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间刺绣
粤绣是指以广东省广州市为生产中心的手工丝线刺绣的总称,同湘绣、蜀绣、苏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在今天中国广州及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粤绣广泛流传,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了。关于粤绣最早的记载,出自唐朝苏鄂的《杜阳杂编》。
据《杜阳杂编》记载,卢眉娘是唐代南海县的奇女子,她能够在一尺白绢上绣出法华经七卷。每一个字还没有粟粒大,而且点、画、线分明,品题章句毫无遗漏的地方。她精湛的技艺让当时的人们大为惊叹,称她为“神姑”。当时的唐顺宗见到卢眉娘刺绣的技艺之后,十分的欢喜,下旨赏赐,并命令她在皇宫中居住,为皇家织绣。按说,皇宫中生活奢华舒逸,卢眉娘应该喜欢才是。可是这个少女更喜欢自由自在的日子,不愿被拘禁在宫中,便出家为道姑。顺宗一看,不好再强留卢眉娘继续留在宫里,便允许她回到南海,御赐法号逍遥,并赏赐了大量财物、法器。
明朝正德年间,热衷于海外探险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先后来到中国,这些外来国家同当时的大明王朝进行友好交往。他们十分地喜爱中国文化,一位葡萄牙人将一片龙袍的绣片带回了葡萄牙去,并献给了葡萄牙的国王。国王见到东方这种精美的刺绣产品,惊得合不拢嘴,便赏赐了那个带来了精美艺术品的商人。从此,粤绣在国外流传,并随之风靡于欧洲各国王室。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中国的粤绣十分欣赏,积极倡导在英国建立刺绣同业会,从中国进口丝绸、刺绣等,用来加工贵族的服饰。英国的查理一世国王,也曾在英伦三岛传播刺绣艺术,并将粤绣称为“中国送给西方的礼物”。
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帝下诏,只准西方船舶在广州港同中国人进行贸易,英国人便将刺绣服饰拿到广东地区的绣坊进行加工。由此,粤绣广泛地吸收了西方艺术画的风格。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粤绣多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并获得多种展览奖项,成为一项名扬中外的艺术文化。在现在法、德、英、意等国家的博物馆中,还收藏着粤绣。
粤绣的刺绣技艺在于十分注意结合材料“形”、“质”,它的主要题材有龙凤、花卉、飞禽走兽、水族人物等,是潮汕地区主要的日常用品、祭祀用品、欣赏用品、戏服装饰品等。粤绣主要有真丝绒绣、金银线绣、线绣和珠绣四大类。其中真丝绒绣是以蚕丝为材料的刺绣,在这四类粤绣中历史最为悠久、技艺传承最为完整;金银线绣针法最具特色,可分为平绣、编绣、绕绣、凸绣等七大类六十多种;珠绣属于粤绣的最新种类,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出现。
粤绣的刺绣技法,主要有绣、垫、贴、拼、缀5种,针法流传下六角三叠踏针锦、垫棉过金针、双丁鳞、垫绣菊花畔鳞等两百多种。粤绣的很多优秀作品中,综合了不同的绣法和针法,并结合了时代元素,不断地获得创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百鸟朝凤”、“丹凤朝阳”、“百花篮”、“我爱小鸡”、“鹦鹉”、“晨曦”等优秀作品。
粤绣工艺独具特色,不受其他刺绣文化的影响,自成一家,讲究针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针法表现物体的机理。粤绣色彩丰富艳丽,注重光和影的和谐运用,同时能够做到“工”为“艺”所用,这对刺绣的工艺效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粤绣处处凝聚着历代民间艺人的智慧,且派流极广,各派流之间在绣技法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风格迥异。如今国内粤绣在北京故宫中,藏品最多,以布局满、场面热烈、色彩瑰丽等特点著称。最大的特点在于布局之间,很少留有空隙,即使有空隙也都被山水草地等补充占满。
中国的刺绣工艺多数以女绣工为主,而粤绣的绣工多数是以男工为主,这是粤绣中最为独特的特点。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主要以手工工艺出名的粤绣,生存环境不断地被机械刺绣、电脑绣压缩,生存困难,需要人为地对它进行扶持、保护,不要让这种技艺昙花一现。
蜀绣
蜀绣又可以称川绣,起源于四川西部民间而得名,与蜀锦一起被称为“蜀中之宝”。古代四川平原盛产桑蚕,因此四川地区被称为蜀地。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蜀地已经盛产丝织品,并运往秦国首都咸阳等地,进行贸易。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展,蜀绣逐渐成为四川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
关于蜀绣的记载,最早出自汉赋家杨雄的诗赋作品《蜀都赋》:“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到了西汉末年,蜀绣已经发展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已经名闻天下。但当时的蜀绣被官府控制着,加上刺绣属于稀罕物品,所以十分奢侈,寻常百姓很少能够拥有,因此,尽管蜀绣工艺已经成型,但并未在民间流传。
到了三国时代,占据四川等地的蜀汉政权,因为国土面积最为狭小,国力也最弱,为了补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力量,蜀绣经常被蜀汉政府用来换取战马和财物。
古代蜀绣极少留下作品,最早的是“北宋蜀绣双冠图片”,上面盖有金朝章宗皇帝的玺印。这幅蜀绣作品应当是南宋朝廷贡给金人的。当时南宋被金朝赶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建立政权,南宋不敢跟金人作战,为了求和,每年贡给金朝岁币、丝绢布匹,这幅蜀绣作品,极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贡献给金朝的。
明代秦良玉的锦袍也是蜀绣作品中的代表。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记入正史的女将军,戎马生涯达四十多年,先后参加过平奢、勤王、抗清、讨伐张献忠等战役,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崇祯帝为了表彰秦良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胆色,曾经多次召见这位女将军,并多次封赏,还亲自表扬。秦良玉战袍是秦良玉家人精心加工做成的,处处体现出蜀绣的精工细作和精湛的技巧。
蜀绣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刺绣已成为四川地区的代表性文化艺术。但长期以来,蜀绣都被朝廷所控制。在汉朝时,政府设立少府属官的东织室、西织室,专为皇室加工高级的蜀绣工艺品,从宋朝时开始设立文绣院,专门招纳优秀绣工,为皇帝绣制御服,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机构,虽然对蜀绣民间化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但客观上对蜀绣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到明清时代,蜀绣的发展迎来巅峰期。明清两代,除了闺阁淑女绣制蜀绣外,四川又出现了许多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的刺绣作坊。到1925年前后,光成都地区专门从事刺绣的艺人,就达到一千多,有六十多家店铺。20世纪50年代,蜀绣几乎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地区的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从事蜀绣的工艺人员竟达到了四五千人之多。
