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维也纳之旅—爱乐者的星光漫记

今天将用一整天时间继续寻访贝多芬。一早搭D线有轨电车先去了努斯多夫山脚下的贝多芬巷（Beethovengang）。

维也纳北郊的平原在努斯多夫这里就到了尽头，沿山的南麓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施赖贝小溪（Schreiberbach），1808年夏天贝多芬在这溪边构思了不朽的第六《田园交响乐》；第二乐章的标题就是《在溪边》；由此可想像当年这里一派田园风光。180年过去，如今早已沧海桑田。贝多芬巷是顺着小溪北岸的一条小道，路北一边的居民楼早已经鳞次栉比，挡住了山景。虽是仲夏，那溪水也近乎干涸；见不到垂柳，更妄论飞燕戏水的情景。尽管如此，还是心潮难平！第六《田园交响乐》是我年轻时代听到的第一部贝多芬交响乐，再也没有比寻找到心灵家园更如愿以偿的事了。沿贝多芬巷西行，在路南溪边有一座贝多芬的青铜塑像（Beethoven Ruhe），竖立于1863年6月15日，那是他创作《田园交响乐》之后第五十五年。

在施赖贝小溪边，我追念起了一个人。我在中学时代就熟悉了《田园交响乐》，但能在上海音乐厅内听《田园》的实况演出，已经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年代。那场《田园交响乐》的指挥就是陆洪恩先生。陆先生后来在文革中惨遭杀害，让我痛心疾首。今天在贝多芬的小溪边，不由得怀念起这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家。

来到了埃罗伊加街（Eroicagasse，即“英雄街”），它同贝多芬的第三《英雄》（《Eroica》）交响乐并没有关系。朝南走到尽头右拐，在法尔广场2号（Pfarrplatz 2）也有一个贝多芬的故居，1817年夏天他就在这里度过。那已经是创作《田园交响乐》以后十年的事，显然他很留恋这个地方。该故居现在是一家音乐沙龙。

近中午，返城去参观丢勃林格·豪普特大街九十二号的贝多芬故居。这个故居的地址是从被保留下来的一封贝多芬的书信里发现的，但房子早已不再是当时的状况，里面也没有什么展品，只有两个老贝的塑像和墙壁上的一点说明，空荡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1803年夏天，贝多芬的确住在这里，而且在这里谱写了第三《英雄》交响乐。所以这所故居也被称之为“《英雄》故居”。

圣马克斯公墓里莫扎特的象征性墓地

贝多芬墓地

中央公墓（Zentralfriedhof）位于卡尔广场东南约八公里处，同努斯多夫的贝多芬巷正好南辕北辙。D线有轨电车的终点在卡尔广场东侧，这里是71有轨电车的起点，可以搭乘它去中央公墓，中途还会先经过圣马克斯公墓（St. Marxerfriedhof），那里有莫扎特的墓地。

圣马克斯公墓很小，很容易就找到那块所谓的“莫扎特墓地”。谁都知道莫扎特遗体的真正去向早已经是历史悬案，其墓穴根本无从考查。这个墓地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墓的设计很别致，没有墓盖，种满了鲜花；墓碑像是一根断掉半截的柱子指向着天空；在基座上则写着音乐家的名字和生卒年份。

维也纳中央公墓的贝多芬墓

继续前往中央公墓。

也许是因为太心急，一听到“Zentralfriedhof”就跳下了车，却没有听清这是西北边门，结果就误从边门而入。中央公墓之大，墓园之气派，超出想像；里面的墓穴总数超过了三十万，整个公墓的面积比维也纳的内城都要大很多。

此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顿起；原来如花园般美丽的墓园一下子变得阴森起来。抓紧步伐朝中心方向寻找过去，终于看到了公墓中央的圆顶大教堂，再沿通向正大门的大道没走多远，右手边就是“32A”墓址。其前方是莫扎特的纪念墓，墓碑上方有一位少女的青铜雕像。后面左方，一眼就看到了贝多芬的墓，并排着的右面是舒伯特墓，在“32A”右侧有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的墓。贝多芬墓地四周建有精致的铁围栏，墓碑是小小的方尖纪念碑，上面有鎏金的竖琴浮雕。在墓碑基柱前只有“Beethoven”九个罗马体字母，不像其他墓碑上有名和年月。

