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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文字概要及古文资料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唐兰先生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的文字区分开来,前者跟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后者称为六国文字。所谓“六国文字”,其范围实际上并不限于齐、楚、燕、三晋这六个国家的文字,而是把东方各国的文字全都包括在内的。(图21)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作风与楚国基本相同,所以曾侯墓竹简也可以看作楚简。(图23)下面再介绍《说文》、三体石经等所保存的六国文字资料,即所谓“古文”。

六国文字概要及古文资料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对汉字形体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春秋以前,贵族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文字当然也为他们所垄断。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

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的传统的国家。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秦国由于原来比较落后,又地处西僻,各方面的发展比东方(指函谷关以东)诸国迟了一步,文字的剧烈变化也开始得比较晚。在秦国文字里,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俗体才迅速发展起来。在正体和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文字也有不同的特点。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秦国的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而且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则发展成为隶书,俗体虽然不是对正体没有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战国时代东方各国通行的文字,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传统的正体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而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里,继承旧传统的正体却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唐兰先生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的文字区分开来,前者跟春秋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的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后者称为六国文字。所谓“六国文字”,其范围实际上并不限于齐、楚、燕、三晋这六个国家的文字,而是把东方各国的文字全都包括在内的。本节专讲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留到下一节去讲。

首先介绍一下六国文字的资料。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种类比较多,下面把内容比较丰富的几种分项介绍一下。

1,金文 从西周后期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并无很大变化,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1978年在位于湖北省随州市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里,发现了好几套有铭的编钟。铭文总字数近二千八百字,内容几乎全是讲音律的(《文物》1979年7期)。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个特例。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显著减少,“物勤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分、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等。兵器铭文在这类铭文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图15)。旧式的长篇铭文在战国中期以后仍未绝迹。七十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前四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文物》1979年1期)。(图16)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绝大部分是铸在器物上的,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就连上举的中山王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是用刀刻的。

2.玺印文字 战国时代各国的官、私玺印,遗留下来的为数很多(秦始皇之前,一般人用的印也可称玺)。所以玺印也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图17)据古书记载,至迟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使用官玺,但是在已发现的先秦古印里似乎还没有可以确指为属于春秋时代的东西。

战国玺印大多数是铜印,此外比较常见的还有银印、玉印等。齐、楚、三晋等国的古印多把“玺”字写作“鉨”。这个字不见于《康熙字典》等旧字书,但是在近代金石学者和考古学者的著作里却常常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词典》已收入此字)。

3.货币文字 铸币在我国从春秋时代开始应用,到战国时代已经在很多地方大量流通。已发现的先秦铸币绝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青铜币。东方各国铜币的形制比较复杂,可以分为布(象铲形)、刀、圆钱、蚁鼻钱(象海贝形)四大类。布主要行用于三晋和燕,刀主要行用于齐、燕、赵。圆钱出现得比较晚,三晋、齐、燕似乎都使用过。蚁鼻钱只行用于楚国。楚国还流行一种版状金币,使用时临时称量,虽然印有文字,其实并非真正的铸币。有人称之为印子金,还有人称之为“郢爰”(这种金币上的印文多数作“郢爯”,过去把“爯”字误释为“爰”)。(图18、19)

六国货币多数铸有地名,应是发行货币的城市之名。有的还铸有标明重量或价值的文字。有的货币,如蚁鼻钱上的文字,含义还不明白。

4.陶文 战国时代的陶器上往往有文字。已发现的陶文,多数是在陶器烧制之前用玺印打上去的(印文多为陶工名),少数是在烧制前或烧成后刻划上去的。(图20)所以大部分陶文其实就是玺印文字。在已发现的东方国家的陶文里,齐、燕二国的数量最多。

5.简帛文字 我国在使用植物纤维纸之前,长期以简和帛为主要书写材料。简至迟在商初就已使用,帛用为书写材料也许要稍迟一些。由于简和帛都很容易损坏、腐烂,早期的简帛文字很难保存下来,已发现的简帛文字以战国时代的为最早。

西晋时曾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发现战国时代的魏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纪年》、《穆天子传》等整部的书。可惜这些竹简上的文字的原样没有保存下来。解放后曾在湖南省长沙市,河南省信阳市和湖北省江陵县三地的好几个楚墓里发现过竹简。1978年又在上文提到过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里发现了二百多枚竹简,这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批简。(图21)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作风与楚国基本相同,所以曾侯墓竹简也可以看作楚简。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简,解放后还没有发现过。