蜀绣编制技艺以针法见长,共流传下来针法12大类、122种。蜀绣的编织材料,以本地盛产的红、绿等色缎和散线等为编织的原料,各种针法在一起交错使用,对用线要求比较严格,讲求公正稳重。
蜀绣既擅长于刺花、刺鸟、刺虫、刺鱼等细腻生动的图像,又善于表现雄山壮水的磅礴气势。受地理条件、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地方文艺的差距等因素,蜀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等不同的艺术风格。
蜀绣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如今四川只有一个成都蜀绣厂,但是它的销售业绩不佳,人员欠缺,难有“新鲜血液”注入。有行家称,美轮美奂的蜀绣,其发展已严重滞后,好在国家已经重视,在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的郝淑萍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苏绣
苏绣,因为它产生于中国江苏地区,所以被命名为“苏绣”。
历史上,苏绣曾经广泛地流传在苏州各个城乡,但随着现代社会工业的发展,苏绣行业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生存空间不断地被压缩,苏绣行业也在逐渐萎缩,现在主要在苏州市区和高新区一代的街道、乡镇流传。
苏州刺绣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具体的起源时间已经不可考察,大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苏州是吴国的都城,名为姑苏城。当时的吴国人已经开始采桑养蚕,并利用蚕丝纺纱织布,还将刺绣用到服饰上。现在所存有的苏绣产品,大多数是宋朝流传下来的作品,从各方面展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苏绣技艺和实际水平。比如,人们考古发现了元朝苏绣残片,这表明,当时苏绣已经有9种刺绣针法。
到了明朝,江南一带已经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期,中国著名的才子唐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人物纷纷涌出,很多绣品便将这些人的画稿融入刺绣当中,推动了刺绣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精细雅洁的艺术风格。自此,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上,自成一家,有“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
自明朝以来,苏绣艺人名家辈出,到清朝时期,苏绣的发展迎来了顶峰时期。当时清王朝皇室所用的绣品,几乎全部出自于苏绣艺人之手。
道光年间,苏州奇女子丁佩总结刺绣技艺,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刺绣专业著作《绣谱》;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发明创造了“仿真绣”,晚年时,沈寿口述完成《雪宦绣谱》,这本书对中国的刺绣经验进行了总结。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发明了“乱真绣”的刺绣技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苏绣的题材和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苏绣进一步地向前发展,衍生出多种流派,出现了各家名手竞秀的文化格局。政府设立苏绣研究所,并聚集培养了大批的苏绣人才,他们在继承传统刺绣技艺的基础上,创新了很多种刺绣技艺和针法,使苏绣技艺不断地获得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苏绣流派有三大派,一是传统的细绣,二是民国时期沈寿开创的“仿真绣”,三是杨守玉开创的“乱真绣”。这三大派系都有丰富多变的适应性,各有完整独特的技艺体系,在如今这个时代仍然有传人。
如今,中国苏绣已经走出国门,多次在国际性的比赛中获得奖项。苏州刺绣绣品种类齐全。按照品种划分,苏绣有单面绣、双面绣;按照体积大小划分,苏绣有台屏、墙屏、地屏等种类;按照表现内容来分,有人物、宠物、花鸟、风景、静物、特色建筑物等种类。
苏州刺绣对促进中外交流有着重大的贡献。北京富顿画廊艺术设计中心是我国专业研究开发精品刺绣文化的公司,曾经多次为人民大会堂提供刺绣,还将刺绣产品赠送给外国大使,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交互礼品,如巨幅苏州刺绣《山河壮丽》,便曾赠与俄罗斯大使馆,这幅作品做工精细,并研发出刺绣软裱的方法,还把刺绣软裱成画轴,大大地提高了成品刺绣的运输便捷性。
苏州刺绣名扬天下,但刺绣艺术的发展面临着知识产权的问题,绣娘们的刺绣作品底稿少有原创,苏绣面临的这一窘境引起最高法院和苏州虎丘法院的极大关注。2009年10月9日,在苏州刺绣博物馆内,开展了一场“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研讨”的会议,研讨如何司法保护镇湖刺绣工艺。
顾绣
顾绣是中国上海地区艺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明朝嘉靖年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家中的女眷创作,因此被称为顾绣。
顾绣是江南地区唯一一个以家族名号命名的刺绣文化。清朝初年,松江府状元戴有祺,在他的著作《寻乐斋诗集》中,证实了上海顾绣起源于顾名世的小妾谬氏。顾名世曾在今天的九亩地地区圈地筑园,因为园子有著名书法家赵文敏亲手撰写的“露香池”三个字,这处园子有“露香园”之称。因此,顾绣又可以称为“露香园顾绣”、“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露香园绣”。
据《明史》记载,顾名世是明朝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当过管理各地进献到皇宫宝物的官吏——尚宝司丞。他见多识广,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在顾名世的影响下,顾名世的妻子、妾婢和女儿也都十分酷爱文艺,家中女眷善于丹青书法、精于女红,尤其擅长刺绣。她们在当时画坛最具影响力的松江画派影响下,注意研究和传承宋代“闺阁绣”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技巧,并在进行总结后,进一步有所创新和发展。
