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绿洲灌溉方法超越现代？

三、绿洲灌溉：古人比我们高明？

话题已经太过沉重。我想换一换，对中国西部古代的农业灌溉系统略作分析与考证。

唐玉门关一带汉代属“宜禾县”。宜禾取意于适宜耕种，而构建成这一系统的，是渠、堰、坝与古代灌溉系统。

无论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实际上都表达了“两关”是古代河西走廊绿洲与沙漠的最后分界。关西是沙漠、关东是绿洲。

维系这一绿洲的是疏勒河与党河。

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昆仑障，即“昆仑塞”。史学家认为，唐代的新玉门关城应由昆仑塞扩建而成。

几千年以来，西北人民的智慧勤劳，足以养育滋润绿洲，生计无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北和敦煌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农业灌溉发展史。

现在，党河成为敦煌境内唯一的灌溉水源。而过去，疏勒河流域也是有灌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境内的甜水井和汉玉门关附近的卷槽、马圈湾等地，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等遗迹，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2 000年前所使用的铁铲、铁插、铜犁等生产工具。1979年，在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小麦、大麦、糜谷等粮食作物，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这些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栗色如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同时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当年戍卒曾记下不少粮食收成的记录。如敦273简“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敦256简“右凡出大麦十一斛三斗士吏姜曾夕从玉门所禀”等等。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写本《沙州图经》，对汉代敦煌的水利有如下记载“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鼎六年依马圈山造，其极南一百五十步，阔二十步，高两丈，总开五门分水以灌田。”公元前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来二岁，“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这些军需粮秣的筹集供应均靠敦煌绿洲，可见当时的屯垦已达到了相当规模，生产粮食的种类也很多灌区生产的粮食，除供应当地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旅外，还要作为守边和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唐代，敦煌安西一带更加繁荣，设置有瓜州、沙州和十余个县。这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人口众多，市井繁华，文化发达，商旅来往不绝。故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敦煌城市的人口，大约不会比今天少。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灌区农业的发展，是敦煌发展繁荣的基础。唐代在汉晋修渠筑堰的基础上，沙州刺史李无亏新修了一条“长三丈，高一丈五尺，阔二丈”的“长城堰，百姓欢庆”。此后，又陆续修整了许多水渠。如长二十里的宜秋渠，长十里的原都乡渠，长十五里的北府渠，长五里的三丈渠和长二十里的孟授渠等等。

更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管理河渠分配灌溉用水，一直是政府的行政职能，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网络。规定了严格的河渠灌溉事项：“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民间则设立了“渠人社。”——用现在的话说，节水、合理配置水资源的前提，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科学管理，并把责任落实到人。由于这些措施，敦煌“州城四周，水渠流畅，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疏，鸟则无鸮，五谷皆饶”。

大诗人岑参在敦煌盘桓时，对此有生动的记述：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泉出，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岑参这首七古写于天宝八年，即749年，他应邀参加敦煌太守的宴会，虽然有对主人吹捧讨好之嫌，但诗作的内容应该也是有根据的，否则这不切实际的当面吹捧表扬不就成为讽刺了吗？

过去，这首诗的意义一直解释为“反映当时官僚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我想，反映当时敦煌领导干部的真实生活，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才且贤”的官员是无需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地做指示，参加各种会议的。“太守”抓住并解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民安居乐业，官员尽可“无事高枕卧”。在敦煌，善于治水的官员就是好官。社会稳定和谐，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当官的迎来送往，讲点排场，多吃点多花点，老百姓也不会太在意。自然，没有本事和不干事的官，再廉洁也没用。群众最不满的就是既没本事，又很贪婪的千方百计捞钱的官。唐代地方官员三年一任，并规定太守任期必须在三年以上。敦煌老百姓挽留有作为的太守再留一任，而不是放鞭炮送他走，这应该是事实。