刚在墓前站定，老贝就以他的《田园交响乐》第四乐章《暴风雨》给我“开起了玩笑”。头顶上顿时雷电大作，暴雨瓢泼而下；我还没有来得及取出雨伞，已如落汤鸡一般；索性不打伞，就在上下一片水天水地里拜谒心中的乐圣吧。这样“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一辈子能有几回？这时，脑海里的音乐第一次配合了境遇，那第四乐章《暴风雨》的旋律在耳边轰鸣，接着又是罗西尼的《暴风雨》，再紧接着又是贝多芬的，就在这第二遍《暴风雨》快结束时，雨过天晴，迎来了《田园交响乐》的第五乐章，那长笛的旋律从来没有这么优美过。这让我想起了前天傍晚到达维也纳之前在维也纳森林遇到的那场转瞬即逝的雷暴雨，同今天如出一辙。这不正是《田园交响乐》里的维也纳的夏日雷暴雨吗。这场雨淋得运气，是老贝让我体验到了真正的《田园交响乐》。

还有足够时间细细盘桓。贝多芬的墓是这里五位音乐家里唯一有围栏的，也是唯一没有雕像的；真参透不出设计者的意图。这五位音乐巨人里，最不幸的是舒伯特。他一生贫病交困，生活在维也纳的最底层，几乎没有过出头之日。他在贝多芬去世的第二年（1828）便以三十一岁的英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最有幸的也是他：因为他最大的愿望在他去世后得以实现：他被葬在了贝多芬身旁，永远陪伴着他崇拜的贝多芬。

舒伯特也是这里唯一真正的维也纳人，一个充满幻想、而且时时生活在幻想里的维也纳人，一个既快乐又伤感的维也纳人。这位永远陪伴着贝多芬的忘年朋友，其实从许多方面看，包括思想和风格，都和贝多芬大相径庭。

贝多芬一直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渴望用人间所有的幸福来充实自己；他也始终在追求爱情。舒伯特则一直生活在幻想世界里，既有快乐美好的幻想，也有魅影阴森的幻想；对人间幸福看得淡漠，也不去追求爱情。

贝多芬的心灵粗旷而宏大，舒伯特的心灵则诗意而细腻。

贝多芬的创作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很少一挥而就，总是反复修改、增删；“乐”不惊人死不休，大有点杜甫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特别擅长于宏大作品。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在创作短小的歌曲时他倒反而不如舒伯特得心应手。舒伯特创作多半靠即兴，往往一挥而就，便是神品；有点李白的味道。这个特点让他特别擅长于短小的作品和歌曲。他创作的钢琴五重奏（Piano Quintet）、钢琴三重奏（Piano Trio）也都是精品。很巧合，贝多芬和舒伯特都曾经为歌德的诗《魔王》（《Erl-king》）配过曲；比较下来，巨人输给了年轻人。

舒伯特的特点恰恰不适合于创作交响乐，他的交响乐拖沓而重复，往往是精彩和平淡的段落杂揉在一起。他的杰作第八《未完成交响乐》是例外，其成功恰恰正因为它只有两个乐章。《未完成交响乐》是舒伯特的杰作，比标题为《伟大》的舒伯特第九交响乐要伟大！(www.xing528.com)

贝多芬有思想家的气质，对社会、道德和人生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主张；他有批判的眼光，能独立思考，并把他特有的康德式的哲学思辨带进了他的音乐。在去世前五年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赞叹：“心中的道德律，头顶上的星空，康德！！！” 他在这里用了三个惊叹号！

人生历尽磨难后最难得也是最美的境界是童真。贝多芬到老还是保持了那份童真。

舒伯特比贝多芬有修养，毕竟是维也纳人！但他对哲学和人生的思索不感兴趣。他对命运逆来顺受，掉进人生苦难后没有能爬出来。

他们俩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贝多芬永远在不断进取，创新，实现新的理想；舒伯特则不需要演变，他的第一首歌和最后一首歌都一样洒脱和优美，他是“一以贯之”；当然，说他“一以贯之”是指风格，并不否定其作品从早期至晚期的日趋成熟。

说了这么多的区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舒伯特崇拜贝多芬，他懂得贝多芬的价值和意义。同样，贝多芬也看到了舒伯特的价值，可惜相见恨晚；他是在临终前不久才看到别人特地送来的舒伯特手稿，读后他大喊：“我在舒伯特身上看到了天才的火花！”这时候的贝多芬已经病入膏肓，死神已经临近。在朋友的安排下，舒伯特终于在1827年3月18日实现了愿望，在贝多芬的“黑西班牙人”寓所的病榻前探望了心仪已久的大师。这是贝多芬辞世前八天。

在舒伯特期望着能再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时，等来的却是噩耗：贝多芬于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三十分与世长辞。当时，长时间守候在旁的好友勃朗宁和兴德勒刚好一起外出去帮他查看沃林（Wahring）公墓的墓地，身边一名不相识的年轻崇拜者帮他合上了眼睛。要是能把这个机会让给舒伯特，该有多好！