据传,顾氏家族的刺绣手法是从皇宫大内流传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息,绣出来的山水、人物、花鸟均精细无比、栩栩如生,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推崇。自明朝开始,顾绣先后出现了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等“顾绣”艺术的名手。韩希孟是顾名世的孙媳,是顾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能手。她艺术修养极高,认为刺绣不应该只为衣物裙摆服务,应该形成独特的艺术,便以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名画为题词,创作出很多独具神韵的艺术作品。她所绣的人物神采奕奕,活跃于彩绫绸缎之上,似乎呼之欲出。她的精湛技艺,使她自己成为顾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并对后世的顾绣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清朝时,顾名世的曾孙女广设刺绣作坊,并四处收录门徒,传授顾绣的技艺手法。当地百姓对顾绣技艺钦羡已久,于是,报名的民间妇女很多,从此顾绣得以在上海、江南地区的民间当中流传开来。同时,商人们开设绣铺,大力购买顾秀作品,为顾绣的发展、流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为了继续传承几乎绝迹的顾绣艺术,松江当地建立了松筠女子职校的顾绣班,如今年近九旬的戴明教老人,就是从这个班级中出来的学生,她在半个世纪的生活中,都在传承着顾绣技术,并著有《顾绣针法初探》一书。书中记载了顾绣最重要的三个特点:第一,半绣半绘,擅长补色、借色;第二,在刺绣上选用布料独特;第三,具有绣、画结合的艺术特色。
顾绣以宋元名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杰作作为摹本,画面大部分都是绣绘结合,以绣代画,这也是它最为独特之处。顾绣的针法复杂且多变,一般有齐针、铺针、打籽针、接针、钉针、单套针、刻鳞针等十余种针法。
顾绣是民间刺绣文化和书画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物,对从业人员的书画修养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很难在俗世中普及。另外,顾绣制造较为麻烦,费时耗工,加上现在工业的发展,更多的人喜欢机械加工出来的刺绣产品,对手工刺绣,很少有人愿意再去学习,现在市场上流传的顾绣产品多为仿制品,“真绣”反而难得一见。
湘绣
湘绣是指以湖南长沙为中心,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同中国的粤绣、蜀绣、苏绣共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它产生于楚地,起源于湖南的民间刺绣,吸取了苏绣、粤绣等中国刺绣艺术的特点后,不断发展起来的。湘绣历史悠久,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三湘大地属于楚国统治,因此湘绣带有着浓厚荆楚文化气息。关于湘绣的名称由来,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民间故事。
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在长沙河西望城坡中,有一家名为七里香的绣花店铺,老板姓胡,祖传十三代都是靠刺绣为生。他们家的刺绣工艺闻名全国,可谓是名闻遐迩,连当时的同治皇帝都听说了刺绣的精美。皇帝便命令钦差大臣到湖南采购一百幅湘绣作品来,并要求每一幅绣品上,要绣有百鸟、百鱼、百蝶、百仙,并要求三十天交货。
皇帝的话,那是圣旨啊,三十天要是交不上货,掉脑袋都是轻的,甚至有可能会株连九族,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胡老板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召集了厂子中七八十名绣工,加班加点,连夜赶工,终于在月底完成了九十九幅,眼瞅着明天再完成一幅就可以交差了,胡大老板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可是,真应了那句“行百里半九十”,那天晚上,有一个绣工因为长期熬夜,终于忍不住打起了瞌睡,她一不小心翻身将棚子上的灯盏给撞翻了,虽说绣品没有被火全烧了,但九十九幅作品却都被泼了一层油。
胡老板见这种情况又气又急,他想,要是交不上货,皇帝怪罪下来,就让那小丫头抵命。那女绣工连惊带吓,大哭了起来。住在隔壁的画工肖二,听她哭得如此凄惨,便去跟胡老板求情,并定下了一条计策。第二日,胡老板将完成的九十九幅作品交给了钦差大臣,然后吹牛说家中还藏有一幅作品,不过那是上天赐下来的,只有当今的真命天子同治皇帝才能拿取,普通人碰一下就死,前几日有几个想偷绣品的小贼,还没等他们接近呢,天上就打雷,把他们给打死了。
那钦差也是聪明人啊,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拍皇帝马屁的好时机,他二话不说,飞马将胡老板的说法上报给了同治帝。想是皇宫里的生活太闷了,同治帝听了这说法后,就学着圣祖康熙的样子,带上几个随从微服私访。那肖二是戏班子出身,曾经跟随戏班子进过皇宫,给皇帝演出过,因此一眼便认出了同治帝,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同治帝的马屁是拍得一溜一溜的。同治帝一高兴,便赏了胡老板一千五百多两白银,并公开身份,给绣品赐名为“湘绣”。
清朝末年,著名湘绣艺人李仪徽为了光大湘绣艺术,首创掺针绣法;1898年,胡莲仙在长沙市司门口开设了第一家湘绣“吴彩霞绣庄”,掺针绣法在他的影响下得以流传开来。掺针绣法能有机地将浓淡阴阳、色阶渐变与极为精细的劈丝技术相结合,成为一项极具特色的刺绣艺术。
民国初年,湘绣艺人廖家惠,曾为北洋军阀实力派人物吴佩孚的母亲做过刺绣。1933年,长沙锦华丽绣庄刺绣的《罗斯福总统绣像》,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展出,引起轰动,从此湘绣成为驰名国内外的民间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湘绣在新中国政府的传承和保护下,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五大类72种完整的针法体系,湘绣形象的表现形式和完备的工艺水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被国人赞为“超级绣品”,国外则被称为“魔术般的艺术”。
改革开放以后,湘绣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的工艺艺人,如李凯云、杨应修、黄粹峰、刘爱云、周金秀5位等,他们多次到国外演出,同国外艺术进行友好交流,多次在国家、国际性的比赛中获奖。
湘绣和很多文化一样,都在日渐衰弱。好在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庆阳香包绣制
在甘肃省最东部的庆阳市有一种流行的习俗,就是当地人喜欢佩戴“绌绌”。“绌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指的是“香包”。
庆阳香包绣制工艺是当地人的一项绝活,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庆阳人都会缝制香包。这种习俗形成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据说在公元前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岐伯曾经在胸前佩戴了一个药袋,众人觉得好奇,于是便问岐伯这小小药袋有何作用?岐伯便解惑说,这种药袋是特制的,它具有防疫驱瘟、禁蛇毒的功效。药袋的制作方法也很新奇,据说是岐伯开创的“熏蒸法”。
因为岐伯出生在庆阳,所以当地人纷纷效仿,佩戴香包也就成了一种习俗。
庆阳香包绣制也是有一段发展过程。它是如何演变出如今的绣制技艺呢?
