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现代空间观念：作为秩序的空间

导言：作为秩序的空间

20世纪，也许由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出现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倾向，时间和空间成了这些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但是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由于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迴然不同，所以在过去100多年中，它们并没有受到同等对待。概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学科聚焦于时间性范畴，而20世纪下半期哲学社会科学则呈现出整体性的“空间转向”。

大多数学者认同上述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到前期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都把时间性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而科学哲学更是偏爱时间。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指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925年关于空间诸性质对时间诸性质的依存性的研究，完全建立在以下两点基础上，即：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的意涵上的世界的点之间的（1）时空的一致性，以及（2）时间的优先性。莱兴巴哈（Reichenbach）在关于时间—空间体系的研究中同样主张：空间的测定可以还原为时间的测定。事实上，他还明确地说过：‘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¹⁾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于是转向思考空间的丰富意义。研究者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心理学上考察，都能证明空间意识的形成先于时间意识。例如：英语中“short”（短的）或“long”（长的）等时间概念，是从空间概念演变而来的；“before”就词源上说意味着“in front of”，即空间上处于前面。⁽²⁾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呼吁批判社会理论从关注时间转向空间，他指出：“我们必须批判好几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这种情形是源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空间被当成死寂的、固着的、非辩证的、僵滞的；相反的，时间则被认为是富饶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³⁾“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⁴⁾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这样把握20世纪时间—空间观念的变迁，他说：“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⁵⁾麦克尔·迪尔（Michael J．Dear）总结道：“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⁶⁾

总的来说，人们认为20世纪下半期空间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最突出的课题，这种观点似乎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的确，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讨论空间问题的著作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这说明了最近几十年来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关注。但是，这是否表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立足点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呢？事实上，学术理论的现状并非这样单纯明了，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在理论上仍然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例如，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就指出：同样属于后现代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和后现代地理理论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他说：

政治理论家们强调后现代的时间比地理更重要。后现代地理学家们则主张后现代的空间概念比历史和时间概念具有日益增长的优先性。

……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使作为某个批判性变量的时间（速度）高于空间和地理（Der Derian　1990：297，307）。按照他们的说法，人类已经没有在空间上作进一步扩大的需求，这样地理的重要性便降低了。影像和视听手段取代了实际的空间旅行，因为它们可以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Virilio　1989：112－15）。时间和速度是政治性的，“权力在时间里比在空间里更加［实在］”（Der Derian　1990：295）。在速度形式里的时间是暴力，是战争的本质，它改变了整个战役的结果。时间取代了空间；“领土的分布变成了时间的分布”（Virilio　1983：115；1989）。后现代的政治学家们确信，“在我们的武器体系、联络体系和决策体系中，我们没有严肃地考虑过极度的或不充分的速度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要求“使年代学高于地理学，使速度高于空间”（Der Derian　1990：307，297）。他们主张时间比空间更重要（Virilio　1989：112－115）。

这场刚刚开始的争论不会轻易得到解决。⁽⁷⁾

看到后现代政治理论与后现代地理理论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上的观点对立，也许人们会感到困惑，也许有些人会解释说：后现代体验既包含空间方面，也包含时间方面。不过，在我们可能陷于这种无谓的争论之前，我想引述100多年前马克思分析商品流通时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一段话，与后现代政治理论家的观点作个比较。马克思说：

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⁸⁾

尽管相差一个半世纪，但是马克思揭示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与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现代政治中“时间取代了空间”的观点，令人感到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在这里，关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从关注时间转向了关注空间，看似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加速，时间性变得更加重要，而空间由于不断被克服正在失去意义。其实，这种观点的对立只是一种假象。对立的焦点表面上看是偏重时间还是偏重空间，但是造成观点对立的原因却是由于对“空间”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后现代政治学（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空间基本限于“地理”的意涵，而其他主张空间重要性的后现代理论，其空间概念大多并不限于地理，而是包括了更丰富的内涵。

因此，在空间批判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同时质疑之声始终不断的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空间？本书各章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此。

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批判的对象之一是近代空间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笛卡尔（RenéDescartes）、牛顿（Isaac Newton）、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对近代空间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空间实践活动对空间观念的影响。地理大发现对近代空间观念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它是理解近代空间观念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基本线索。

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空间观念，部分地反映在那时绘制的地图上。一方面，它是有限的经验、宗教观念以及想象力的混合物，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那时的世界是由熟悉的中心地带和暗昧的边缘地带所构成。恩·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在《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中曾经形象地描述那时人的空间感觉：

O中T地图，因形似在“O”字母中加上一个“T”字而得名。由于当时基督教控制一切，绘图者往往以《圣经》上的观点来绘制地图，所以把耶路撒冷（Jerusalem）画在世界的中心，外被圆形大洋环绕，中被内海分割为亚、欧、非三个部分。

