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治 人
【原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1），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2）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3），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4），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5）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6）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譬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篡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7）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塚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注释】
（1）风化：教化引导。
（2）诸夏：诸侯。
（3）皂服之吏：地位卑下的小官。
（4）克食于民：对人民苛刻无度。
（5）豫：预防。
（6）末作：指工商业。
（7）辎軿：豪华的车子。
【译文】
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用仁德来教化民众，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经书上说：“用道德仁义来教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跟着推行礼仪；明确地告诉百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百姓就知道哪些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日月光明，所以天下民众才仰望它；因为天地广阔，所以万物才能依附它。因此，只有像尧、舜那样贤明的君主，才能使遥远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像桀、纣那样的暴君，连自己身边的诸侯也会背叛。这并不是上天改变了民众的心志，而是君主教导民众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因此，统治民众要像培育幼苗一样，首先应剪除可能的平枝，除掉缺点。而国家的兴盛，寄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国家的衰败，则植基于平民百姓。所以说，平民百姓的破坏力最大，假如不以此前提出发，对人民苛刻残暴，使老百姓饥饿困乏，必然会发生混乱。只有勉励农民耕种，不误农时；只有少征收赋税，才不会耗尽民众的财物。如此一来，国家富裕，民众安乐，这不是很好吗？那些拥有国家或家庭的人，不担忧贫困而去忧虑不安定。所以，尧、虞、舜之为政，是使人皆获利，其合理地利用天时地利，用来防备灾荒之年，而秋季收获的余粮，用来救济贫困的人，所以普天之下财源亨通、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春秋五霸的时候，衣食不能满足的地区，可从财物有余的地区得到补充。而今各地诸侯都贪财好利，好利之风盛行，造成百姓之间相互争夺，各种灾难接连不断，蛮横的人欺负弱者，真正能够安心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透过各种手段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百姓像浮云一样游移四方，民心不稳，生活动荡不安。经书上说：“不抬高稀有货物的物价，百姓就不会成为盗贼；不让无用的东西价格攀升，人心就不会混乱。”因此，让每一部门尽职尽责，是圣明君主的政治。从前齐景公在世之时，社会风气异常奢侈，不按照礼法行事。而周秦则法律简约，推崇质朴，教导百姓勤于耕作，从事对百姓有益的事。那些精心制成却没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敛没有任何益处的财货，像金银璧玉、珠玑翡翠等奇珍异宝，都是出自远方，不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东西。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等彩色绚丽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穿着的。此外，讲求手工巧妙的金石木器之雕刻，往往妨害农业生产。出入都乘坐华丽的车子，身穿昂贵的衣衫，也都不是平民百姓所需。而装饰豪华的大门，修建高耸的围墙，或过度奢侈的坟墓，莫不竭尽财力来炫耀，这也不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经书上说：“平民百姓喜好的，只有辛勤劳作，对自身要求严格，节俭朴素，以便供养父母。”因此，使用财物有所节制，按照礼节来开支，丰收之年不浪费，饥荒之年就不会艰难，平常积累储蓄，以备来年用度。这种治理百姓的方法，不正像四季气候变化那样自然吗？
【心得】
诸葛亮强调，治理国家要重视教化民众，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对百姓有益的事，并要建立各种制度安定民心，鼓励百姓勤于工作。总之，各个部门要严于自律、要节用，否则舍本逐末，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然失民心，导致国家衰弱，祸起萧墙。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8岁的时候，被封为代王，24岁做了皇帝。他的母亲是汉高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为害怕吕后，长期和儿子住在封地，不管朝中的事情，他们母子俩没有引起吕后的重视，所以，没有受到吕氏的陷害。
刘恒正式称帝以后，看到老百姓因为受战争残害都很穷，政府收不上来捐税。他想到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到首都郊外去耕地、下种。他还叫皇后、皇妃在皇宫的园地里种桑养蚕，为广大农民做出榜样。
汉文帝知道老年人生产经验比较丰富，应当鼓励人们敬老扶幼。于是，他便下了一道命令：政府要关心无儿无女的老年人，关心没有父母的孤儿。政府借钱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还从政府的仓库里拨出一部分麻布和丝绵，发给他们做衣服。汉文帝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减轻刑罚。他首先废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罪的法律，后来又规定了罚钱赎罪的法律，并且还废除了肉刑。
说起废除肉刑，那是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事，当时，一位著名的医生，齐国太仓县的县令淳于意，因治病死了人，犯了法，被判处肉刑。那时候的肉刑有三种：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一只脚。因为淳于意是县令，是现任官吏，要到首都长安，由朝廷的司法机关来执行肉刑。