唐宋时期,香包又被称为香囊,它是仕女和美人专门用的装饰品,并且,就连男官吏也开始佩戴“荷包”(香包的一种),这些官员在上朝的时候,他们把荷包坠于朝服之上,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而荷包里主要是一些棉质的填充物。
在明清时期,香包流行更广,它成为了人们佩戴或者是送礼的物品,所以,一些善于女工的妇人们便加工起香包,让香包看上去既美丽又大方。于是民间便有了香包绣制作坊,人们大批量地生产,将香包融入时代的元素,让众人爱不离手。
庆阳香包是一种集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于一体的工艺制品,它构型简单质朴,按制作技艺可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类:“绌绌”类,又名藏针绣,它的特点很显著,就是把针线藏起来,让外形看起来没有针线,有种形神具备的感觉,它的工艺流程包括创意、选料、剪裁、状物等环节。
第二类:线盘类。这类香包很特别,它的形状有些像端午节吃的五角菱形粽子,香包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盘成的,其技艺包括折壳子、配色线、盘线成型、成果(即将线盘成品连缀,吊上彩穗)等,这类香包可以随身佩戴,可以挂在门口,也可以送人,它表示着吉祥平安。
第三类:立体刺绣类。这种香包的内容很庞杂,形式又比较多,有单面挂、佩件,双面挂、佩件,其制作过程分构图、刺绣、彩染、缝合、成果等环节。在制作工艺上也比较讲究,它经过打样子、扩背子、上样子、绣花、状物、成果、打扮等步骤,制品讲究神似而不求形似。
第四类:平面刺绣类。此类香包的风格比较敦厚凝重,制作方法有破线绣、合线绣、掇绣及齐针、辫针、缉针、掺针、抢针、挽针、盘金、点金、圈金等。
庆阳香包也分为五种类型,有头戴型、肩卧型、胸挂型、背负型、脚蹬型。庆阳香包绣制工艺古拙质朴、富有原始气息,它是文化遗产中的奇葩,它的制作手法奇特,和别的香包区别甚大,其显著特点有:
第一,庆阳香包绣制时,夹杂的原始生态文化味浓。
从地理位置来看,庆阳位于黄河流域,那是华夏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文化积淀深厚,外来文化较少。民间工艺刺绣中,人们潜意识里崇拜神灵,他们把“龙蛇虎鹿”作为图腾,很多香包内蕴涵着巫神文化和古代阴阳平衡的观念。如用绿布卷成盘蛇,再扎上几个梅花,便是龙的化身。
第二,庆阳香包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
庆阳香包刺绣手法多变,它没有规则可循。香包不讲究透视,不追求比例,只求神似即可,很多香包绣制出来都夸张变形,突出香包的头身。各种动物香包,有的大头小身、有头无尾,有的有头无足、有头有身无腿。如狮虎形状,一般头比身大,有爪无腿,既不是真实形象,又不合形体比例,完全由刺绣艺人随意发挥。
第三,庆阳香包比喻象征,托物言志。
华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人们的迷信思想不变,而祛邪祈福便是庆阳民俗文化的永久主题。庆阳香包就是祛除邪恶的东西,绣制的各类香包也有自己的意义。比如借老虎狮子的勇猛威武,祛除邪恶之气,保护自身安全;借鱼儿钻莲喻男女爱情;借葫芦、石榴多籽,盼望多子多福;借大枣、花生、桂圆、莲子之名,取其谐音,寓早(枣)生贵(桂)子之意。
第四,它的审美观点独特。
庆阳香包绣制工艺,艺人们不从由物质生活出发,而是从意念出发,他们采用夸张的造型,随意创作,天马行空地想象,与专业美术有天壤之别。很多专业美术家认为无法理喻的东西,在庆阳民间艺术家眼中,就是合情合理的存在。比如香包绣制“猫吃老鼠”,在猫肚上绣几个小老鼠,在他们意念中,猫吃掉老鼠后,老鼠还活在猫肚里。香包“两面人”,头上前后都长鼻子、眼睛、嘴。这是香包绣制艺人对人体五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www.xing528.com)
庆阳妇女对生活环境观察,相当熟稔。她们把身边最常见的素材,比如花卉树木、虫鱼鸟兽、日月风云,比如楼台亭榭、几何图案,以及人物,都作为自己绣制的范畴。通过自己的一针一线,灵活地绣制出龙、凤、金鱼、胖娃娃、小老虎、狮子、老鼠等图案。在庆阳,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千岁香包”,选用的图是花卉,有变形的梅花、荷花及缠枝花,这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净土”,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
综观庆阳香包,它的传统色彩浓重,绣制工艺精湛,给人的立体感强,做到了动静互补的特点,并且民俗意识深厚。这些庆阳香包都有美好的象征性,无愧成为民间艺术中的瑰宝。庆阳香包作为端午节的民间传统饰物,它寄托着人们美好的诉求,有“祈福辟邪”的意义,香包件件都被赋予生命力、活力,充分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淳朴、健康、向上的精神。
庆阳香包是当地的一门传统工艺,它的存在价值不言而喻,现在主要的传承人有李秀娥、贺梅英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庆阳香包绣制品面临着被现代复制品取代的局面,刺绣技艺逐渐失传,那些具备民俗文化知识的极少数工作者大多数已经退休,研究庆阳香包绣制的人才奇缺,后继乏人。所以,庆阳香包绣制工艺亟待抢救、保护。
西秦刺绣
西秦刺绣,它的历史很久远,这种刺绣和陕西宝鸡的历史离不开。宝鸡历史悠久,是中华明文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数千年的文化历史。
陕西省的宝鸡市位于我国关中地区西部,古时被称为陈仓,三十六计中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便是源于此地。宝鸡东接咸阳、西安,南连汉中,西北部与甘肃天水、平凉毗邻,是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穿市而过。
五千年前,伟大的华夏族统领炎帝,便出生在宝鸡县的姜水河畔。三皇之一的神农氏,便在这里品尝百草,开创了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直钩钓鱼”、“不钓鱼和虾,只钓王与侯”的中国著名军事家姜子牙,他垂钓于宝鸡县的渭水河畔,最终以八旬高龄得遇明主,被周文王赏识,后又协助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八百年不倒的朝代,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当地至今仍建有姜子牙钓鱼台。