资料来源：吴泗璋编著：《地图学概论》，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离他们几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山谷和树林里，耕种土地；他们看到的最远的是毗邻的部落，但是他们通常与毗邻部落为敌或有纷争。人们千方百计相互损害，互将对方的牲畜赶离牧场，甚至放火烧毁农家，不断地相互抢夺、复仇和争斗。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那就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一支几千人的军队进入这样一个山谷或林地，那就不好对付了。邻近的部落一味地为这支军队残杀他们的敌人而感到高兴，却没想到下一回就该轮到他们遭屠杀。⁽⁹⁾

16世纪以前，人们只在一定的范围活动，超过这个范围的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样子？对此人们不了解，也没有非了解不可的理由。但是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的大航海和美洲、澳洲的陆续发现，地球上没有无人知晓的角落了，每个地方人类都可以到达，地球变成了地表面积确定的世界，一个有限的空间。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关系，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当初欧洲人征服美洲原住民，占据他们的家园，并向那里殖民，这种空间扩张基本上如同古代帝国的领土扩张一样，几乎纯粹是空间的量的扩张。因此，在生于那个时代的笛卡尔以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他们不讨论时间，而是讨论空间，似乎时间性没有意义。因为那时体验的时间是匀速的，而非加速度的，所以时间对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物体在静止的空间中发生着变动，所以他们关心实体、广延、空间、移动。但是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的发展速度显出明显的差异。于是，人们对时间和速度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验。

近代时间观念的萌发期当然比这还要早一些。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考证“现代的”一词的词义演变过程的时候，谈到了时间观念的变化。他写道：

［modernus］一词刚出现时，还不涉及时间问题。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并不体现在时间上；两者的区别是完全而且绝对的，那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世纪的hic et nunc，即“当场并立刻”之间的区别；这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今天——但波德莱尔（Charles Beaudelaire，1821－1867）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现代很快就过时了，它与落伍、即与昨天的现代、与已过时的一切的对立，比与作为无时间性的古典的对立更甚：时间加速了。但是，这一加速过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¹⁰⁾

贡巴尼翁倾向于认为12世纪欧洲人就有了“加速”的含义上的时间观念。不过我认为，随着17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非洲、亚洲和新大陆的异文化的了解的增多，特别是欧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才促成了欧洲现代的时间观念。

近代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一个静止的“容器”，时间则是匀速地流逝的——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空间是静止的，而时间却变为加速度的话，时空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和马克思关于流通的分析，以及本书第五章将会谈到的后现代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思想，就显示出了空间静止而时间加速的结果：即“时间消灭空间”，或“时间取代空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指的空间是地理的空间，而在地理大发现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地理空间就意味着地球表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空间。在交通速度不断提高而空间距离不变的情况下，空间就越来越缩小，以至于被时间（速度）所消灭。这种逻辑就导致了这样的结论：随着现代生活速度的加快，地理的重要性不断降低。

“时间消灭空间”在交通方面的世界缩略地图。

资料来源：［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1页

生活加速导致地理（空间）的重要性降低，近代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洛克（John Locke）——尽管他直接谈论的不是速度和空间，而是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的关系。在洛克那个时代，地理大发现已经过去100多年，欧洲人已经征服了美洲。世界的面积明确了，人类可能拥有的地理空间不会再扩大了。洛克看到：人类现今业已分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现在似乎有人满之患。在这种情况下，从抽象的逻辑上讲，“人类”财富的增加就不能再取决于所占有的土地的扩大，而是取决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洛克说：“那个圈用土地的人从十英亩土地上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比从一百英亩放任自流的土地所得到的要更丰富，真可以说是他给了人类九十英亩土地。”⁽¹¹⁾洛克在为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者和经营者圈占土地进行辩护，其实质不过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¹²⁾可是洛克却把“劳动”（实际上是生产效率）当作财产权的根据。在洛克看来，谁在土地上加入更多的勤劳，也就是使土地产出更多财富，谁才合理地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而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占有大量富饶土地却听任其荒芜的话，那么占有大量土地是不正当的。洛克看到，在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中，高效率的生产将使其在土地占有关系中获得优势。基于这种认识，洛克断言：“生产这些资料的土地很难说占有价值的任何部分，至多只能说占极小的部分；其价值是如此之小，以致我们甚至把完全听其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做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等于零”。“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几乎没有价值的资料”。⁽¹³⁾本来在洛克之前，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代表了那时的一般性见解，但是洛克认为，土地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价值几乎等于零。因此，洛克应该被看作近代资本主义时空逻辑的预言者。⁽¹⁴⁾

