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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幸福感的多元视角-影响幸福感的可能原因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体现,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提升幸福感的多元视角-影响幸福感的可能原因

一、影响幸福感的可能原因

通过对近9年来有关主观幸福感方面的90篇实证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观幸福感的前因变量大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学因素,主要集中在性别、收入等方面。学者们对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无统一定论,一些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能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主观幸福感也高于男性,可能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情感表达,也可能是由于性别期望的差异造成的。有的研究则认为性别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李祚山在一项针对大学文化取向、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价值多元化、思想活跃等因素所带来的性别期望差异逐渐减小造成的。任杰等在一项研究中也指出,除了在与工作对象相处时女性体验到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外,在主观幸福感的总分和其他分类指标上男性和女性都没有显著差异。而张兴贵等在研究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中发现,男同学的主观幸福感要略高于女同学,原因可能是由于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贫困的农村,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严重。就收入而言,虽然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有些研究则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例如,冯成志等在一项有关连云港地区的大学生村官的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收入差距并不会对大学生村官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常常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来衡量对收入的满意度,大学生村官与那些在金融危机下未就业的大学生相比已经拥有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其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受到影响。金江等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分析,发现如果考虑到工作单位的性质对不同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效应将发生变化。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群体相比,收入对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的效应要高0.174。陈钊等研究发现,社区层面上的收入差距会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另外,有些研究还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取了其他人口学变量,例如,婚姻,学生的学校类型、专业、年级、精神信仰等。(www.xing528.com)

二是个体内部因素,主要集中在人格、自尊、自我效能感和情绪智力等方面。大部分文献都围绕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主要是研究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神经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外倾性是正向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预测指标,神经质是消极情感的有效预测指标。只有张兴贵等除了研究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外,还综合分析了其他三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得出责任心也可以很好地预测生活满意度,而开放性和宜人性在选取的青少年样本中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过张琳以苏州地区630名农民工为样本验证了宜人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性。在有关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多个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自尊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徐潍东等则将自尊分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分别研究了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论显示,在高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而在低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没有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国内有关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刘会贵等通过对来自重庆市237名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进行调查,发现希望是领导者的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变量,并且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青年期的个体由于面临很多人生重大问题,拥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将有助于他们顺利面对挑战,陈曦等以444名青年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情绪智力能独立预测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变异。此外,还有学者对气质、核心自我评价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范翠英等在研究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过程中,发现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情感平衡,同时也能显著地负向预测其消极情感。姜晶梅研究发现孤独感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最直接因素。喻承甫等研究发现感恩对于个体幸福感具有独特的预测作用,感恩干预可有效增加个体感恩水平,进而提升幸福感,其策略主要包括感恩记录、感恩沉思和表达感恩行为等。

三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文化取向、应对方式等。社会支持是个人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体现,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已有许多研究得出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并且在两者之间还有诸如核心自我评价、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因素起着中介作用。除社会支持外,研究表明代际支持(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等)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研究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李祚山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按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分为四个类型,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水平集体主义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作用,水平个人主义对正向情感有显著预测作用,垂直个人主义对负向情感有显著预测作用。郑雪等则以在澳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文化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得出文化融入进程可以通过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影响主观幸福感。此外,个体的应对方式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都认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积极情感具有正向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对积极情感有负向作用。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中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感没有预测作用。深度休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有利于产生充实感、归属感成就感,有利于促进人际互动,进而大大提升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方面,陈前恒等发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可及性(农户到最近的小学和初中的距离)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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