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功利的。科技常常和工农业等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通称为实业；意思是，实实在在创造出物质财富可以利国利民的行业。
工农业等产品，须通过市场抵达消费者手中，作为中间人的市场从中索取费用也是正当的。在这种运作的初期，工农业等生产方面是“主”，服务的市场是“仆”。但很快随着社会不断的商业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原理越来越被某些所谓的经济学权威们绝对化——有人已经把它讥之为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这种主仆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市场”成了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产品或财富的创造者们所得到的回报变得远远低于“中间人”或“皮包公司”所搜刮的利益。
在美国普通超市里一个五美元的西瓜——当然在美国绝对不会有5美元这个价格的，只可能是4.99美元，这也是“市场”的发明——据说种它的农人所得还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劳力和成本付出最多的生产者，所得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以本人所从事研究开发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为例，其市场价和出厂价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七比一之巨，中间层层环节上的一个个巨鳄们都张着血盆大口，把近百分之九十的利润卷走。既然如此，那么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主要的责任自然也就不在生产者一边，而应该归咎于鲸吞了绝大部分利润的“市场”。真正贪婪的不是生产者，是“市场”。
不过，无论市场如何专横，分配如何不公，只要工厂还正常生产，农场还正常种地，大家都正常上班，那么世界无论如何还不至于会一夜间就垮了。然而，“一夜间就垮了”的大戏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最早上演的“悲喜剧”就是三百多年前荷兰那场“郁金香的疯狂”。
原来，这都是“金融”这个“空头”惹的祸。
金融在当代的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更大的反仆为主和本末倒置的角色。一个金融高官的年薪可以是美国总统的十到三十倍，金融界一个小职员的年薪也是大学教授的好几倍。金融的最大罪恶，就是不择手段地投机，不断地制造大大小小的泡沫，以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来制造更多的泡沫。正是这泡沫的破灭，使得经济一夜间掉入深渊。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江洋大盗们已经不再是那些破窗撬门的鼠辈，而是西装革履博士头衔的大亨；他们的横财还是“堂堂正正”，取之有“道”。(www.xing528.com)
自由放任，恶性竞争，专横霸道的极端市场经济，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大量财富的积累，却暗藏着杀机，更带来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道德危机。在这个以金钱财富主宰一切，过分膨胀了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车争险道，马骋先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势必会把不少人搅得头破血流。
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只知道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Of the Wealth ofNations》）捧若圣经，却偏偏熟视无睹他的成名作恰恰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这位和伏尔泰同时期的苏格兰启蒙伦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实早就预见到财富积累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道德危机。他的理想是，经由市场繁荣带来的富国裕民，必须与道德的维系、提升以及社会的和谐相一致，两者不可偏废。
丹麦文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在1845年写了一篇著名的童话《红舞鞋》。百年后，在该童话的启发下，英国于1948年拍摄了一部现代题材的电影《红菱艳》（《The Red Shoes》）。女主人公蓓姬一旦穿上那令人羡慕的红舞鞋，就得不断地跳下去，结果再也停不下来，直至累死。在“市场经济原理”的驱动下，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都像是穿上了虚荣的“红舞鞋”，为了“钱”而疲于奔命，再也停不下来。成功吗？未必！不难在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里看到很失败的“丈夫”， 很失败的“父亲”和很失败的“人”。
那么，金融界的精英们会不会从失控的投机所引发的全球链锁金融危机里吸取教训，从而会收敛一下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呢？难！穿着“红舞鞋”的人们根本身不由己。市场利益就像一辆疯狂的汽车，不是人在驾驶它，而是它在“驾驶”人！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我们势必还会见到再一轮的疯狂。
一个民族、国家的真正强大必定是由坚实的价值观和文明巨厦所支撑的，实用主义哲学撑不起文明巨厦。真正的强国不单单要有发达的经济，更在于有高度的文明和文化。没有文明基础和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只是没有灵魂的现代化。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贝纳克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曾多次到过上海，对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赞叹不已。有一次，一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对他指着陆家嘴一带那钢筋水泥的大森林不无得意地自夸中国的强大。教授说：“是的，你们已经很有钱，但还没有强大。哪一天，当你看到这马路上无所不在的铁围栏可以完全拆除时，你们就真正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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