在古代，要用泥土修建大坝，全部拦截河水是不可能的。土坝很容易溃决。他们用什么办法治水呢？首先是筑堰。堰是较低的挡水构筑物，作用不是蓄水，而是提高河流上游水位，以便引流灌溉。只要在河道上垒些石块或打木桩，抬高水位，筑堰修渠，即可引水自流灌溉农田。汉代所建的大堰“高两丈”，实际也只有几米高。这颇符合现今国际上流行的修低坝、维持河流生态的思想。

夏天，冰雪消融，疏勒河与党河水位猛涨，正是庄稼需水季节。堰坊对灌区极其重要，因此也成为古代战争中对方的破坏重点。修复水利设施就成为大事。《新唐书·张守珪传》中记载，唐开元时张守珪为瓜州都督开元中“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即诏守珪为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艺，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堨为虏毁，林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复堰坊，耕者如旧。州人神之，刻石记事”。

“州人神之”的张都督，看来不仅是我们现今常常在电视镜头中出现，大声吆喝指挥救灾抢险，或者走访灾民询问生活情况如何的书记市长。他还是位很有专业知识，能亲自规划设计工程项目的高级水利工程师。

被百姓称“神”的敦煌专家不仅有张都督，早在两千年前，敦煌先进的治水技术就传到了西域诸国。如西汉时敦煌人长史索励——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著名书法家索靖的祖先——带兵一千多从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境内）屯田，曾调集鄯善、焉耆等处军民四千人，横断卡墙河，掘渠分水，改进灌溉条件，使许多贫瘠的土地变成沃田，庄稼连年丰收。所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敦煌索励，字彦义，有方略……屯田楼兰……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www.xing528.com)

我想，一位官员的政绩工程，能给当地百姓带来惊喜和福祉，能显示国力，能使外邦叹服，能够写进历史，一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百姓的利益。如果古代有科学院工程院，评院士，聘他当博导带研究生，是很够格的。

关于古代在敦煌形成的“文化绿洲”，我还想稍微说得远一点。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敦煌石窟中深藏的“秘宝”发展成为“敦煌学”——其实敦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发达的灌溉渠系，孕育了发达的农业和商业，才有可能使敦煌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耀眼亮点。仅以书法为例，东汉著名的书法家张芝是敦煌人。他以行书、隶书见长，尤精草书，被人称为“草圣”。张芝的父亲张奂是征战西北的名将，后触犯宦官，隐退敦煌故里，闭门不出。张芝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有几次可以应征做官他皆不肯，而潜心于书法与治学，当时影响极大。晋代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张芝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珍。在张芝的周围，形成了一群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集群，此后敦煌地区崇尚草书的风气延绵不绝。如张芝的兄弟张昶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人称为“亚圣”。在敦煌的这一书法集群中，还有一个孩子的身影，这就是张芝妹妹的孙子索靖在西晋时，索靖官至尚书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马等职。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动用了文物征集专项资金，以2 200万元购回了清宫流失的文物索靖的《出师颂》，可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在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唐代的敦煌写经等，在书法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古代的敦煌群星闪烁，文人名士荟萃远非一般边地州县可比。

并非完全是现代水利的功绩，到清代康熙本年，疏勒河流域就已经形成了以安西瓜州、三道沟和玉门镇为中心的三片较大的灌区。

我不知道当代水利专家，是否研究过古代疏勒河流域灌溉工程和设计理念，有没有评估过疏勒河水全部拦截后对下游生态环境的影响。河西走廊西端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地区。既有绿洲的田园风光，也有片片草滩点点羊群。

当我们要弄清楚人类活动与自然力此消彼长的规律，反思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得失，探讨水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机制，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关系时，河西走廊绝对是一个样本。

在这片土地上，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难以解决的矛盾，不同地域人群之间利益和生存权利的冲突，演绎着人生的希望与失望，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繁荣，以及文明的衰败。虽然在生态恶化的进程中，自然力显得过于严酷难以抗拒，但人绝对不是一个配角。几十年来，在“改造大自然”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大戏，热闹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落幕却显得黯淡萧条，似乎连观众都已经走散。