楚汉战争期间,汉朝名将韩信,向刘邦提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在蜀道上修建出蜀的栈道,以麻痹关中地区的楚军主力,最终一举占领陈仓地区。三国时,诸葛亮屡次北伐中原,却最终只能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遗恨。当地人为了纪念诸葛亮,便修建了诸葛庙。宋朝时,苏轼在宝鸡担任地方官,曾修建了凤翔东湖。明朝初年,我国道家名士张三丰,曾在此修建金光观。
宝鸡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周朝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共同发源地,在宝鸡发现有数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被测定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当地还建有“炎帝陵”和“炎帝祠”,还有很多的佛、道家的建筑遗迹,因此宝鸡有“炎帝故里”、“佛骨圣地”、“青铜器之乡”和“民间工艺美术”等美誉。
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的积淀,造就了宝鸡具有浓厚民族特色和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宝鸡文化,内容丰富多样,而西秦刺绣则无疑是宝鸡诸多民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宝鸡是中国西秦和西周文化的发源地,民间手工艺术源远流长,其中刺绣技艺广泛地流传在农村中,其中代表性的乡村有凤翔县彪角镇冯家村、本村、杨丹村,千阳县的南寨、城关、柿沟、水沟、寇家河等村镇。刺绣技艺美化着人们的生活,装扮着人们的服饰,这种手法的刺绣还同当地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它不由自主地融入人们的生辰、婚嫁、祭祀、寿宴等活动之中,因此西秦刺绣技艺得以在当地民众之中拥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和生命力,使得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经久不衰。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西秦刺绣技艺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平绣、悬绣等多种织绣技巧,作品包括平面、立体、浮雕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龙凤狮虎,花鸟虫鱼、山水风景、戏曲故事、人文典故等多个方面,人们用西秦刺绣来送礼、祭祀、制作玩具等,并且刺绣品逐步地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工艺饰品展到商品。
民国建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之中,特别是1937年爆发的八年抗战,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局面中。但由于宝鸡地区交通不便,相对比较封闭,因此战火未能影响到宝鸡地区,大部分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并保持着最传统的风貌。不过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西秦刺绣也受到重大影响,它的发展逐步地走向下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府的号召下,很多妇女走出屋门,从事体力劳动生产,进一步对西秦刺绣的传承造成削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加大了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文化工作者深入民间,他们组织艺人进行培训,加强对外宣传,帮助开发产品、扩展市场。这些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秦刺绣的振兴和发展,却仍然无法改变西秦刺绣面临的危局。
目前,西秦刺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承艺人,因为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逐步改变了过去的欣赏观念,现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秦刺绣的生存空间逐步的压缩,随时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人们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扶持力度,针对西秦刺绣面临问题做出措施,不要让这一民间艺术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南通仿真绣
仿真绣是江苏南通地区代表性的绘画艺术,它吸收了西洋画的用光、调色等特点,用中国传统的刺绣技术来表现西方艺术,结合了中西方文化特色,是典型的西为中用的艺术表现。
在色彩上,南通仿真秀比苏绣更为艳丽,色泽更为鲜灵。此外,独特的针法、明暗关系,增强了刺绣作品的立体效果。在用线和用针方面,南通仿真绣充分地体现出刺绣的针法和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具有意想不到的仿真艺术效果。
南通仿真秀由晚清著名的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发明创作,这门艺术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呢?