葬礼于三天后的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从“黑西班牙人”寓所出发。寓所前面有一片很大场地，来为他送行的人多达两万，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维也纳人前来为他送行。在八个手持火把送行的人里，有哀伤万分的舒伯特。送行队伍从寓所一直送到沃林公墓。大师的生命结束了，但“贝多芬的时代”却刚刚开始！

在葬礼后与朋友们的聚会上，舒伯特悲痛地举起一杯酒说：“这一杯，是为那个刚被埋葬的人。”他再斟上第二杯酒：“这一杯，是为随他而去的下一个人。”此话一语成讖。翌年1828年3月26日大师周年祭，他为贝多芬举办了纪念音乐会。这年他完成了他最后一部歌曲集《天鹅之歌》，这《天鹅之歌》似乎更是不祥之兆。十月份他就染上了斑疹伤寒，于十一月十六日便撒手人寰。按他的遗愿，他终于被安葬在沃林公墓的贝多芬墓旁。这是他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大的荣誉。

从今年算起正好是一百年前的1888年，维也纳为贝多芬和舒伯特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把他们的灵柩从沃林公墓迁至中央公墓32A的名人墓区。在迁葬的过程中，当局曾打开过贝多芬的棺木对遗骨进行过整理，同时也取出了一些头发样本。这些样本对研究贝多芬的病因和死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勃拉姆斯墓碑的浮雕头像右手托着脑袋，沉于乐思。

当把莫扎特当作“经典”的典范时，“经典”意味着“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意味着优美高雅，如行云流水。勃拉姆斯则和莫扎特的“外向”完全不同，他的音乐很“内向”而含蓄。这算不算“经典”？勃拉姆斯给了我新的启示。清末词人况周颐在他的《蕙风词话》里曾提出填词的三要素：即词必求“重、拙、大。”该美学观点也很适用于勃拉姆斯。如果说莫扎特是“universal”（普世型），绝大部分爱乐者都会喜欢，那么勃拉姆斯则为“characteristic”（特征型），只有较“深沉”的爱乐者青睐于他；这同鉴赏能力没有必然关系。谁敢说柴可夫斯基缺少鉴赏力？可老柴就是不喜欢勃拉姆斯；他们之间曾经见过一次，却“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是性格使然，气质使然。

勃拉姆斯的右边长眠着他的好友约翰·施特劳斯。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辞世的时候，贝多芬和舒伯特已经迁葬到此，所以他们应该是直接被安葬到这里的。

头顶上的星空

准备离开，回到贝多芬墓前告别。

脑海里响起了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 61，1806）第二乐章的《广板》（《Larghetto》）。时间似乎倒流回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在上海西区一幢石库门房子三楼的阳台上，一架老式的手摇唱机正边摇边放出贝多芬这首名曲，那是海菲茨独奏、托斯卡尼尼指挥纽约广播交响乐团录制的一套Victor 78快转唱片，唱片上印着一条可爱的小狗蹲在老式唱机前聆听它主人的声音，该商标叫“His Master’s Voice”。

从深度和广度而言，这首乐曲远远超越了协奏曲的范畴，其思辨之深、含义之广、音乐之丰富，完全就是一部伟大的交响乐；独奏乐器和乐队之间的呼应对答，犹如汹涌的海涛和雄伟的海岸一样契合得无隙无缝。在当时那个年代，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的斗争精神被左派的权威们片面地夸大，被追捧为贝多芬音乐的最高峰；这反而使得《命运》成了我最怕听的贝多芬交响乐，因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经让人的神经疲劳，对“命运的敲门声”早已麻木。就凭《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那段辉煌的引子，就比“敲门声”让我更激动。一开始由四声定音鼓导出的第一主题其实有很深的哲学思辨，加上那优美的副部主题，那引子最后重复了两次的提问式的乐思，这些优美的旋律编织成的一串串的哲理问号，跟随了我一辈子。的确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具有更高的启示”。贝多芬的话千真万确。

那个夜晚，对着夏夜的星空，一切是那样的难忘。在万家灯火的上海滩，夜间的星空常常显得黯淡；然而那天却是那样的清晰明亮。当我换好唱针放出第二乐章时，那主题一下子把我带进了“头顶上的星空”，那是贝多芬的星空，康德的星空。那旋律是那样优美而深远，顿觉“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把我带进了“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的境界，带进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

贝多芬这首协奏曲在1806年底的首演并不成功，当时担任演奏的著名小提琴家克莱门特并没有认真地理解这部作品。直至贝多芬辞世后十七年的1844年，大名鼎鼎的门德尔松指挥交响乐团和当年才12岁而后来成了十九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小提琴家的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1831—1907）演出了这部不朽的作品，终于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