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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音乐:唤醒欺凌日尔曼民族

时间:2023-12-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瓦格纳深感日尔曼民族是有弘大抱负和理想的民族,历来却备受欺凌;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要用自己的音乐唤醒和振兴日尔曼民族。1839年瓦格纳失业,因债务累累俩人不得不逃离拉脱维亚。为此瓦格纳绕道荷兰和英国前往巴黎。起义失败,他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逃亡,在李斯特的帮助下流亡到了瑞士,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流亡生涯。

瓦格纳音乐:唤醒欺凌日尔曼民族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生于德国音乐之都莱比锡Leipzig),为家中第九子。他出生六个月其父就去世,次年全家随继父移居音乐名城德累斯顿Dresden)。继父为演员兼剧作家,受其影响,瓦格纳自小就立志要成为剧作家和音乐家。他八岁时继父亡故,十四岁那年全家搬回了莱比锡,他开始进修音乐课程

莱比锡的布商公会大厦(Gewandhaus,也译为格万豪斯)音乐厅是当时德国著名的音乐活动中心。1828年初,十四岁的瓦格纳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乐》,这首据说是贝多芬献给酒神的精彩乐曲让他激动无比。不久后在此举办的贝多芬逝世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他又听到了著名的《d小调第九交响乐》。这首博大精深的合唱交响乐让他振奋不已,贝多芬就此成了瓦格纳心中的乐圣。对他一生最具深远影响的是他十六岁时在布商公会音乐厅观看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女主人公雷奥诺拉(Leonola)的巾帼形象让他倾倒万分。一种德意志至上的日尔理想主义信念,开始在他心灵深处生根。瓦格纳深感日尔曼民族是有弘大抱负和理想的民族,历来却备受欺凌;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要用自己的音乐唤醒和振兴日尔曼民族。事实证明,瓦格纳这“狂妄”的雄心,他最终确实是实现了。

1831年瓦格纳进入莱比锡大学,并师从音乐家伐恩里希(Theodor Weinlig学习作曲。伐恩里希后来也是克拉拉·舒曼年轻时候的老师,他对瓦格纳的音乐天赋和才华赞赏有加,不仅免去学费,还帮他发表了第一部钢琴奏鸣曲。翌年瓦格纳创作了有显著贝多芬色彩的C大调交响乐,这部瓦格纳唯一的交响乐曾先后在布拉格和莱比锡公演。

瓦格纳崇拜贝多芬,对他影响最深的也是贝多芬,但他并没有在音乐的形式上死板地跟随贝多芬以交响乐作为主线,这正是他了不起之处。他有更大的雄心和他自己所说的“Wahn():他要成为音乐上的“贝多芬”,文学上的“莎士比亚”,还要成为哲学上的“叔本华”。

1834年,瓦格纳开始钟情于长他四岁的戏剧演员明娜·普拉纳(Christine Wilhelmine Minna Planer1809~1866)并开始同居。两人有个共同点,都追求享乐,挥金如土,借了债依然挥霍无度;常常是借债还债然后逃债,声名狼藉。两年后他参照莎士比亚的《量罪记》(《Measure for Measure》)创作的歌剧《禁爱记》(《Das Liebesverbot》)在德国马格德堡歌剧院上演,却只演出了一场就叫停了,这让他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为逃债他随明娜去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并在此与她成婚,婚后生活总是寅吃卯粮。翌年瓦格纳去了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任歌剧院音乐总监,明娜却因忍受不了困顿离他而去;虽然最终被瓦格纳追回,但此事却为今后三十年不断的争埋下了祸根。就在这困难时期,瓦格纳开始酝酿他第一部带有理想色彩、歌颂共和政体的歌剧《黎恩济》(《Rienzi》)。

1839年瓦格纳失业,因债务累累俩人不得不逃离拉脱维亚。动身前他把《黎恩济》的部分总谱寄给了当时已经很有声望的犹太裔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1791~1864)求助。梅耶贝尔比瓦格纳年长二十二岁,属高一辈的作曲家;他对《黎恩济》很赞赏,答应为瓦格纳联系在巴黎演出的机会。为此瓦格纳绕道荷兰和英国前往巴黎。在荷兰渡海前往伦敦途中遇上狂风巨浪,这让瓦格纳获得了创作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灵感。他在巴黎一待就是三年,历尽艰辛,债台高筑,潦倒不堪;而《黎恩济》却始终未能在巴黎上演。1842年,经梅耶贝尔鼎力相助终于在德国德累斯顿争取到了上演机会,瓦格纳为此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国途中瓦格纳第一次来到了莱茵河,面对着抚育出贝多芬的这条德意志父亲河,他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心中的德意志至上和日耳曼理想主义信念愈加坚定不移。