已发现的楚简都用毛笔蘸墨书写,多数是关于随葬器物或送葬车马的记录。此外,江陵发现的楚简中有占卜的记录和关于时日的占书,信阳楚简中有少量残简似是古书。

有成篇文字的战国帛书,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一件,也是属于楚国的。这件帛书是1942年从长沙的一个楚墓里盗掘出来的,解放前已经流入美国。帛上有彩画以及很多墨书的文字,讲的是跟天文、四时有关的神话与禁忌。(图22)

除以上所述各项外,在六国文字的实物资料里,还有少量见于金、银、漆、木、玉、石等类物品上的文字以及个别刻石,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图23)

下面再介绍《说文》、三体石经等所保存的六国文字资料,即所谓“古文”。

上一节已经说过,《说文》除小篆外还收入一部分古文和籀文。据《说文·叙》的说明,《说文》所收古文的主要来源,是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以及张苍等人所献的、用古代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包括《尚书》、《春秋左氏传》等书)。《说文·叙》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知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

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之后,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因为《说文》所收的古文跟甲骨文和西周春秋金文都不相近,但是跟六国文字却往往相合,例如:(图见下页)

我们现在所用的简化字“弃”,是来自古文的。它的繁体作“棄”,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小篆的“弃”字,都属于“棄”这个系统(春秋金文中未见此字)。“明”字在甲骨文里有从“冏”从“月”和从“日”从“月”两种写法,西周春秋金文和小篆都从“冏”不从“日”(参看本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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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里,已经根据《说文》古文跟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汉代人收集的古文经书,显然是秦代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吴、陈二氏认为这些经书是周末人用当时的文字所传写的本子,是很合理的。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其说见《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六)、《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同上卷七)等文,以及1926年就古文问题答容庚的信(《王国维全集·书信》436—438页)王氏认为籀文是秦国文字,实不可从,但是他对古文的看法则是正确的。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给王氏的说法增添了很多新的证据。

汉代的经学家由于对古文的态度不同而分成两派。一派对古文抱怀疑、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今文本经书,即世代相传的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经书才是可信的。一派相信古文,推崇古文本经书。许慎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他对古文的看法并不是个人的私见,而是这个学派的共同见解。古文经书早在汉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古文经学派要到西汉末期才正式形成。当时离开秦始皇统一文字已有二百年左右,人们对六国文字早就不熟悉了。古文经学家看到这种古文字跟籀文不同,就把它当作比籀文更古的一种字体了。当然,古文经学家所以会得出这种错误结论,也不见得完全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他们极力想抬高古文经地位的心理大概也起了作用。

曹魏正始年间,政府把《尚书》、《春秋》两种经书刻在石碑上。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三遍。这就是所谓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三体石经的古文跟《说文》古文相似,应该是同出一源的。三体石经在唐代就已遭到破坏。宋代人曾掘得残石(文字摹本见南宋洪适编的《隶续》),清末以来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残石。(图24)(www.xing528.com)

《说文》和三体石经残石上的古文,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古文经书原来都是写在简册上的。所以这种古文其实就是简帛文字,不过由于屡经传写,免不了有一些错误。

古文还有“科斗文”的别名。这是因为古文的笔道一般都写得前粗后细,或两头细中间粗,形状略有点象蝌蚪的缘故。过去有些人认为这种笔法不是古文原有的,而是摹写古文的人造出来的。但是,类似的笔法在楚简上也能看到,可见古代摹写古文的人并没有凭空臆造,只不过略为夸大了这种笔法的特点并使之制度化而已。

下面简单谈谈六国文字形体上的特点。

六国文字形体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俗体的流行。俗体之中最常见的是简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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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举过的“弃”也是一个简体字。简体流行是文字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的反映。六国文字的笔道通常比春秋以前的文字平直,从上举诸例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种简化。

另一方面,在六国文字里也出现了一些加点画或偏旁的繁化现象,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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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起简化来,这种现象是次要的。

由于存在大量的往往相当剧烈的简化现象,以及数量不算太少的繁化现象,六国文字的面貌就跟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文字很不相同了。不过,六国文字的某些特殊字形,其实是在较早的时代就已出现的俗体,只是在当时不像在战国时代那样流行而已,齐国文字里的“安”就是一例。西周时代的格伯簋铭,字体很草率,铭文中的“安”字写作altalt等形,跟一般西周金文“安”字的写法不同,应该是当时的一种俗体。战国时代齐国文字里的“安”字作altalt等形,显然就是源于这种俗体的(张光裕《先秦泉币文字辨疑》116页)。又如战国时代的燕国文字常常把“宀”旁简化为“alt”,这种简化方法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晋国文字里就已经出现了(参看上节)。