沈寿其实本名并不叫沈寿,他原名为沈云芝,他是江苏苏州市吴县人。1904年,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下令民间艺人进宝献寿。当时在南通定居的沈云芝和他的妻子绣制了衣服《八仙上寿》图为太后老佛爷祝寿。慈禧对他夫妻的寿礼十分地喜爱,下令厚赏他夫妻二人,并为他夫妇赐名“福”、“寿”,沈云芝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沈寿。
沈寿一生先后居于中国的苏州、天津、北京等城市,他设立刺绣学校,教授刺绣技术,并将自己的刺绣工艺口授传给中国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为了传承和发展中国的刺绣技术,张謇执笔,出版完成了一部刺绣理论著作《雪宧绣谱》。
经过多年的总结发展,沈寿在1910年,完成了第一幅仿真绣作品《意大利皇后像》,这幅绣品在中国展出时引起社会的轰动。当时意大利正在召开万国博览会,于是清政府便将这幅仿真秀送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展示,这让参加世博会的各国人员瞪大了眼珠子,而这幅画像获得了“荣誉最高级之卓越奖”。后来,清政府为了表示和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将这幅仿真秀送给了意大利王室,意大利举朝轰动,在拍案叫绝的同时,意大利皇帝、皇后还亲自写信,高度赞扬中国的刺绣艺术,并赠送带有意大利皇家徽章的钻石给沈寿,表示谢意。
从1912年到1915年三年中,沈寿完成了《耶稣像》仿真绣作品的创作,并在1915年参加了在巴拿马举行的艺术博览会,再次获得一等奖。他的这幅作品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再一次轰动,很多外国商人想要以重金购买沈寿这幅作品。沈寿却有爱国之心,不愿意让中国的文化艺术流落到国外,便婉言谢绝。
沈寿的这幅《耶稣像》,题材源自西洋油画《荆棘冠冕》,内容主要是耶稣头戴荆棘条,双掌掌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情况。在制作时,由我国最早引进西洋画的教育家严文梁将这个摄影扫描到绣料上,再根据画面颜色进行配线染色,最后再一点点进行刺绣工作。虽然作品问世已经有百年之久了,但从不同的角度观赏,作品丝线依然散发着鲜亮的光泽,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耶稣的肤质。
沈寿一生留下了《耶稣像》、《女优贝克像》、《蛤蜊图》等著名仿真绣作品。1921年,沈寿去世前,他将这些绣品都捐赠给了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江南地区迅速沦陷,为了不让这些仿真绣艺术作品沦落到日本人手中,张謇的家属将它们带到了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进行妥善的保管。1983年,张謇的后裔将绣品赠献给江苏省人民政府,现被南京博物馆收藏。
沈寿发明的仿真绣,作品传神、真实,形态逼真,这是国内其他刺绣所不能比拟的。而丝线的光泽鲜亮,明暗关系处理得当,绣品表面神态的变化又是西洋绘画所不能达到的。在用针选线上,沈寿也改变了传统刺绣中平铺直套的针法,他自然而然地按照物体的形态进行旋转铺绣。这些艺术特色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格,并引起人们的青睐,得以在南通、苏州等地流传开来。
沈寿同张謇一样,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1914年,张謇在南通建立了女工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办学期间,张謇制定并完善了刺绣职业的教育体系,并聘请沈寿来校讲课。他们将分散在民间各家各户的中国传统刺绣技术收集起来,进行专业的职业教育,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南通仿真绣让我们再次了解到中国刺绣技艺的精湛和多元化,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一面。
土族盘绣
土族自治县位于中国青海省的东北部地区,这里处于祁连山东南麓,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具有浓厚的土家族特色的刺绣艺术,便是土族盘绣艺术。
目前,这种刺绣技艺主要在甘肃境内的互助县地区流传。从当地挖掘出来的盘绣工艺品可以推断,盘绣艺术出现于公元4世纪。
在我国都兰县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者在吐谷浑的墓葬中发现了类似于盘绣的刺绣品,由此可以推断出盘绣工艺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吐谷浑原本是我国辽东地区的游牧少数民族,因为和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纠纷,并且落于下风,所以才迁到这里。后来吐谷浑逐渐消失,但是他们创造的文明在青海地区流传下来。考古学家推断,我国的少数民族土族,便是吐谷浑的后裔。
土家族盘绣是吐谷浑留给我国最大的文化遗产。它同国内其他刺绣工艺相比,土族刺绣是最具少数民族气息的文化,对一名土族女子来说,刺绣是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课程。土家族女子在出嫁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娘家举办一个土族刺绣的个人展览,将自己长期以来绣制的衣服、佩饰、鞋袜等物品,向娘家人逐个展示,到了婆家后,还要给婆家人、庄邻和亲戚朋友们展示自己的绣品,这样才能表现出一个女子贤良淑德的品质。
土族盘绣有上千年的历史,盘绣色彩缤纷,图案形象十分的逼真,并在形、色、质、意等方面,综合体现出土家族的审美态度和人生价值观的判定。土家族盘绣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绣法多样,在研究民族学、美学上,提供了绝妙的材料。
盘绣的图案十分讲究,处处体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主要流传下来法轮、太极图、五瓣梅、神仙魁子、云纹、菱形、雀儿头、富贵不断头、人物、佛像等几十种样式。上千年来,盘绣的传承方式以母女相传为主,当然也存在着姐妹相传、婆媳相传等传承方式,现在的传承艺人,主要有麻宝青、牛玛索等。
土族盘绣就是指丝线绣,由红、黄、绿、蓝、桂红、紫、白等七色绣线绣成,盘绣时一般七种颜色的彩线都要具备才成,这样做出来的盘绣作品鲜艳夺目,光彩绚丽。盘绣所用的针法也十分独特,操针时需要同时配有两根色彩相同的线,一根用作盘线,另一根用来缝线。盘绣时不用棚架固定,直接用双手进行刺绣。刺绣时,绣者右手拿针,作盘线的那根线挂在右胸,缝线穿在针眼上,操作时上下齐动,上针盘,下针缝。
在土族人当中,盘绣的用途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土族同胞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他们穿着的服饰,再到日常生活用品,从家居装饰到社会生产用具,盘绣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头饰、衣领、衣胸、辫筒、腰带、围肚、鞋袜以及枕巾、针扎、荷包、烟袋、背包等都有刺绣艺术的色彩。
随着社会多次的变迁,土族人的艺术结晶盘绣,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和变迁。随着当今社会元素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对土家族本族文化带来了冲击,现在很多的土族年轻人,他们不再喜欢穿传统的土族服饰。以前在土族人婚礼上必备的绣花腰带,也被时尚豪华的婚纱礼服所替代。因为盘绣工艺极为复杂,而且盘绣艺品制作周期较长,年轻人对这个祖上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不再感兴趣,很少人愿意去学。
