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晚清时期的职业经理

［思考案例］　雷履泰——晚清时期成就卓著的“职业经理”

雷履泰（1770—1849），山西平遥县龙跃村（原细窑村）人。 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进平遥城当学徒做买卖。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当看宝盆的把式时，被西裕成二少爷李箴视闲逛时看中，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任领班。到李箴视继承父亲李文斌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

“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蒲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 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 由于晋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 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账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亦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越来越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联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 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副经理）为毛鸿翙。起初二人团结一致，相处融洽。以后，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分庄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巩固，雷、毛两位掌柜之间产生了矛盾，且日趋尖锐。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自已一人的功劳，踌躇满志，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从而引起毛鸿翙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发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鸿翙辞职。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拟组票号，即聘毛鸿翙为总理。毛鸿翙在“蔚字号”锐意经营，誓与雷履泰决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劲，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资金，减息放款，加息存款，汇费少收等法，广争顾客。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并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雷履泰创建的日升昌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日升昌”票号内部组织及管理：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 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唯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票号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国外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www.xing528.com)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资料来源：改编自郭立宁等：《雷履泰：中国银行业的创始人》，载于《中国商人》，2004年第10期

【讨论题】

1.“日升昌”票号产生和兴盛的社会背景有哪些？

2.雷履泰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日升昌”成败系于雷履泰一人又说明什么？

3.“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包含哪些内容？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有什么异同？

本章思考题

1.简述合股公司制度的特点。

2.简述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职业经理产生与发展的阶段。

3.晋商与徽商的职业经理制度有何异同？

4.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经理发展的阶段。

5. 当前我国的职业经理制度还存在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