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主导地位

三、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主体地位

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现在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汉民族自西汉形成以后，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内忧外患的艰难曲折，无论是分裂割据时期，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族不仅没有被同化被分裂，反而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表现出惊人的同化力和凝聚力。一些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汉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除西北和西南外，凡是宜耕的平原地带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也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族以中原内地为中心，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汉族向四方扩散，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扩大成了特大的凝聚核心，并通过屯垦、移民、通商、战争、和亲，把东亚广大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突出特点，它在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正因为汉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历史上又长期是统治民族，因而在封建正统观中，大民族主义的观念往往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在传统史学中，即把汉族史当作中国史，而将其他民族只是放到“四夷传”、“边裔典”中作为汉族中原王朝的陪衬和从属来记述。其后果之一，是汉族的历史被王朝史或国别史所替代，影响所及，以至于今天的民族史研究中也往往忽略了汉族历史的研究。因此，汉民族作为专门的民族史研究课题，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夏、商、周时期，由于各部藩集团长期的争夺与控制，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血缘漩涡”，你进我出，你退我入。这个“漩涡”的沉淀与稳定，慢慢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这即是汉民族的胚胎。华夏民族的形成，大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

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界限更加明显，首先是地域界限基本明确，“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与“诸夏”对称的所谓蛮、夷、戎、狄，已不再指中原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而专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了。其次，不同的民族语言也明显分出来，族与族之间的交换需“重译而至”。其三，风俗的区别更为突出。例如，华夏民族头着冠、发着笄，而戎狄“被发”，吴越“断发”或“赞刂发”，南方诸少数民族则“盘发”或“编发”。又如在丧葬方面，狄兴火葬，华夏民族则行土葬。但这个时期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诸侯国的林立，华夏民族还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到战国时，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随着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出现了荀子所说“四海之内若一家”^[2]，使天下“定于一”^[3]的共同心理素质，夏、商、周三族的祖先都纳入了黄帝体系之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时，华夏民族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同时也统一并稳定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也是后来汉民族共同地域的基础。秦始皇规定“书同文”，是华夏民族共同语言统一并稳定的标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是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有力措施，加强了华夏族的经济联系性。秦始皇统一华夏民族的种种措施，不仅使华夏民族更加稳定，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且为汉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汉承秦制”，从汉民族形成的意义来说，就是汉民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正是因为华夏民族与汉民族形成不可分割的继承性，所以华夏民族的统一，也就是汉民族形成的开端。

西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使得“大一统”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强化。“大一统”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为民族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汉武帝采取一系列加强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措施，大大推进了汉民族从华夏民族开端到最后形成的过渡，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4]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汉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5]汉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在与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中，华夏族名也逐渐被汉族之名代替。汉族的发展壮大，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它是在不断地吸收容纳各民族成分的过程中，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汉朝初年，中国已经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局面。所谓“强胡”即指当时的匈奴以及后来的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回鹘等游牧民族。虽然屹立于中国北方的长城，成为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的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农业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防线，但中原和北方两大经济区域的对峙，并非总是劫掠和战争，更重要的是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扩大，牧民不能满足于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他们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及茶酒等生产生活必需品要取自农耕区，而农民所需的马匹和其他畜产品要仰仗于畜牧区。这样，就形成了历史上以“马绢互市”和“茶马互市”为形式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在日益密切的交流过程中，代表草原文化的“强胡”民族和代表农耕文化的“大汉”民族渐趋融合。靠近农耕区的一部分匈奴牧民于公元1世纪逐步和附近的汉族农民杂居混合，进入半农半牧的经济，后来匈奴分裂后，南匈奴留居于今内蒙古境内，逐渐进入关内和汉人杂居混合。从秦汉开始，通过战争与和亲、强制的和自愿的途径，这种外族移入和汉族迁出的民族迁徙和流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其结果是不断为汉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汉民族的发展。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使中原地区出现了民族间的大混杂、大融合，匈奴人、氐人、羯人、鲜卑人、羌人相继在中原和华北地区建立政权，这个时期“胡人改汉姓”、“胡汉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非汉族人口分别被吸收在汉人之中，壮大了汉族的人口。其后，经过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大地上民族间的大混杂、大融合进一步扩大，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和汉族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北方民族不断融合于汉族，汉族的民族基因更加丰富，民族实体愈加坚实，逐渐发展成为有着惊人吸收力和巨大凝聚力的第一大族，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和稳固的基础。

汉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壮大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民族，这是汉民族非凡创造力、惊人吸收力和巨大凝聚力所表现的历史硕果，就汉族本身来讲，有下面五个原因：

（一）巩固的共同地域

汉族的共同地域，最先起源于黄河流域，以后逐步扩展到辽河、洮河、长江、淮河、珠江、红水河流域和巴蜀黔等广大地区，汉族始终在这块共同地域上生息、繁衍和发展，这是汉民族长期稳定和统一的基础。汉族共同地域的日益扩大，其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历代战乱，中原地区的汉族逐渐向南北迁移。宋代，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占据了黄河以至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不断发生的民族战争，迫使大批汉族南迁，同时也使汉族为代表的先进经济文化扩散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得到了迅速开发，加之这一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开始超过中原地区，成为汉族的中心聚居区。第二，各民族长期交往和战乱中，互相迁徙，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与汉族自然同化与融合，使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变为汉族地区。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是汉族统治者用武力征服和夺取并强制进行汉化的。但就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主要是各民族的自然同化与融合的结果。少数民族地区一旦成为汉族聚居区，大部分也就形成为稳定的汉族共同地域。

