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辛勤创造性劳动推动古代生产力发展

二、以辛勤的创造性劳动推动了古代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区域之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历史上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突出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古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

（一）对农业的开发

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开发不仅限于中原汉族聚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于各族人民的努力，在边疆宜于农耕的地方，农业生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如新疆吐鲁番地区，长城以北的辽河流域，云南、广西、岭南等地的农业开发，都倾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辛劳和智慧。

秦汉以后马、驴、骡用于农耕，对于当时北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首先用驴、骡于农耕的是塞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驴、骡是古代匈奴族培育的牲畜品种，秦汉以后马、驴、骡大批输入中原。到了三国时代，江南也普遍使用马骡于农耕。许多农作物品种是通过西域传入内地的。吐鲁番地区对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及向中原内地的传播起到了中介作用。《论语》中最早出现“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而高粱、玉米、花生、芝麻、棉花等农作物是秦汉以后从西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植物籽种有苜蓿和葡萄；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录，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植物还有芝麻、蚕豆、大蒜、黄瓜、胡萝卜、酒杯藤、安石榴、胡荽、番红花、红蓝花等。西域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游牧民族在迁徙时将西亚、非洲的植物籽种带到了东方，首先在天山南北的绿洲进行培植，然后向东传入中原。棉花也是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到内地的。据《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回鹘地区产“白叠”即棉花。吐鲁番的园艺业比较先进，尤以葡萄和瓜果在内地享有盛誉。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曾特别作出一条规定，作为西州的吐鲁番，每年必须给王室进贡一定数量的“干葡萄”作为宫廷的珍贵果饯。由竖井和暗渠两部分组成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坎儿井”水利灌溉工程，是当地各族农民根据内陆干旱的自然条件，对中原传去的穿井开渠技术的一个改进和发展。新疆维吾尔地区农产品种的增多和农业栽培技术的提高，为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撰写《农商衣食撮要》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条件，这部农业著作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原是游牧民族，在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将大量汉人北迁到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农耕。尤其是在占领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贵族更加重视农业，并向北部地区推广农业，将契丹的一些部落迁到克鲁伦河、哈拉哈河以及海拉尔流域从事农耕，开凿水渠，引水灌溉。这些措施对于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北部牧区向半农半牧转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云南地区多山地、高原，居住在西南的白族，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适应云南多山的特点兴修水利，开辟山坡为梯田，还推行了复种制。

生活在广西的壮、侗、仫佬、毛南等族的先民，利用当地资源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发明了一种踏犁代替牛耕。这种踏犁有多种性能，既能犁地又能挖树根，直到解放前还在使用。在山坡上无法灌溉的地方，还培育出了一种名叫“畲禾”的旱稻。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对于农业在全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十分重视，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忽必烈命中书省和各路官员搜集农业生产方面的资料，要求对资料的实用性进行实验，然后列为条目在全国推广。在此基础上，于至元十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至元二十三年下诏向全国颁行。《农桑辑要》是对几百年来农业技术的一次全面总结，对元及元以后的农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除《农桑辑要》外，元朝还完成了两部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和王祯的《农书》。元朝蒙古族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派水利专家郭守敬视察河套灌溉情况，并对宁夏地区唐徕渠、汉渠进行疏通。忽必烈执政期间还开济州河、会通河，使北起大都南至杭州全长15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周边少数民族重视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经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他们对中原先进文明的追求。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吸收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成为周边民族向封建化转变过程中的主要途径。(www.xing528.com)

（二）对畜牧业的开发

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大多是高原山地和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草场资源较为丰富。北方地区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绵亘数千里的草原地带以及西藏和云贵高原，历来都是游牧民族经营畜牧业的基地。自秦、汉以后，周边民族以牧畜及畜产品与内地交易，至唐宋规模越来越大。8世纪时，新疆回鹘王国与唐朝进行“马绢”贸易。据记载，回鹘每年以10万匹马向内地换取茶、绢等物。河西走廊、祁连山牧场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与宋的一次贸易中，马的交易为24000匹以上。自元以来，吐蕃地区羊毛、皮张、细氆氇等畜产品作为贡赋，源源不断进入内地。云南的滇池以西也宜于畜牧，与南宋邕州的贸易以市马为主。“广西买马，自建炎以后至淳熙五十年为最盛，每年以千五百匹为定额，每匹价银三四十两至六七十两，交易额约七万两为常。……国人以马来，当贸易而归，两地贸易之盛，不想而知。”^[3]明朝与蒙古的互市主要是马市，仅在东北地区就设广宁、开原等马市，一次交易以马千匹换米三百辆载回。^[4]见于文字记载的大多是官方贸易，不见经传的民间贸易更为频繁。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这种频繁的、大宗的畜产品贸易，反映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经营的畜牧业日益发达，成为中原经济的必要补充。通过牧畜和畜产品的交易，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又进一步促进了游牧社会的发展。经过长期的经营开发，形成了现在我国内陆边疆地区五大牧区的格局，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边疆少数民族对牧畜的改良、繁殖，对草场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世世代代作出了贡献。

