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根源：相互联系与依存

四、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历史根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我国疆土辽阔，地域相连，四周是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在这片土地上，古代民族的分布状况是汉族主要居内地，即黄河、长江流域，少数民族主要居边隅，在毗邻地区又交错杂居，呈大分散、小聚居状况。由于各民族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不同，形成了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一般地说，汉族地区气候湿润，宜于农业精耕；北方民族居住区域气候恶劣，植被差，只能粗放牧业；南方民族居住区多高山、丘陵，虽从事农耕业，但交通阻隔，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这种各民族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及发展不平衡和地理上的互相联结与交错杂居，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提供了天然条件。经济生活的本质所决定，任何一个民族，出于生计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扩大经济往来。北方游牧民族单一的经济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为了获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农副产品，如谷物、布帛等，不得不依赖于中原的农业民族。中原地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对周边民族有极大的吸引力。边疆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原靠拢，或掠夺、战争，或贸易、和亲，或入主中原。秦始皇修长城，并没有堵住匈奴的不断掠边。汉时，冒顿入寇，网开一面使汉高祖得以脱险，其目的是以此为条件向汉朝换取大量的物资。汉朝凭着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使“冒顿乃少至”。契丹、女真、党项等族虽然对北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但经济发展的程度仍远不如中原内地，他们仍然不断地逼近中原，要求南方朝廷供应物资甚至要求给予土地。中原经济对北方民族不断吸引的结果，使他们步步南下，留在汉地的就融合于汉族之中。当北方民族弱小力不敌中原朝廷时，有时也会以主动“入贡”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利益，换得中原天子的“赏赐”、“赠赍”或“岁币”。唐朝强大，回鹘助唐平乱，唐对回鹘的酬谢一次就是“岁给绢二万匹”^[5]。东突厥降唐后，一部分离开边远地区，通过羁縻府州的形式被安置在靠近中原的黄河中上游地区。边疆民族潮流般地一次次向中原靠拢、聚合的历史现象一直不断。同时，中原农业民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畜牧业经济的补充和支持。中原朝廷或在长城沿线，或在与少数民族地区交界处开设互市场所，开展贸易，达到双方经济互惠之目的。这种经济上互相联系和交往的形式，历时久远，难以中断，且逐步完善。《宋史·食货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原朝廷与周边民族间互市历史的重要记载：“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贸易于西北。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亦然，而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隋时互市更加制度化，唐代不仅互市范围扩大，地点增多，而且专设官吏加以管理。即使是在宋朝与契丹、西夏关系紧张时，边境地区的“榷场”仍在进行互市贸易，且有民贸、有官贸，“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骆驼。岁获四十余万”^[6]。宋朝不仅对少数民族贸易是出超的，而且征收“佣金”，成为朝廷的一大收入。(www.xing528.com)

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充分表明，各民族间的关系变化虽然曲折复杂，形式多样，但无论是以战争掠夺的形式，或是以和平交往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和满足，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边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也成为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各自都不能相互缺少，从而联结成一个相互补充的经济整体。这种民族间经济的联系和依赖，把各民族社会生活内在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一分牢固的基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就是由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上各民族有过分裂，也有过统一，但分裂是短期的，而统一是长期的。经过分裂，总是走向统一。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最终是打不散、离不开。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也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