近几十年来，这里的浇灌面积扩大，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定为“商品粮基地”的产业发展政策，对水资源构成了极大压力。疏勒河农业灌溉区中游干流长129公里，面积1郾2万平方公里——这还包括了常年断流的下游。灌溉面积80余万亩，灌区总人口13郾3万人，人均约6亩——大大超过了我国人均的耕地面积。其中双塔（水库）灌区28郾7万亩，占灌区总面积34％，人口4万多。敦煌——安西绿洲人均水资源远远超过我国很多地区，原本承载几十万人口并无问题。而现在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

无垠的大漠，丰富的土地资源，再加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古往今来，人们萌生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甘肃省确定在疏勒河流域建立商品粮基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小麦、玉米、胡麻、棉花的种植，此外还种植瓜果、啤酒花、啤酒大麦等，这些农产品都远销“全国各地”。

粮食是高耗水作物。在我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小麦的耗水系数为6～8。而在河西走廊，降水很少，几乎全靠灌溉，生产1公斤小麦，要用水1立方米以上，民勤、敦煌等地每公斤小麦达1郾4立方米。每立方米水的产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6。

张掖市甘州区王其闸村农民王爱忠家，13亩地全种小麦，每亩用水1 000立方米以上。每亩小麦500公斤已经不低了，这就是说，生产1公斤小麦要一吨多水。2004年，王爱忠家改种了10亩制种玉米，产量增收两成，每亩还能节水300立方米。这户农民曾被《人民日报》作为节水典型来报道，一个农民一年节水3 000多吨，可每亩灌溉用水还是达到了700多立方米。

农业的产业结构，还有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河西走廊诸内陆河流域能否在新世纪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0日报道，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说，“我国农业用水浪费主要表现在，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低，目前我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43％左右，远低于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全国渠道输水损失占整个灌溉用水损失的80％以上，大型灌区骨干建筑物损坏率达到40％。二是灌溉定额普遍偏高，采用传统的灌溉模式，全国平均每亩实际灌水量达到450～500立方米，超过了实际需水量的一倍左右，有的地区高达2倍以上。”——这个“有的”，即是指河西走廊和宁夏、内蒙、新疆的广大灌区。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喷灌一般比地面灌增产20％～30％，比滴灌增产40％这样大的增产幅度，利用其他措施是难以实现的。其实，喷灌、滴灌，只是节水农业的几种方式，其他措施还有很多。而目前，许多灌区，渠系和排灌设施不完善，标准低，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效益衰减。另一方面，连接田间地头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欠账较多，状况恶化。斗渠以下田间排灌配套率低，渠系破损、淤塞严重，灌溉技术落后，输水渗漏损失大。

知识与权力失衡，常常表现为知识从属于权力；利益分割混同甚至替代了效益分析评估。需要从最基础、最本质的地方开始，用大的智慧和有远见的眼光，深刻认识西北内陆河流域的特点，认识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转化规律，评估已有的工程项目得失，研究治本之策，谋划长久之计。热衷于修大坝、建大工程、跨流域引水调水的指导思想和机制，难道就没有误区吗？

面对滚滚黄沙，面对蜥蜴一样死去的河流，假如我们能穿过时光隧道，回到河西走廊大自然的原初，我们还会在一个干旱的高蒸发地带修筑如此多的大坝，发展高耗水产业，建一个商品粮基地；在水资源已经严重短缺的地方再兴建一座座大城市；不计成本、毫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只算经济产出，不计环境成本；任凭上游地区无偿占有自然资源，而下游地区只能无奈地咽下处于地理劣势带来的苦果吗？

河西走廊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像吐鲁番—哈密神奇的“坎儿井”一样古代河西走廊绿洲上的灌溉系统，还有许多让人心灵激动的尚未揭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