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去长安。缇萦到了长安，便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了守门人。汉文帝接到奏章，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我叫缇萦，是太仓县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为官清廉，齐地人都称他是清官。他犯罪，受到刑罚是应该的。可是，肉刑是一种可怕的刑罚，刺了字，就终生难以抹掉；割掉鼻子，就不能再安上；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当奴婢，替父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看了信，觉得小姑娘说得也很有道理，便召集制订法律的官员，要他们用别的刑罚来代替肉刑，后来就改为以打板子来代替肉刑。(www.xing528.com)
有一天，汉文帝出行。浩浩荡荡的车驾队伍刚走到中渭桥，还没出长安城，忽然从桥下蹿出一个人来，这人一见是皇帝的车驾，吓得晕头转向，不但不知躲避，反而向皇帝的乘舆跑去，差一点撞到驾辕的马身上。这马吓得长嘶一声，撒开四蹄奔跑起来。这一下，车错了辙，人喊马叫，中渭桥上乱作一团。费了好大劲，卫士们才治服了那受惊的辕马。汉文帝又惊又气，命令卫队将领将惊驾的人迅速逮捕，交廷尉去治罪。
廷尉张释之经认真审理，便到皇宫向汉文帝奏报。汉文帝见了张释之，便急切地问：“那个人审得怎么样？”张释之不紧不慢地奏道：“臣已经审过了，那人是一时恐慌，犯了惊动皇上车驾的罪，按照条律，应处以罚金四两。”汉文帝一听，气得大声说：“这个人使我的马受了惊，幸亏这马性子柔和。否则，我不死也得受伤。你这个廷尉却只处他罚金四两。”
张释之连忙磕头，连声说：“圣上息怒，圣上息怒，臣以为，法律是天下通用的，百姓共守的。处以四两罚金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当时您让人把他当场杀了，也就杀了。现在交给廷尉处理，就应按法处理。陛下圣明，请您体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汉文帝思忖半天，点头说：“看来你是对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起兵，侵犯上郡和云中一带。汉文帝连忙派将领率兵马去抵抗；另外，又派了三位将军带兵保卫长安。将军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周亚夫驻扎在细柳。
有一天，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也顺便视察一下。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领一听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出营迎接。护送汉文帝的车驾闯进军营，毫无阻拦。接着，他又到了棘门，也同样受到了隆重的欢送。
汉文帝慰问的第三站是细柳军。卫士们来到细柳营军门，见守门的将士们披盔带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大敌当前的样子。卫队的将领对守门的都尉威严地吆喝道：“皇上就要驾到，赶快开门迎接！”
都尉目不侧视，朗声答道：“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令，不受天子诏。”卫队的官员正要同都尉争执，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没想到守营的都尉照样拦住。汉文帝只好命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皇上要进营劳军。”
周亚夫下令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驾进来。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门的都尉又郑重地告诉他们：“我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侍从的官员都很生气，但文帝却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到了营前，只见周亚夫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拱拱手作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按军礼相见。”汉文帝站起来，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周亚夫表示答礼。
汉文帝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了他的慰问，赐下了美酒牛羊，完成慰问仪式后，缓缓离营而去。
在回长安的路上，侍从们议论纷纷，认为周亚夫对皇帝的车驾太没有礼貌。但是，汉文帝却赞不绝口，认为灞上和棘门，就跟小孩闹着玩一样，如有敌人偷袭，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才是真正的将军，敌人怎敢侵犯他啊！
不久，便提升周亚夫为都尉，负责京城的军事。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皇帝，汉朝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繁荣局面，与他善于用人、择善而从是分不开的。
曹操在创立魏国后，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农民能够勤于耕作，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逐渐稳定。
在具体的政策上，曹操首先废除了两汉时期苛刻的租赋制度，改以每户出绢两匹、棉二斤，不再额外收取。同时严禁豪强兼并，大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曹操还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和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的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就按六四或五五分谷。曹操根据屯田制，使农民有田可种，生活大为好转。
除屯田之外，曹操还督促开荒种田，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对垦田之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曹操在一次行军中，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但后来自己的马却跃入麦田，曹操自请部属议罪。但由于主帅不可自杀，曹操于是割发置地代替斩首。
除了重视农业以外，曹操还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实行法家政治，建立国家的法纪。总之，他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一方面保障了农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也使魏国从动荡逐渐走向稳定。
而宋朝建立后，却对农民进行疯狂压榨，使农民在遭受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之余，还要负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治理黄河水害工程，这项工程调发役夫达10余万人。来自数百里以外至千里以外的役夫，应役一至两个月，不仅农事荒废，而且往往家败破产，甚至死于役所。由于民众的生活非常艰苦，所以农民的反抗此起彼伏，贯穿了宋王朝的始终。
由此可见，爱护百姓，爱惜民力，是每一个当朝者都应该做到的。须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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