（二）强大的国家政权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王朝的建立，使华夏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对华夏民族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邻的少数民族，逐渐改称“华夏人”为“汉人”，标志着汉族的确定。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建立的又一个强大的封建统一王朝时期，无论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也是汉民族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汉民族走向更加成熟和稳定，它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后，成了吸收众多民族更加壮大的民族。唐代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的形势，为汉族文化更广泛地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吸取提供了历史条件，表现出了汉民族文化强大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以汉族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唐文化就是在与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发展、壮大、提高的，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当时在世界各国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唐王朝，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展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唐都城长安的外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余人。国外始称“汉人”为“唐人”。至今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大城市中，在“华人”聚居区修建“唐人街”，仍保持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可见强大的国家政权对民族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力，已远远超出国家政权本身的政权范围。历史上，除了元、清两个王朝外，汉族在中国境内保持和建立的全国或地方性的国家政权一直存在着，虽不如秦汉和隋唐王朝那样强盛，但多数政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些政权对于汉族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在蒙古族和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清两朝，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同样得到了发展，汉族人口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三）发达的农业经济

农业是汉族形成的经济条件，也是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汉族及其先人最早活动的黄河流域，有着宜于农耕的自然地理条件，肥沃的平原土地、充沛的雨量和可以引之灌溉的河流，使农耕生产成了这一地域内生产活动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一地域的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早从春秋时期起就形成了“以农立国”的治国思想。农业成为传统的产业，并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农业生产和农耕技术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历代汉族统治者不仅提倡“农桑”，并注意总结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代史书典籍中，大量记载汉族地区农业生产的产量、品种、收成、灾害、水利、农具、农耕技术、节令等情况以及农业生产知识和各种农业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反映了汉族是古老的有着丰富生产经验的农业民族。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农业著作。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总结汉民族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著作。汉族古老的农业经济，一方面反映了汉民族的勤劳勇敢和刻苦耐劳精神，对中国和世界古代物质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由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给汉族带来的封闭性与保守性，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长期满足于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足的最低生活水平和落后的乡土观念，因循守旧，缺乏革新动力和进取精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较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汉民族的保守性与凝固性，强化了封建经济秩序，使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更加趋于长期稳定。(www.xing528.com)

（四）悠久的历史文化

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过去一般认为汉族有3000年的文字史。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珍贵的夏代文字，字形结构不是象形而是会意文字，标志着汉族的先民——夏族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距今足有4000年的文字历史。河南安阳殷墟文化，是夏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古代文明和东方文明的象征。殷墟遗址再现了3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文字、天文、数学、建筑工艺和医学五个方面令人叹服的成就，中国不愧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春秋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了华夏文化。秦汉时期的大统一，为汉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世界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民族的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性格。秦始皇兵马俑与中国古代火药、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一样，震撼了世界，使古代的中国文化，首先是汉族文化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代表汉族文化的孔子儒家学说长期受到尊敬，对汉民族自身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影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尊孔子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了汉民族的自信心和内聚力，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某些民主精神，原始的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伦理，是汉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倡的求知精神和治学态度，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指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儒家学说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糟粕，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重农抑商”、“男尊女卑”等等一整套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在它的长期影响下，强化了汉民族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进步。

（五）汉语和汉字的特殊功能

汉语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是汉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汉民族聚居的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古代交通不发达，使民族内部联系困难，加之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其母语发音和词汇给汉语带来种种影响。因此，汉族语言地区差别很大，形成了北方、吴、湘、赣、客家、闽、粤七大方言。各种汉语方言之间基本上或者完全不能通话。但是，为什么汉民族能够维系汉语的统一？这不能不归功于富有特定含义的方块汉字。汉语是单音成义，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而方块汉字正是和单音成义的特点相适应，每一个方块字作为一个音节的代表，都有其简明确定的含义。尽管同一个字在汉语方言中发音完全不同，但其含义却是一致的。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中华民族的祖先借方块汉字记述和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保持了汉族书面语言的统一。方块汉字适应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方言众多的国情，适应了汉民族望字生义和依赖联想的民族心理，无疑对于汉民族的发展和统一起到了十分关键的特殊作用。

汉族人口，在全国各民族中一直居于首位。汉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多次较大的迁徙扩展和民族间的融合，主要从黄河流域及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徙。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和边疆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居，并先后融合于汉族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历代也有大批汉人通过屯垦、戍边、移民、俘掠、流亡、经商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共同保卫和开发边疆。所以，汉语和汉文，是全中国使用最广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汉语。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和记事符号，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汉族人民和其他族人民，以这种文字为载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汉字记载的各朝正史和稗官野史，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为后代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汉赋、乐府、唐诗、宋词、传奇话本、明清小说，不但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民族文库的珍品。汉字的医学金鉴、农工典籍、科学发明以及汉文翻译的大藏佛经等等，更是对世界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的贡献。汉族在历史上曾信仰过多种宗教，道教是汉族固有的宗教，佛教、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从国外传入，但均未形成全民族的统一宗教，这说明汉族对外来文化和宗教信仰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在艺术上，青铜器、丝织品、古建筑、陶瓷和绘画等久负盛名，涌现出许多伟大的艺术巨匠和民间艺术家。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1800年前发明了造纸法，1300年前发明了刻版印刷，800年前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汉族中有杰出的科学家和无数的能工巧匠，使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综观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分裂、大混战都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同时也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杂居，加速了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历史上三次民族大融合，部分汉族被少数民族所同化，但在更大范围内是汉族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包括在汉族地区建立过全国性强大政权的蒙古族和满族，也大部分被汉族所融合，原因在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高于这些少数民族。汉族在同其他民族交往中，既能以自己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其他民族，又擅长吸收其他民族各种生产技能和优秀的文化艺术，不断丰富和发展汉族的经济文化。汉族不但成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民族，而且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荀子·议兵》。

[3]《孟子·梁惠王上》。

[4]《先秦史》，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中国民族简史》，第19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