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观点

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新观点的提出

1989年，费孝通先生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著名学术演讲，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演讲所提出的观点和基本内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演讲的全文及其他几篇相关的论文结集成册，仍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名，于1989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这篇著名的学术演讲，是费孝通先生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成果结晶。费孝通先生1930年在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费孝通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1933年费孝通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又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1936年秋季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返国。到达云南后即在内地进行农村调查，进行“社区研究”，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以前，1935年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是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1936年夏季又在家乡江苏吴江的江村进行了一次为期近两个月的农村实地调查。

费孝通先生说，社区研究是贯串在他一生学术工作中的主线。社区研究这个名称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不完全一致，为了避免学科名称上的争论，费孝通采取以研究对象为区别把“社区研究”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研究；一是农村研究，以及后来的城乡研究。

解放后，为了摸清楚有关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到1952年间派出了若干“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去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楚他们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费孝通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直接接触中，费孝通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说，“民族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有个名称（自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全国总共有400多个，其中有不少问题。有些自报是少数民族的实际上却是汉族，有些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由于不同原因，被分成若干民族而且各有不同的族称。因此，必须对这些自报的族名逐一进行甄别。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开始起直到1982年告一段落，一共进行了30多年。1954年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65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1982年又确认了2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共有56个民族。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科学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与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1700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并反复分组分批进行研究讨论。这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费孝通参加了开始的一段工作，负责筹备、组织和开始时在云南省的实地调查。不久由于受到政治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费孝通又得到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他除了进行农村社区研究、小城镇研究外，依然对民族研究十分关注，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个时期费先生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费先生认为，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带着这个问题结合多年的思考，费先生于1989年整理出一篇文章来，并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先生认为，是这篇文章使他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www.xing528.com)

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第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第二个论点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个论点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费孝通所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学者指出，费老以80高龄，作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将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汉族的研究与少数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从而提出了民族研究中一个重大的新课题，具有对科学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这个理论观点同时提醒我们，民族研究要注意克服与少数民族研究等同起来的缺陷。要展开包括对汉族的民族学研究和各民族互相关系发展等项研究的民族学研究，同时要发扬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要注重其历史、文化、社会深层结构以及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等研究，但整个民族研究事业，必须是全面的、整体的，必须把民族关系史、地区民族史、民族地区综合开发等项研究提到更自觉的更广阔的视野上发展下去。这不仅是民族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理解中国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需要。

在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中，还运用了地理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悠久、庞大、复杂的文化系统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绝不可能单纯采用一种观点，依附于一个学派，而必然是兼容并包，而且吸收不断发展的新的观点与方法。

当然，一个新的理论、新的学术体系的提出，尤其是对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多元发展和广博内容的民族共同体所作的新的概括，不可能一开始就很完善。它需要继续长期的、深入的努力，才能使之完善和充实。重要的是这个新课题已经提出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必然推动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与科学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