1949年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虽然很在意土族盘绣的发掘、抢救、保护,但却仍然不能改变土族盘绣所面临的危机,面临着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目前老一辈的盘绣能手大多已经离世,一些盘绣绝迹未能得到传承便已经消失。现在年轻一代的少女,倾向于学习较为简单的刺绣,如剁绣、机扎等,造成了盘绣艺术缺乏后继人。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土族盘绣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被越来越多的游客认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虽然刺激了盘绣工艺的振兴,却仍然难以改变面临灭绝的状态。人们希望政府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全力对这项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希望在我们的后世,这项工艺不会只是通过文字纪念的形式出现。
周至哑柏刺绣
周至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的西北部,南部同秦岭相接,向北濒临渭水,这里山川秀美,风景瑰丽,物产丰富,素有“金至周”的美誉。汉唐时期,周至属于京畿重地,由朝廷直接管辖。周至地区哑柏镇上,女子善绣,女子喜欢绣出荷包等物件送人,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刺绣之乡”,女子们的这种刺绣技艺被称作“周至哑柏刺绣”。
周至县有着悠久的蚕桑文化,该地区受到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这里很适合栽桑养蚕,因而周至县也盛产丝绸。中国先秦文学巨著《诗经》当中,就曾记载了周至县养蚕的状况。
先秦文学著作《尚书》,关于周至刺绣有过“衣画而裳绣”的记载,说明在周朝奴隶主贵族阶层,已经开始流行绣品。从周至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当时民众采桑养蚕、织布刺绣的情况。秦汉两朝,曾在周至县黑河以东兴建上林苑、长杨宫、五柞宫、葡萄宫、射熊馆等豪华富丽的宫廷庭院,当时,这些建筑的墙壁表面都装裱着各种富丽堂皇的刺绣作品。史籍上称:“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囊以藻绣,络以纶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
到了西汉中期,周至刺绣成为皇家专用绣品,直到隋唐时期,周至县成为京畿所在,周至刺绣开始在周至民间地区流传开来。
周至哑柏刺绣行业兴起于周至县的哑柏镇,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在附近行猎,当时正值仲夏,日头火气正毒。唐太宗打猎累了,就到一棵柏树下乘凉,时间久了,柏树的树荫却始终不曾稍移,唐太宗对此大为惊奇,于是就问那棵柏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妙现象?那棵柏树自然无法回答唐太宗的问题,于是唐太宗就苦笑着说:“真是一棵哑巴柏树!”于是当地就被称为“哑柏镇”。由于哑柏镇地处丝绸之路的第一站,所以哑柏镇上的刺绣技艺很快流传在外,被世人广泛传颂,为了纪念哑柏镇,所以才在这种刺绣技艺前加上当地的名字。
唐朝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周至县做过校尉,见到了当时民间纺纱刺绣的情况,做了一首名为《绣妇叹》诗,诗中写道:“连理花样绣罗襦,本拟新年饷小姑。自觉逢春饶帐望,谁能每日趁功夫?针头不解愁眉结,线缕难穿泪脸珠。虽凭绣床都不绣,同床绣伴得知无。”这首诗就是在赞颂“周至哑柏刺绣”的技艺精湛,而绣出的作品也很精致。唐朝周至哑柏刺绣直接受到唐朝宫廷刺绣的影响,当地民间流传的刺绣作品中处处保存着浓厚的宫廷气息,所以绣品风格艳丽,色彩华丽。到明朝时,当地的秦腔戏班中的戏子,唱戏时所用的服装,都是民间的周至刺绣绣工制作。
当地的风俗习惯使人们很看重刺绣工艺。当时乡里称小姑娘为绣女,女子的闺房成为绣房,当地还流传着谚语:“蚕老麦黄,绣女下床。”各村各镇都有“敢把十指夸针巧”的绣工。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段比较有趣的歌谣:“你家娃儿会写字,我家女子会扎花。大姐扎的牡丹花,二姐扎的石榴花,剩下三姐不会扎,打到炕底纺棉花,谁家将来要你呀。”所以在当地,所有姑娘都懂得刺绣,并把刺绣工艺看得很是重要。当地姑娘家尚待嫁闺中时,便要在床单、被单、枕巾等陪嫁物品上,刺绣出精美的图案,过门后还要呈到姑嫂、公婆手中,让他们检阅自己灵巧的手艺。
由于刺绣业需要投入的资金少,生产周期较短,见利快,当地很快便兴起了刺绣产业。由于哑柏镇本就处于经商枢纽,很快便利用隋朝时重新开辟的“丝绸之路”,传遍大江南北,闻名天下。但是,由于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使得刺绣产业在封建朝代未能兴盛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至哑柏刺绣产业才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周至刺绣行业迎来了鼎盛时期。
如今,周至哑柏刺绣已经成为周至地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995年,周至刺绣品总收入近2亿元,绣品产量达到1亿余件,从业者有18个乡镇、4万多户、5万多人。仅哑柏镇刺绣市场,每逢三、六、九集日,绣品上市摊位就有5000多个。
为了发展周至刺绣产业,并让周至刺绣成为周至地区经济支柱,周至县委县政府对刺绣行业采取了坚持引导、积极扶持的正确政策,并从资金、技术到市场上,对周至刺绣大力支持,为刺绣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水族马尾绣
在中国贵州省,生活着一支人口不超过34万的少数民族——水族,他们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全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三都县。他们世代传承着以马尾作为原料的一种刺绣工艺,这种工艺是水族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主要在三都县境内的三洞、中和等水族村寨流传。
水族马尾绣的主要产品是马尾绣带和马尾绣花,在四川地区的其他民族中,也有类似的以马尾为原材料的刺绣技艺,但只有水族才如此集中地使用马尾来刺绣。关于马尾绣的起源,在史籍上没有任何的记载。但人们推断后考证,这种刺绣同水族民间的赛马活动有关。
马尾绣是水族人民智慧勤劳的结晶,是一门传承了上千年的技艺。在水族最大的传统节日端节中,当地人有赛马的习俗。在节日中,男子们身穿马装,骑跨大马,女子们身穿盛装参与节目,成为当地人民的习俗。在这同时,也兴起了以丝线裹住马尾进行刺绣的刺绣技艺。
用丝线裹住马尾进行刺绣,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因为马尾质地较硬,绣出来的图案,不容易变形。二是,因为马尾不易腐败变质,经久耐用。此外,马尾含有油脂成分,有利于保养外围的丝线光泽。
水族刺绣在水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见到马尾绣的踪影,如妇女背小孩用的背带,脚上穿的绣花鞋,无不将水族妇女娴熟的刺绣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水族妇女从小时候起,就在长辈的精心传授之下,学习刺绣和剪纸。剪纸花样很多,大多用在刺绣之上。那里的女孩,一般在十岁左右,就可以独自完成小型的刺绣工艺品。在当地,姑娘们的双手灵巧与否,全看刺绣技艺的精巧。他们这里的新嫁娘,在出嫁前,母亲总会备上一条小儿背带作为嫁妆,送给女儿,预祝女儿能够早日怀胎生子。很长的时间以来,水族妇女在刺绣工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们刺绣的图案,十分的精美细致。
