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隶体和早期行书概要

八分的形成使隶书的书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但是这种字体书写起来却相当费事，人们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往往并不完全按照这种字体的要求去书写。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相競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

上述这种俗体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在东汉中晚期的木简和镇墓陶瓶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字体。其中如敦煌发现的永和二年（137年）简（图50D）和传世的熹平元年（172年）陶瓶，（图79）是经常为讲字体的人所引用的例子。前者的字体的风格，罗振玉评为“楷七而隶三”（《流沙坠简》考释）。有些东汉晚期的墓壁题字和墓砖刻文，如和林格尔发现的护乌桓校尉墓的题字（图80）和亳县曹氏墓的有些墓砖刻文，（图73B）也是属于这种字体的。为了区别于正规的隶书，我们姑且把这种字体称为新隶体。新隶体在魏晋时代仍然流行，下一节还会讲到。

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字体，就是行书。据说，行书是桓、灵时代的刘德昇所创造的，他写的行书“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张怀瓘《书断·中》，《法书要录》卷八），汉魏之际的著名书法家钟繇、胡昭都曾跟他学过这种字体（见卫恒《四体书势》，载《晋书·卫恒传》。参看《书断·中》）。

我们所熟悉的行书是介于楷书跟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在刘德昇等人的时代，今草还不存在，他们所写的行书当然不会跟我们所熟悉的行书完全一样。可惜刘、胡二家的书迹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现存钟繇字帖中的墓田丙舍帖，（图81。为王羲之临本的摹刻本）有人认为是行书，但是也有人认为是楷书（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就列此帖于正书，见《法书要录》卷三），还有人怀疑它是否能反映钟氏书法的真面目。所以，要弄清楚早期行书的真相，并不是很容易的。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魏晋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有没有能代表早期行书的字呢？下面谈一下我们不成熟的看法。

在魏晋时代日常所用的文字，如楼兰遗址出土的简、纸文字里，除了比较规整的新隶体（图55A、B，59A、B、C）和处于由章草向今草过渡的阶段中的草书（图56C、D，65A、B、C）之外，还有不少字体风格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字。它们在字形构造方面，除了采用少量草书偏旁外，跟新隶体没有多大不同；在书体上则受到草书的较大影响，比规整的新隶体活泼得多。它们的情况并不一致。有些简纸上的字似乎只能看作比较草率的新隶体。有些简纸上的字则比较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都明显地比新隶体更接近楷书，无论是对新隶体，还是对章草而言，都称得上是一种“风流婉约”的新体。如曹魏晚期的景元四年（263年）简，（图55C）以及时代大约不晚于东晋初期的署名“济逞”的两封信（图62A、B）和署名“超济”的一封信，（图63）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认为这种字体就是早期的行书。

今传王羲之的行书几乎都是介于楷书跟今草之间的那种行书，只有姨母帖（也称十一月十三日帖）比较古拙。（图82）而姨母帖的字体跟上面提到的济逞的书信正好很相似。这可以当作上述那种字体就是早期行书的一个证据。(www.xing528.com)

由魏晋向上追溯，在亳县曹氏墓的少数刻字墓砖上，也可以看到风格跟上举早期行书相似的字体。（图74A、B）其时代大致与刘德昇相当。可见行书的形成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并非刘氏一人的功劳。

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了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前面举过的熹平元年陶瓶上的文字就是一例。早期的行书应该就是以这种字体为基础，通过在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上进行美化而形成的。

早期行书是一种有独特风格的新字体。它既不是把有些字写成新隶体有些字写成草书的杂凑字体，也不是新隶体的草体。有的早期行书，如上举的超济书信，写得相当规整，但是由于在笔法和结体上有自己的特点，仍然很容易跟新隶体区别开来。1976年在安徽马鞍山市发现了东晋太元元年（376年）的孟府君墓，墓中出了五块砖刻墓志，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字体则有两种。一种是古拙的新隶体。（图83A）另一种字体比较秀丽，（图83B）有人认为是真书（即我们所说的楷书），其实也是比较规整的早期行书。

前面提到过的钟繇的墓田丙舍帖，显然要比以上所举的那些早期行书更像楷书，不过总的风格跟它们还是比较一致的。南朝宋代的羊欣说：“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法书要录》卷一）行狎书就是行书（《法书要录》卷一所录南朝齐代王僧虔的《论书》中，有一段跟上引羊欣语大同小异的文字。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相当的一句，作“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行狎书，后人多作行押书）。墓田丙舍帖正是书启一类“相闻”的文字。现在的传本可能有临摹失真之处，不过大体上大概还是可以反映出钟氏行书的面貌的。钟氏的行书比较接近楷书，可能是他的一种创造。卫恒《隶书势》说钟繇、胡昭两家的行书“学之刘德昇，而钟氏小异”，也许就是指这种特点而言的。

早期行书虽然并不是新隶体的一种草体，毕竟是在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字体，它跟草率的新隶体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相似的特色。而且早期行书出现后，必然会对新隶体产生影响，一部分人所写的新隶体必然会向行书靠拢。因此，要在早期行书跟草率的新隶体之间划出一条很明确的界线，也是有困难的。拿我们现在所写的字来说，有些字究竟应该看作草率的楷书，还是应该看作行书，是两可的。魏晋时代人写的字，有一些似乎也是既可以看作草率的新隶体，也可以看作早期行书的。例如楼兰出土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书信稿，就是这样。（图61）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把这一类字看作介于新隶体跟早期行书之间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