前面我们提到霍布斯关心的是空间，相比较而言，洛克则开始关注时间范畴。显然，这一转向与“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资本主义规则正在形成之中的英国当时的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

大约从工业革命开始，时空关系的特点就是空间静止而时间加速。因此，如果当代资本主义空间依旧是静止不变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论断就仍是正确的。但是，20世纪空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之外，当代空间获得扩张的新途径。在生活继续加速的同时，空间也在扩张。因此，时间的加速并非意味着空间的相对缩小。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新局面，所以我们才要说空间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批判社会理论必须严肃面对的重大课题。

20世纪正在经历着空间的剧烈变化，这一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被那些敏锐的哲学家意识到了。海德格尔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开篇就感慨地说道：(www.xing528.com)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过去人们要以数周和数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坐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到了。早先人们要在数年之后才能了解到的或者根本就了解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无线电随时就可以立即知道了。植物的萌芽和生长，原先完全在季节的轮换中遮掩着，现在人们却可以通过电影在一分钟内把它展示出来。电影显示出各种最古老文化的那些遥远遗址，仿佛它们眼下就在今天的街道交通中。此外，电影同时展示出摄影机以及操作人员，由此还证实了它所展示的东西。电视机达到了对一切可能的遥远距离的消除的极顶。电视机很快就会渗透并且控制整个交往联系机关。人类在最短的时间内走过了最漫长的路程。人类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带到自己面前。⁽¹⁵⁾

海德格尔敏感地注意到现代科学技术造成了新的时空体验，但是他没有把空间当作一种实在来看待。多年来，由于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到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等一批社会哲学家对当代社会空间的分析和评论，特别是人的空间实践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们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的蜕变有了比过去清晰的理解。

那么，与过去相比，20世纪空间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想主要是出现了三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都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hyperspace）。它们与其他空间形式、与已经变形甚至只保留下一些碎片的传统空间相互碰撞、叠加、交织在一起，改变和重构着人的活动方式。

就空间的都市化来说，例如：多数人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都市劳动者，使商品关系进一步加深，因此都市生产效率必须保持高水平。庞大人口汇聚于都市，要求更严密的管理，从而从时间的统筹到土地和交通等空间配置，以至于治安、卫生、生态环境、就业、教育、福祉、社会交往、家庭与性等，均需置于高度控制之下，与传统社会的权力构造不同，庞大的都市生产生活体制管理成为渗透到任何时刻、任何场所的超级权力。另外，追求聚集效益的结果，使都市土地升值，空间本身成为资本增殖最快的部门之一。阶层、职业、文化传统都不相同的人聚居于同一个空间，也许各种理由使他们抱有彼此在空间上区分开的意愿，但是城市巨大的向心力使他们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因此他们必须共同经受交通堵塞的烦恼、环境污染的危害、流行病的侵袭、城市犯罪甚至恐怖主义的威胁。正是在这种都市空间中，在传统社会下形成的人的行为、交往、思想等社会存在方式被改变。

全球化空间建立在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基础上。由于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发达，人员和货物可以实现快速、大量的全球移动。建立在卫星、光缆、计算机高速处理和网络化基础上的发达的通讯手段，使信息可以瞬间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同时也加速了资金的周转速度。时间的长度已经缩短到几乎感觉不到，所以人们说现代人已经处在一个共时性的世界。由于交通手段不同，全球范围的实物移动所需的时间往往会比在一个区域内移动所需的时间少；特别是信息的传递几乎感觉不到需要时间，这样，时间仿佛已经缩短为当下，而当下只呈现着四面展开的空间，没有时间的流动，所以说当今全球人类共时地处于同一个空间平面上。这种空间存在方式对于人类是一种新的挑战。因为数千年来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宗教组成的人群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由于地理的隔离作用，人一直是以“族群”的方式生活过来的——尽管国家一直在努力把众多小的传统族群统合成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的族群。但是现在，人正式开始以“类”的方式生存了，换句话说，全球人类只基于同属于“人属”这一生物学理由而结为共同体。这意味着传统人类具有的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属性将被改变。