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和社会的变迁,马尾绣的技艺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背带的主色调上,由于封建社会,黄色代表者高高在上的皇家地位,因此,除非在官府授意之下,水族刺绣中很少使用黄色。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革命,水族刺绣背带色调主要以红色为主。如今的马尾刺绣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
水族马尾绣制作工艺独特,主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制作时先取马尾毛数根做芯,然后用手工将白色丝线缠绕在马尾上,让它成为类似于低音琴弦的绣花线。到第二步时,将这种白丝马尾芯的绣线盘绣到传统的刺绣或者剪纸的轮廓上。第三步,是将七根彩色丝线编制成扁形彩线,填绣在盘绣花纹的轮廓中间部位。第四步,再按照通常的平绣、挑花、乱针、跳针等刺绣工艺绣出其余部分。
马尾绣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采用这种工艺绣成的绣品,具有浅浮雕感,它的造型十分抽象、夸张。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制造小孩背带、翘尖绣花鞋、女性的围腰和胸牌、童帽、荷包、刀鞘护套等。
虽然经过时代的变迁和生存环境的变化,马尾绣的造型概念依然没能改变。马尾绣背带主要包括三部分,上部分是主题的图案,由不同大小的马尾绣绣片绣成,边框则在彩色锻料底子上用大红或者墨绿色的丝线绣出几何形图案。下半部分为背带尾部,有精美的图案和主体部位相呼应。
马尾绣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绣品上的铜饰,铜饰主要做成古代钱币的样子,但是铜钱体积很小,直径只有黄豆一般大,再以红线贴于马尾绣片当中。铜饰的作用除了有装饰的作用外,还有用来驱邪避凶的意思。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铜币的铸造权被朝廷垄断,民间严禁私自铸造铜钱,因此,水族马尾绣上装有铜饰的饰品也是十分珍贵的一个地方。
水族马尾绣最近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古老的原始艺术的保护带来了更好的机遇。
高陵扎花
在高陵县,刺绣又被称为“扎花”。我们知道,刺绣是少数民族劳动妇女女红中的重要部分,她们从小学习纺纱织布,裁衣刺绣,所以刺绣技艺极高。在陕西高陵县,有一项民间文化艺术不得不说,那就是高陵的扎花技艺。
陕西高陵县历史悠久,在我国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此地是我国人类发源地之一。两千三百年前,秦国君王秦孝公在此地设立高陵县,于是,外地人汇入本地,扎花技术传承开来。
当地人将刺绣称为扎花,高陵扎花是一种刺绣和布艺相结合的独特工艺形式。高陵县是我国历史年代最为久远的几个县份之一,高陵扎花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也同中国民间流传的各种刺绣发展历史同步。但是,因为高陵扎花成品不易保存,加上当地没有对这种文化艺术记载,使得这项艺术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让学者们对研究高陵扎花有了重大的阻碍。
如今,我们研究高陵扎花,只能根据现存的高陵扎花成品的外形来断定高陵扎花的发展历史。如根据十二生肖中的老鼠制成的“老鼠吃葡萄,多子多福”的扎花作品,可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说和风俗习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因为十二生肖最早出现在西汉。
民国时期是高陵扎花发展上的一个巅峰时期,这时高陵扎花艺人遍布全县各处乡镇,扎花题材也十分广泛,主要有老鼠吃葡萄、鱼戏莲、独占鳌头、喜鹊临门等,品种包括虎头鞋、裹肚、衣裳之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一度关心高陵扎花的保护工作,在“文革”之后,因为老艺人的相继去世,造成了高陵扎花濒临灭亡的危险境地。
高陵文化是关中文化的代表,而关中文化又是整个陕西地区文化的代表,因为关中地区长期以来属于京畿地区,很多宫廷刺绣品种流传到民间,并和当地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高陵扎花这一民间艺术。保护和抢救高陵扎花,具有多种价值。
第一,艺术价值。高陵扎花构图精美,配色协调,既含有北方绣品的粗犷豪迈,也有南方文化委婉细腻的风格,既写实又写意,对发扬传统工艺美术有重大价值。
第二,学术价值。高陵扎花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发展和传承,演变出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文化特征。高陵扎花独特的一些品种和技艺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它的核心内容反映了祈寿、祈喜、祈财、纳吉和伦理教化。保护这项文化,对研究关中地区的宫廷刺绣文化有重大意义。
第三,实用价值。高陵扎花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它是一种多元素相结合的艺术文化。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受群众们的欢迎。传承和保护高陵扎花,对丰富当地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重大意义。
第四,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五,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高陵扎花在当地人民心目中,已经成为表达亲情、友情、爱情的一条重要纽带,这条纽带伴随着人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增强民族认同感。
据研究发现,宫廷流派的扎花在材料的选择上,多用蚕丝线,粗细全根据花型考虑,有的细小的如丝发般细致,有的和小蛇一样粗。在面料的选择上也很讲究,一般用丝缎织绣,要求绸缎清洁、明亮。颜色的搭配上,要求艳而不俗,处处透露着典雅华贵。在花式的搭配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龙形扎花只能配火珠和云纹两种花式,而红底色扎花则配黄龙,黄底色的则配青龙和绿龙。哪种动物配哪种花型也很严谨,如牛配牵牛花,龙配火珠和火云,蛇和蝴蝶南瓜配,猪和石榴配,猴和桃子配等,绝不能乱搭配,每种构图都有各自的说法和解释。
“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老艺人相继去世,这对高陵扎花传统艺术的传承造成了极大的打击。高陵扎花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已成为表达亲情、友情、爱情的一条不可缺少的纽带,这条纽带伴随着人们从传统社会走到现代社会,它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增强地区群众文化认同感和增强民族自信心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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