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代文字研究：金文形体演变概述

研究西周春秋时代文字的主要资料是金文。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在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图10），小盂鼎有四百字左右（部分已残泐），后期的散氏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图11）。春秋时代仍有长篇铭文。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铭文493字。同时出土的同人所作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由七个编钟合成的全文长达501字。但是春秋时代长篇铭文的数量要比西周时代少得多。从已发现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西周铜器大多数为周王朝贵族、臣僚所作，春秋铜器几乎都属于各诸侯国。

在金文之外，还发现了一些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资料，其中以甲骨文和盟书为比较重要。

解放前只有殷墟出土甲骨文，解放后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北京市昌平县白浮和陕西省岐山、扶风二县之间的周原遗址，都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其中以周原的发现为最重要。1977年在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西周前期宫室废墟的窖穴里，发现了大量卜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卜辞（《文物》1979年10期。有字卜甲数字据整理者的新的统计），字体跟殷墟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相当接近。（图12）从内容看，这些卜辞应是周王的占卜记录，其时代一部分属西周前期，一部分早到周灭商之前。有人认为周灭商之前的卜辞里有原属于商王朝的卜辞，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1979年在属于周原范围的扶风县齐家村一带也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有字甲骨（《文物》1981年9期），时代似稍晚于凤雏发现的西周前期卜甲。

1965年在位于山西省侯马市的东周时代晋国都城新田的遗址里，发现了大量书写着盟誓之辞的玉、石片，研究者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图13）盟辞都是用毛筆写的，绝大部分是朱书，少数是墨书。研究者多数认为这批盟书跟赵鞅与范、中行氏之争有关，是春秋晚期的东西。盟书的字体跟战国文字很接近。近年又在河南省温县西张计村发现了大量墨笔写的盟书，时代跟侯马盟书相近（《文物》1983年3期）。解放前也曾在这一带发现过这种盟书，当时有人称为沁阳玉简（西张计一带当时属沁阳县）。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金文所反映的西周春秋时代文字形体演变的情况。

西周金文的形体，最初几乎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到康、、穆诸王的时代，字形逐渐趋于整齐方正，但是在其他方面变化仍然不大。恭、懿诸王以后，变化才剧烈起来。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金文的字形，象形程度仍然比较高，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道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很费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使文字线条化、平直化。

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例如（下引诸“火”字取自偏旁）：

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例如（下引部分“贝”字取自偏旁）：经过这些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显著降低，书写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后来各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个地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如秦国自成一区；也可以包含几个国家，如齐、鲁等在今山东省境内的一部分国家构成一区，楚、徐、吴等东南国家也构成一区）。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因此，除下面要提到的鸟篆等特殊字体外，彼此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在一部分春秋中晚期的金文里，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例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

笔画故作宛曲之态，跟笔画因象形而显得曲折是两回事。这种作风反而会降低文字的象形程度。

主要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段时间里，还流行过一些特殊的美术字体。其中最重要的的是加鸟形等文饰的鸟篆，也称鸟书，例如：

此外还有加虫形或其他文饰的字体，例如：

这些加鸟形、虫形等文饰的美术字体，也有人合称为鸟虫书，主要流行于楚、宋、蔡、吴、越等国。

上述那种文字美术化的风气，对当时日常使用的文字想来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

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一部分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例如解放后武功县出土的两件簋盖，大约是西周恭懿时器，为同人同时所作，铭文内容相同，但是一件写得规整，一件写得草率，差别极为明显（《文物》1964年7期26、27页）。铭文中的“宀”旁，规整的一件作草率的一件作应是正体和俗体的不同。在比簋晚一点的铜器上，就是那些字体很规整的铭文，也大都把“宀”旁写作俗体就变成正体了。春秋中期晋国铜器栾书缶的铭文，字体跟同时代一般的金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大概也吸取了俗体的一些写法。（图14）缶铭“”（宝）字所从的“宀”作春秋晚期晋国的侯马盟书里，“守”、“宔”、“宗”、“定”、“宫”等字的“宀”旁有时也写作（《侯马盟书》306、314、320页）。缶铭之外的春秋金文如番君簠的“宝”字、邾公鈡的“”字，也都把“宀”写作“宀”旁的这种写法，显然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一种俗体（在战国文字里这种写法也时常可以看到）。侯马盟书里使用了不少简体字，这些字都可以看作当时的俗体。(www.xing528.com)

最后，讨论一下籀文的时代问题。

籀文指《史籀篇》里的文字。据传统的说法，史籀是周宣王（前827—前782）的史官，《史籀篇》是他所编的一部字书。这部字书所用的字体，后人称为大篆（《汉书·艺文志》、《说文·叙》）。《史籀篇》早已亡佚但是篇中一部分字的字形还保存在《说文》里。许慎在《说文·叙》里说他编书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古、籀”就指古文和籀文（关于古文详见下一节“六国文字”）。《说文》所收的字，字形一般以小篆为主，如果古文和籀文的写法跟小篆不同，就兼录古文和籀文，例如：

