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和平的交往,也有兵戎相见的大小民族战争,但从发展趋势看,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流,由内聚归于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自古至今,源远流长。
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即表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汇集的特点,代表最早中原文化的仰韶文化有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成分;当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衰落时,相继出现的是黄河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这种文化的交错和叠压现象,不仅反映了黄河上下游文化在中游地区的交融和汇集,也同时反映了中原地区当时各民族或者他们的祖先相互交往在中游汇集的过程。多元文化交融和汇集的发展趋势,为以后各民族的交融和汇集开了历史先河。在以后的历史过程,民族关系的变化虽曲折复杂、形式各异,但发展的趋势仍然是逐步的交融和汇集,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速度也逐渐加快。综观这一变化过程,大致经过民族汇集和内聚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弱小分散的民族依生态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汇集而统一,形成初级的统一体。我国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基本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区。青藏高原和阴山以北的荒漠草原地区,植被稀疏,干旱缺雨,宜于游牧;中原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平原地区,气候温湿,雨水充沛,宜于农耕。从事游牧的民族逐渐在草原地区汇集统一,建立游牧民族的国家,如匈奴单于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蒙古汗国、吐蕃王国等。从事农耕的民族逐渐在中原地区汇集统一,建立农业民族的国家,如夏、商、周、秦、汉等。这种以生态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区分和汇集,大体以长城为界,游牧民族居北以漠北为庭,农业民族居南以中原为朝,逐渐形成南北各有中心的农耕和游牧民族两大统一体。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23]。这个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步骤:向中原的内聚,形成更大规模或全国性的统一体。周边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聚的主要原因是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条件下,农业经济比游牧经济相对稳定和富庶,单一的游牧经济需要从农业经济中得到必要的补充,因而中原地区对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刺激北方游牧民族不断通过战争与和平的方式向南迁徙。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的几次大规模迁徙正反映了这种要求。拓跋鲜卑不远万里从大兴安岭迁徙到与中原接界的长城脚下,在盛乐(今大同)建朝立国,后又迁都洛阳,入主中原。西部高原的党项羌迁移到靠近中原的河套地区,内附唐朝,半农半牧,势力壮大后,进而建立西夏国,大规模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蒙古族崛起于北方草原,扩张活动的主要方向一直是中原。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首先制定鼓励和发展农业的政策。游牧民族向中原的内聚还有政治、军事、文化等复杂因素,但游牧社会对农业社会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是导致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聚的主要原因。
决定这种从周边汇集发展向中原内聚的另一个原因是存在着一个内聚的核心——在多元基础上形成的汉族。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过程时说:
“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24]
以上汇集和内聚的过程,在时空上表现为交叉或同步进行,即一些民族在向中原内聚的同时,另一些边远民族又在北方汇集崛起、发展壮大并陆续挺进中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就会迟早扎根于农业社会,相当大的一部分逐步融合于汉族之中。至近代各民族在共同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民族运动中统一成为以汉族为多数、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统一的、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缔造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上各民族相互关系汇合凝聚的必然结果。
我国学术界从50年代开始即注意到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和讨论。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把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针对以往学术界在讨论“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问题中,形成的“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两种观点,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主流[25]。这一观点和分析,透过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现象和表现形式,揭示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内在的运动趋势,从而也就正确地回答了“主流”是什么的问题。
所谓“主流”,是指反映事物本质的发展趋势。民族关系的主流,也就是指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已经证明,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接触愈来愈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流,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尤其在近代反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各民族有过分裂,也有过统一,但分裂是短期的,而统一是长期的。经过分裂,总是走向统一,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最终是打不散,离不开,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了凝聚的长流。凝聚,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结晶;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
【注释】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3,《鬼方、昆夷、犭严狁考》。
[4]《史记·匈奴列传》。
[5]《史记·匈奴列传》。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7]《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8]《史记·匈奴列传》。(www.xing528.com)
[9]《史记·刘敬传》。
[10]《史记·匈奴列传》。
[11]《明英宗实录》卷234,景泰四年十月戊戌。
[12]《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己巳。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1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5,天聪七年九月癸卯条。
[16]《汉书·主父偃传》。
[17]《汉书·主父偃传》。
[18]《史记·匈奴列传》。
[19]张正明:《和亲通论》,载《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1986年版。
[20]《明史·兵志·马政》。
[21]《明史·方逢时传》。
[22]《明史·鞑靼传》。
[2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9页,第1-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9页,第1-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5]参见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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