超空间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曾用这个词来描述现代都市缺乏空间可读性的混乱景象，而数学家则用这个概念指三维以上的空间。我们习惯的地理、物理世界是时空统一的，所谓超空间恰恰是时空不统一的，或者说空间与时间分离了。在此，我们可以指出时空分离的两个结果，换句话说即超空间的两个显著特点：空间的非连续性和事物的虚拟性。在地理和物理世界，时空具有连续性，邻近性是连续性的一种重要表现。事物由A点出发到达B点，总是经过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而不可能由远及近。邻近的两点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体现为用时最少。但是在现代社会，空间邻近性遭到了破坏。例如，我们用手机把一个消息传达给远方的一个人，比在同一幢楼里找到一个人再告诉他这个消息要快得多。相悖的例子：如果我们用手机与同一幢楼里的人通话，电子信号却是经过了从本地到卫星再折回本地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由于处在超空间当中，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相关的事件也不遵循地理邻近性的原则。例如，某国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可能引发任意哪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再如，在欣欣向荣的技术开发区的周边，一派经济凋敝的景象，但是这个开发区的繁荣却惠及他国某地。超空间的另一个特点是物体或事件被虚拟化。我们习惯的物理地理世界是时空统一的，我们习惯于认为具有时空统一性的物体或事件才是真实的。但是在超空间中，由于时间与空间分离了，所以物体或事件不具有时空统一性，因此我们便觉得它们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虚拟的。由于银行实现数字化管理，信用卡取代了纸币，货币虚拟化了；电视直播可以把远方发生的事件即时传到眼前，使我们如身临其境；后现代建筑把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叠加在同一座建筑物上，使我们产生时间混淆，凡此种种。超空间令人产生不适应感。因为我们对空间的认知最初来自于身体知觉，在出现数学、物理学等抽象空间之后，人类要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现在，超空间的出现正在改变我们以往的空间认知，因此人类还需要时间去适应它。

如果诚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空间是可以变化的，且人类的智能即是对空间变化的适应，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对空间的本质的理解：空间乃是一种秩序——既是一种客观的秩序，也是一种主观的秩序。

在原始文化里，人们认为空间被人格化的神秘力量支配着。进入抽象思维时代，人们给这种隐藏于背后的支配力量披上了理性的外衣。譬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派把空间（虚空）看做数的一种属性，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数与数之间的离散性，相邻的数之间就需要存在虚空。⁽¹⁶⁾康德则认为人先天具有的感性直观形式赋予空间以秩序性。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空间秩序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人通过活动建立起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图式（即主观的空间秩序），再依据这个认知图式去活动；当这个认知图式不能“同化”客观环境（客观的空间秩序）时，人就根据环境变化修改认知图式，这就是智能的本质——适应。举例来说，现代主义城市作为一种客观空间，它拥有自己的秩序，因此它强迫我们服从这个秩序，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它毕竟是人类创造的空间，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必将改变现代主义城市的空间秩序，而所谓人的实践活动当然也包括观念活动，即为未来的城市空间设计一个更合理的蓝图。

由于本序言是在本书其他各章成稿之后写作的，所以以上内容可以看作对本书核心观点的进一步阐述。本书是围绕着如何理解空间这个主题展开的。前三章主题是研究20世纪初空间观念的变化及其意义。因为现代绘画最先在视觉上显示出20世纪人类空间观念变化的趋势，所以第一章分析了20世纪初绘画空间的变化。第二、第三章分别考察了20世纪初期在心理学和人类学影响下形成的空间哲学思想。在第四章里，作者试图基于当代心理学、人类学的成果⁽¹⁷⁾，并借鉴卡西尔、梅洛－庞蒂、列斐伏尔等哲学大师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空间分类方法。第五章对后现代空间批判理论的焦点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并试图指出在这些焦点议题上后现代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存在的主要错误或不足。

本书第一、第二、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曾分别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过。

【注释】

(1)M·ヤンマ：『空間の概念』（M．雅默：《空间的概念》）、高橋毅·大槻義彦訳、東京、講談社1980年、第16頁。

(2)参见同上，第15页。

(3)［法］福柯：《地理学问题》，引自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2002年，第392页。

(4)［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引自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6)［美］麦克尔·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季桂保译，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7)［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10—111页。

(8)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

(9)［英］恩·贡布里希：《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从远古到现代》，张荣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10)［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页。

(1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6页。

(1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9、28页。

(14)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宣扬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一贯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驳。例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从空间的视点来看，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即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事先夺走了本来应该属于劳动者的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空间，使他们沦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因此，无产阶级要克服劳动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分离，也就必然意味着要夺回他们失去了的空间。

(15)［德］海德格尔：《物》，孙周兴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1165—1166页。

(16)亚里士多德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主张有虚空存在，并且认为虚空是由无限的呼吸（作为吸入虚空）进入宇宙，它把自然物区分了开来，仿佛虚空是顺次相接的诸自然物之间的一种分离者和区分者；而这首先表现在数里，因为虚空把数的自然物区分了开来。”——引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9页。

(17)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人类行为的特征及其意义”第二、第三小节，探讨了直立姿势对分娩和早产的影响。在交稿之后，我又读到理查德·利基所著《人类的起源》一书，其中直截了当地写着：“人类婴儿出世的时间太早了，这是由于我们大的脑子和人类骨盆结构制约造成的结果。”（［英］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41页。）如果我早些见到此书，就不用进行那么蹩脚的外行人的推理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