（三）对手工业的开发

盐和铁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大平御览》所记“宿沙氏作煮盐”，宿沙是古代东方海滨属于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国，因居滨海，首次发明或改进了制盐的方法。据有的专家考证，铁的冶炼术的发展，与南方民族有关。《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馈赠马、牛、羊的同时还赠稷酒，看来最早的制酒术可能是从西域游牧部落的羌人或塞人那里传入中原的。葡萄酒是汉时由西域传入内地的。烧酒的制作原为阿拉伯人的发明，元朝时通过维吾尔等族传入内地。

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的。一是由吐鲁番传入关中，一是由海南传入长江流域。秦汉至隋唐，中原称麻织品为布，称丝织品为帛，未见有棉织品的生产。但在西晋时期，居住在吐鲁番的回鹘农民不仅培育出称为“白叠”的棉花，还生产出“氍毹”的棉织品。棉织物在市场的交易是极为普通的事情。至宋元代，维吾尔的纺织工匠已普遍使用织金锦的工艺，即在丝织物中加金线，元朝称之“纳失失”。元朝在别失八里（即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设局专门制造御用的织金锦。元代棉纺工业在江南的倏然兴起，主要是江苏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族那里学会纺织技术，在内地推广的缘故。贞元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从崖州带着擀、弹、纺、织等工具，回到松江乌泥泾，向妇女们传授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技术，使松江成为当时全国棉纺业的中心。

建筑业的发展也融汇了少数民族的智慧。北京的古代建设中有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各族劳动者建筑技术和设计技巧的卓越贡献。五代以前中原王朝首都和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及黄河流域——长安、洛阳、开封。辽在东北的兴起，改变了南北朝对立的地理位置，从中原与西北的相对到中原与东北的相对，随即政治中心也转移。燕京首先作为辽代的陪都“南京”得到了发展和建设。金灭辽后曾迁都燕京，改为中都，中都作为金的都城长达60多年之久。金对中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元灭金，中都残破，忽必烈决定建都于此，在中都东北郊，建新城大都。新的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规模壮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地说：“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大殿宽广，足有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城无逾此者……”^[5]回回人也黑迭尔在规划与指挥大都建筑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黑迭尔来回东西方，见识颇广，他吸收东西方建筑的优点集中于大都的宫殿，在宫外又规划了许多民房和互市场所。元大都的建设凝聚各族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是当时东西方最光辉的城市，无论是建筑艺术和工程水平均为世界一流。

随着少数民族各项手工业和制作技术的发展，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传入内地。面食加工的方法多是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的。磨面制饼的方法最早由埃及、西亚人发明，秦汉时期由西域的少数民族介绍到中原，当时一切面食均称“胡饼”，饼即面，有蒸饼、煮饼、水溲饼、汤饼等。面食加工方法的改进，大大丰富了内地的生活。服装制作的改革也与北方民族的习惯分不开。古代汉族的服装是上衣下裳，宽领褒袖，十分笨重，尤其不利于作战。战国时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短衣大裤，便于骑射作战。这种短衣大裤的服装格局从战国开始已遍及全国。马褂背心也是北方民族根据当地气候特点设计制作的。西域的坐具自汉末渐渐传入中原。唐以前，汉族席地而跪，举动不便。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胡人在中原定居，西域的胡床（马札）和其他坐具便在内地时兴起来，席地而坐的习俗渐衰，到了南宋末年，椅子便在大江南北普及了。

（四）对商业贸易的开发

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河谷文明和中国的黄河文明，三者之间相隔万里，其往来主要靠北方民族游牧迁徙得以进行。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商代青铜器物的式样对欧洲及西亚、北亚的青铜器式样产生过影响，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迁徙中传递所致。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古文献中就记载了中国古代的名称“支尼”，即丝绢。在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也有中国丝绢的名称，当时中国的丝绸已传到西亚和印度，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西域各族商人跟随着张骞的使臣们来到长安。西域及中亚各族花纹斑斓的毛织品、毡毯、珍贵的皮毛、白叠布及其东北等地的貂鼠皮、白狐皮、罗马的氍毹、大宛的葡萄酒等成为汉朝长安市上受人喜爱的商品。而中原出产的铁器、铜器、漆器，尤其是丝绢则通过西域商队经新疆运往西亚，在西汉时已运到“大秦”（罗马）。直至元代，北方民族充当了中国与西方进行丝绢贸易的中介商和贩运者。元以后回回商人对国内外商业贸易的作用就更大。13世纪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建立了领土空前的大帝国，从中原到漠北、西亚每年都有回回商队定期往返。横跨欧亚内陆的丝绸之路，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并几度繁荣，在世界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游牧民族，为了提高物质生产和满足消费需要，他们之间互相联系和互相交换，克服了沙漠、高山的重重障碍，最早利用牲畜作为交通工具，探险开路，充当了建立中西交通的使者，在重重障碍之上，架起了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东西贸易的交通，扩大了明朝对印度洋地区的了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是通过回回及蒙古人传到阿拉伯世界，再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欧，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