（子）……古文子，从巛，象发也。籀文子，囟有发，臂胫在几上也。

如果小篆只跟古文有出入就只录古文，反之就只录籀文（《说文》也有以籀文或古文为字头而附小篆于后之例，但为数不多）。许慎看到的《史籀篇》已经残缺（据《汉书·艺文志》，《史籀篇》本为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所以《说文》里的籀文资料是不完整的。据今本统计，《说文》所收籀文共二百二十余字（参看王国维《史籀篇疏证》，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按照传统的说法，籀文应该是西周晚期的文字。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之后，对籀文的时代产生了怀疑。清末的吴大澂和陈介祺（即陈簠斋）已经提出了《说文》所收籀文里有时代较晚的文字的看法。^〔2〕近人王国维和唐兰都明确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王氏作《史籀篇疏证》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认为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体势与小篆极近，字形也多与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相同，应该是战国时代秦国通行的文字，《史籀篇》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之书”。他还怀疑史籀不是人名，认为《史籀篇》的第一句应为“太史籀书”（籀书意即读书）古人摘取其中二字名篇，故称史籀篇。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籀文“是尽量繁复的一种文字，和西周厉、宣期文字不一样，可是和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却很接近”。他认为史籀就是《汉书·古今人表》的史留，“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真确时代”（《中国文字学》155页）。我们觉得王、唐二家之说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

首先应该指出，籀文的字形并非全都具有繁复的特点。有些籀文比后来的小篆更为简单，如“妣”作“”，“薇”作“”，“蓬”作“莑”，“磬”作“殸”等。至于那些比较繁复的字，其构造往往跟商代和西周文字相合，例如：

跟籀文写法相似的“囿”、“登”、“员”“则”等字，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资料里的确可以看到。但是既然这些写法在商和西周时代早已存在，当然就不能以此来证明籀文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了。

籀文里有些很像是在较晚的时候有意加繁的字，其实也有相当古老的渊源，例如：

籀文“”字作写法跟秦国石鼓文里的“”旁相同，而石鼓文从字体上看大概不会早于春秋晚期，因此有的人把这个字当作籀文是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的一个证据。1978年宝鸡发现春秋早期秦武公（前697——678）所作的钟、镈，铭文里的“”旁作跟籀文“”字基本相同。周宣王死于前782年，只早于秦武公一百年左右。籀文“”字的写法在周宣王时代完全有可能已经存在，可见这个字也不能当作籀文晚出的证据。

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较早的古文字资料里尚未发现。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很有限，不能因为在现有的较早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它们在当时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把籀文的时代推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与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测之说，还不如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代人的旧说。

当然，《史籀篇》的字形在由西周到东汉的传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较晚的写法的一些影响。《说文》所收的籀文的字形，在《说文》传写刋刻的过程里也会产生一些讹误。例如：在古文字里变偏旁“又”为“寸”的风气，似乎要到春秋晚期才开始流行（石鼓文、侯马盟书中有一些例子，再往上追溯好像就没有资料了），但是籀文（尌，金文作）和（叟）却都已经从“寸”。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后来的抄写者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写法。我们不能因此把全部籀文的时代都往后拉。有些籀文的字形显然已经被后人写得大大走样，例如“马”作“车”作等。后者无疑就是西周金文里“车”字的常见写法的讹形（看孙诒让《籀庼述林·卷三·籀文车字说》、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这个讹形正可以证明籀文本是西周时代的文字。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已经在使用简化的“車”字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文字里，秦国文字对西周晚期文字所作的改变最小，这一点是古文字学者所公认的（参看本章第三、四两节）。秦国文字跟从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史籀篇》相合之处比较多，本来是很自然的事。王国维因此认为《史籀篇》是秦人所作字书，理由是不充足的（看容庚《文字学形篇》41页下）。唐先生在这一点上比王氏谨慎，他并没有说籀文是秦国文字。

春秋战国时代秦以外国家的文字里有些写法较特殊的字形，跟籀文正好相合，例如：

这些字在秦国并不这样写。这种现象也说明《史籀篇》不会是秦人所作的专用于秦地的字书（参看张光裕《先秦泉币文字辨疑》3页）。

总之，我们认为《史籀篇》应如汉人所说，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的一部字书，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近人把籀文时代推迟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所谓大篆，本来是指籀文这一类时代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而言的。但是现代研究文字学的人使用大篆这个名称的情况比较混乱。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人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办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