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老城区内到处都是哥廷根大学的老建筑。市政厅广场中央喷泉边的鹅姑娘（Gänseliesel）古铜雕像最受人青睐。几乎每位到哥廷根的游客都会和她一起留影。这里还有一个传统：每位在哥廷根大学完成学位的博士生都会来鹅姑娘身边庆祝他们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先要吻她，然后和她一起照相。这位鹅姑娘不简单，这世上有哪座雕像能和她一样被那么多大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吻过，还一起照过相呢？
不远处的高斯故居（Gauss Haus）已经很旧，现在成了学生宿舍。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这位同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称为最伟大的三位数学家、并被誉为数学王子的天才是哥廷根大学耀眼的亮星。他从小就是数学神童，三岁时就能找出父亲帐本里的错误，十岁时就用心算把从一到一百的整数总和 5050 巧算了出来。十八岁进入哥廷根大学时，已经完成了他著名的最小二乘方法的重要成果。高斯淡泊名利，对数学纯粹是出于爱好和兴趣，从而忽略了及时发表其成果，以至于他的许多重要成就都被后来者捷足先登。高斯不仅是数学家，也是物理学家，他对磁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连磁场的单位也以高斯命名。德国重归统一以后不久所新发行的10马克的纸币上，印的就是高斯的头像。高斯故居附近的那个小教堂是高斯经常去做礼拜的地方。他每天都是走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去大学。据同时代的一位老太太回忆，高斯每天经过她家门的时间就和那教堂的钟声一样准时。
第二年我再来哥廷根时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希尔伯特工作过三十五年的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大楼。该大楼按当今中国许多大学城的标准，只能算是一幢小旧楼；然而这幢简朴的小旧楼却曾经是欧洲瑰丽的数学宫殿的尖顶。面对这朴实无华而数百年坚如磐石的楼房，感慨至深：如今神州大地许多大学城里用老百姓血汗钱建造出来的一幢幢如宫殿般雄伟的建筑所反映出来当局的虚荣和浮躁，实在令人担忧。气派豪华的大楼掩盖不住教育质量和师生素质的每况愈下。梅贻琦教授（1889～1962）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留下了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今中国的大学，楼愈盖愈大，大师却已经绝迹，还长出了许多的“毒瘤”：学术腐败。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国家。在俾士麦统一德国以前约一百五十年，即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一世就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义务教育法规》，明文规定所有未成年者，无论男女贵贱，都必须接受免费的教育。当时普鲁士还远谈不上富裕，大臣们为这笔大开支花得是否值得而争论不休，国王则认为，相比于长远的收益而言这笔钱算不了什么。他认为普及教育将会改善整个国民的素质。(www.xing528.com)
腓特列大帝继位以后，继续认真贯彻了这个普及教育的国策，把它视之为强国的根本，并于1763年把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腓特列·威廉三世是一个鲜有作为的君主，但他在普及教育的国策上却做得有口皆碑，居然把自己在柏林的豪华宫殿捐出来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他还规定，政府除了保证提供资金外，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
在俾斯麦二十八年的宰相生涯中，对教育事业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相比之下在同时期的法国，却沉湎于高谈革命和各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难怪普法战争之后，茅奇元帅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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