《黎恩济》在德累斯顿获得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在巴黎期间创作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Der Friegende Hollander》)也在德累斯顿上演并大获成功。1845年,歌剧《汤豪塞》(《Tannh user》)在德累斯顿上演再获成功。瓦格纳这次在德累斯顿连续待了六年。这里曾是他的成长之地,也成了他走向辉煌的起点。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大型音乐剧《尼贝龙根指环》的创作。

瓦格纳的思想和人格有显著的双重特征——他追求享乐,挥霍无度,却也同情和向往革命;他接受了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巴枯宁和德国革命家里克尔的自由主义和民粹思想。1848年,从巴黎开始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瓦格纳在德累斯顿参与了巴枯宁和里克尔他们领导的五月起义。起义失败,他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逃亡,在李斯特的帮助下流亡到了瑞士,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流亡生涯。(www.xing528.com)

尽管瓦格纳不能回德国和奥地利,但李斯特还是于1850年在德国魏玛成功指挥了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的首演。《罗恩格林》第三幕开始一段优美而庄重的混声四部婚礼合唱后来成了世界著名的婚礼曲,和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婚礼曲一起成为婚礼上最常用的音乐。许多爱乐者往往也是从它开始接触瓦格纳的。

也就在这一年,瓦格纳在苏黎世发表了不少反犹文章,其中一篇《音乐中的犹太因素》把矛头直指许多犹太音乐家,甚至丧失理智地对长辈和恩人梅耶贝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瓦格纳的以怨报德,并不全是因为梅耶贝尔是犹太人,竟然是因为梅耶贝尔的富有惹起他强烈的嫉妒。瓦格纳的音乐生涯从这时候起走向辉煌,但他的高傲、狂妄、嫉妒和自我膨胀——他自称的“Wahn”也在步步升级。

瓦格纳第一次在巴黎的三年虽然很不成功,却对他毕生的事业至关重要,因为他在巴黎遇到了两位影响其一生的重要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位是法国伟大的作曲家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03~1869)。柏辽兹是法国音乐家中受贝多芬影响最深的作曲家,又是除了贝多芬以外对瓦格纳影响最大的一位作曲家。贝多芬对瓦格纳的影响主要偏重在精神哲理方面和音乐的思想高度上,而柏辽兹的影响则主要是在音乐的形式和技巧上。柏辽兹的《幻想交响乐》让他倾倒,其戏剧交响乐《罗米欧与朱丽叶》则让他体验到了全新的音乐世界,特别是在配器和人声交响乐的概念上,对于瓦格纳后来把歌剧升华到乐剧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1839年瓦格纳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柏辽兹,正值柏辽兹的巅峰时期。柏辽兹对比他年轻十岁且默默无闻的瓦格纳是热情的。瓦格纳尊重和欣赏柏辽兹,认为他是不妥协的革新家,正直的艺术家,也是巴黎肮脏的音乐圈子里唯一媚俗不只为金钱而创作的音乐家。

瓦格纳首访巴黎遇见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5)。相比于柏辽兹的刚正不阿,李斯特就随和而风流,媚俗也重金钱,也善于炒作。但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瓦格纳在被通缉逃亡的年月里,得到过李斯特多方面的帮助,他后来成了瓦格纳终身的坚定支持者。当瓦格纳的乐剧作为一种新的潮流风靡欧洲时,柏辽兹的独立人格使得他不想赶潮流,妄论会像李斯特那样积极投入到瓦格纳的“浪漫主义”阵营里去赶时髦。但瓦格纳的一群狂妄的追随者们却把柏辽兹的独立姿态理解成拒绝。好事者们把柏辽兹描绘成“瓦格纳主义”的敌人。这时候的李斯特完全把柏辽兹曾对他的友情抛在了脑后,同时他也成了瓦格纳无端攻击勃拉姆斯的恶劣帮凶。这都是“浪漫主义”惹的祸,谁不接受“主义”,就要受到围攻。

就如同“古典主义”是后人所定义的那样,瓦格纳李斯特们所谓的“浪漫主义”也是他们自己标榜的,其实这更像是一场派别争端,一场由狂热的追随者们起哄而成的闹剧。评论家们常把“浪漫主义集大成者”的桂冠套在瓦格纳的头上;但愚以为瓦格纳真正伟大之处恰恰不在于“浪漫”,而是他的理想情操和他的音乐中那贝多芬式的哲理感和崇高美,是那些振拔心灵的东西;或者如女中音歌唱家梁宁所说,是让她的心灵得到升华的东西。而这些,恰恰和“浪漫主义”无关。

法国伟大作曲家柏辽兹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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