一个人的福利是以其他人为代价而获得的”，还要证明“剥削者的富裕和被剥削者的贫穷之间就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前者以后者为代价而获利。”[44]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赖特将剥削的原因归纳为三种：“以资本资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剥削、以对组织资产的控制为基础的剥削和以对技术或资格证书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剥削”[45]，并提出了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的“中间阶级”理论。这个中间阶层主要指技术所有者和高级管理人员。三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扩展，扩展为种种类型的“分配不公”。按照这一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应该存在剥削的。该理论也影响到了国内的学者，国内的很多学者也都在试图对剥削范畴进行“分配不公”式的扩展。这一理论倾向到底如何评价，其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违背，还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其对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意义如何，都颇值得深入研究。
（二）中国学者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
中国学者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绩可谓突出，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人、文化、价值审视的相关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www.xing528.com)
高清海提出了从哲学层面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基础和先导，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找到自己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也很难处理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效益的关系，处理直接效用与间接效用、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也很难避免各项政策带有浓厚的局部性和暂时性色彩。所以，高清海认为，缺乏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巨大障碍。[46]
丰子义赋予发展以价值论的内涵。认为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发展，而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社会发展。认为发展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价值性，因而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应地，发展观也必然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认为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确立起来的发展理念，才是完整的发展理念。[47]
马俊峰等认为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应该展开价值分析。认为社会公正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价值问题，因此，不能沿用理论哲学的逻辑而应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进行考量。作为一种规范性价值，社会公正既与社会经济、人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也与一定民族和社会的文化发展状态相关联，它既体现为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评价制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公正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范围，高线是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各得其所“都比较满意”，底线是彼此“都能接受”。在现代社会，自由和平等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和基本价值，而自由和平等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社会公正就是作为自由与平等的合题，作为调节二者冲突的制度设计原则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48]
何中华认为我们确立的发展范式必须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和终极目标，来选择和确定人与社会的整个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具体地说，这种发展观需具备三个主要特点：一、在时间关系上，应体现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二、在空间上，应体现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三、在文化意义上应体现理性与价值的统一。[49]
刘福森则首次提出了“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认为当代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应该包含根基于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且还应该包含价值论的支撑和伦理的规范。因此，提出发展伦理学这一概念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发展伦理学既是传统的伦理学（元伦理学）在当代社会发展领域的应用，也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发展。它是社会发展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0]
杨耕则对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社会公平进行了阐释，认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一种社会公平都建立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之上，公平不可能超出经济结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任何脱离市场经济这一现代经济运作模式而奢谈社会公平的建构，都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并潜在地沦为一种伪善的危险。同时，应逐步解除各种约束人们能力发展的社会限制，逐步消除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社会根源，从而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贫富不均，达到共同富裕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一切都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51]
邹广文则从人文的角度对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涉及和包容经济、社会、自然和文化诸领域的复合系统和复合概念，它具有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的具体质的规定性及其实践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刻、最核心的元本质在于它内含的人文本质；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系统中，最具根本性和主导价值的是人文对策，这些对策主要包括弘扬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健全人文规范、发展人文科学、普及人文教育、开发人文资源、加强人文调控和营造人文社会。[52]
衣俊卿进行了发展的文化探索。认为发展的宗旨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所有方面的具体发展和变化都必须服从人的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而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在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为文化的转型，即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的确立。[53]
赵甲明则对和谐思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和谐思维是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思维方式。认为要把握和谐思维，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正确理解和谐与“异”“同”的关系；第二，和谐思维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关系；第三，和谐思维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等。[54]
韩庆祥等提出了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认为代价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我们要正确认识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提高领导干部和国民的素质，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限制到最小程度。[55]
刘卓红认为马克思的发展哲学真正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统一。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马克思的发展哲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对当代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正努力践行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发展哲学的继承和创新，体现了马克思发展哲学的基本方向。[56]
杨信礼认为当代中国发展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问题；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三是发展动力源的开发与动力源的利用的问题；四是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关联及其实现的问题。[57]
很多学者都将发展观分为两大类：旧发展观和新发展观。新旧发展观的对比研究是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旧发展观特指将视点集中在单纯的经济增长上面的发展观。它以物为本，忽视人的价值的实现。新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从根本上的否定。有人认为新发展观具有人本性、整体性、协调性、适度性、内源性、开放性六大特征。[58]有人认为，新发展观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第二，发展是整体、综合、内生的。第三，发展以人为中心。[59]还有人认为新发展观是重视对人—文化—价值的提升的发展范式。[60]发展观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本和物本之间的争论，旧发展观是以物为本的，而新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关于发展中人与物的关系的探索。发展中物质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不同步性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当前发展研究的一大热点和难点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对发展中的人、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国内外的学者都开始从价值论的视角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有此工作需要深入，包括：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论视野的系统研究；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价值维度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价值维度的对比研究；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价值维度研究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的系统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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