在俗体流行之外,六国文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国文字异形。

在春秋时代的文字里,地方性的异体就已经出现了。例如:从金文看,齐、魯、薛、铸、杞等在今山东省境内的一部分国家,喜欢把“老”字头写作alt等形。在其他地区这种写法就不通行。战国时代,文字剧烈变化,而各国变化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上面举的简化和繁化的例子,就大都只见于一个或一部分国家),因此地方性异体就大大增加了。不但六国文字跟秦系文字差别很大,六国文字彼此间也有显著差别(但三晋文字彼此比较接近,下文姑且把三晋作为一个单位处理)。

从战国中期以后的文字资料来看,有些字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很不一样的写法,例如(下引部分“者”字取自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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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燕国把“中”写作alt(中山王墓所出的钺作alt“中”本作alt大概先简化为alt又简化为alt齐国把“马”写作alt把“大”写作夻(与“去”相混),三晋把“隹”写作alt楚国把“隹”写作alt等,都是很特殊的。

有时候,同一个字所用的偏旁,在不同国家的文字里是不一致的。例如“厨”字,秦国作“廚”,从“广”“尌”声;楚国作“脰”,从“肉”“豆”声;三晋或作“alt”、“alt”,从“肉”或“广”,“朱”声。此外还可以看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国家里或用本字或用假借字,以及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假借字的现象。例如“门”字,本作門,是一个常用的表意字,但是有些国家却喜欢用假借字代替它,齐国用“闻”代“门”,燕、中山用“闵”代“门”。三晋有时把“门”写作“alt”,不知道是“门”的异体,还是假借字。上举的“厨”字,在三晋地区(包括周)的文字里也有用假借字“朱”的例子。

《说文·叙》说战国时代各国“文字异形”。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许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字没有相互影响的一面,更不是说每一个字在各国的文字里都不同形,而是说在战国时代,字形因地而异的现象非常严重,远远超出了前后各个时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因此它们对后来的汉字没有显著的影响。近时,有人为了否定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否认战国时代有严重的文字异形现象。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六国文字里正体和俗体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的俗体字几乎已经完全把原来的正体字排挤掉了,如上面举过的齐国文字里从“厂”的“安”。这种俗体也可以认为已经转变成了正体。有的俗体字则仍与正体字并存。王国维曾指出齐国的陈侯午敦、(图25)陈侯因alt敦“系宗庙重器,其制作及文字自格外郑重”,所以字体跟陶器、兵器、货币和玺印上的文字有所不同(王氏1926年答容庚书,《王国维全集·书信》437页。陈侯午即田齐桓公,陳侯因alt即齐威王)。在楚国文字里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怀王时铸的鄂君启节(国家为鄂君启的商队颁发的过关津用的符节),铭文字体比较规整。(图26)时代相近的江陵望山一、二号楚墓所出的竹简,字体就比较简率。有些字的写法彼此显然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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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举各字,节铭的写法跟西周春秋金文相当接近,简文就很不一样了(简文“马”字写法跟三晋相似,可能受了三晋影响)。这正反映了正、俗体的区别。

各国的正体都跟西周春秋文字比较接近,因此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比较多。不过在我们看到的六国文字资料里,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受到俗体的明显影响的资料。例如王国维称为“宗庙重器”的陈侯午敦就使用了前面举过的“献”字简体。刚才提到的鄂君启节也使用了alt(为)、alt(铸)等简体。所以我们在前面说,在六国文字里,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俗体冲击得溃不成军了。

在寿县发现的战国末年楚王墓所出的铜器里,就是像酓alt鼎(楚幽王熊悍所作器)等巨型宗庙重器,铭文也是随手刻的,作风跟楚简相似。这个大鼎的铭文也使用了“为”、“铸”等字的简体(“铸”作alt比鄂君启节更简单),“铜”字“金”旁的写法也跟上举望山竹简“金”字相同。(图27)同墓所出酓肯(?)盘的铭文,是“蚊脚书”一类的美术体。就连这种刻意求精的铭文,也同样使用了“为”字的简体,而且还把“楚”字所从的两个“木”省略了一个。(图28)看来在战国晚期,至少在某些国家里,俗体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正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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