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Voltaire，本名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伏尔泰为其笔名）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这两位象征着十八世纪法国启蒙精神的巨人和宿敌，在同一年先后撒手人寰。他们生前彼此间口诛笔伐，攻讦不断，至死不息。造物主就是爱开这样的玩笑：他们本应该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里最亲密的战友，而结果却因人品关系越走越远，几乎不共戴天。
伏尔泰是讲究功利的，爱财也会理财；卢梭则是非功利的，且蔑视权贵，功成名就后依然不富有。伏尔泰很欣赏卢梭的才华和思想光芒，但终究不能容忍其人格之低下，不能容忍其虚伪和谎言。就连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也认为卢梭是个撒谎成性、虚荣自负、忘恩负义、冷酷无情和伪善刻毒之徒。
中国历来有为名人讳的传统，所以历史上不乏有许多名人，一旦得了名气和权柄，自恃会有人为他们擦污掩丑、涂脂抹粉，故而也就越发地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起来。中国有句“和稀泥”的老话，叫“人非圣贤”。这句话也就常常会被“好心人”抬出来打圆场，从而君子和小人就各打五十大板，可以平起平坐了。法国人则要直率得多，无论卢梭名气多大，黑的不会变成白的，臭的也不会变成香的。不因其丑而毁其伟大，但也决不因其伟大而掩其丑。倒是中国过去的一些译界老权威，遵循中国为名人讳的老传统，拼命为卢梭掩丑，何苦！
在我所仰慕的名人中，大概没有像卢梭给我的印象那样，前后竟会形成那么大的落差。大学时代的我，幼稚的心曾经当过卢梭的俘虏。我读他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一本薄薄的《论科学与艺术》；其中心思想是，科学与艺术是矛盾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会妨碍艺术；而科学与艺术两者都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尽管这些言论和观点有点偏激，但我这个读物理的学子对此还是欣赏的。几十年过去，科学发展、经济腾飞后的种种现实和忧患，多少也证明了卢梭的预言并非耸人听闻，亦非杞人忧天。也足见卢梭的先见之明和思想光芒。
当时，一位同学读了《新爱洛旖丝》和《爱弥儿》，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常常约我在晚餐后到登辉堂前的大草坪上漫步，谈的就是《新爱洛旖丝》、《爱弥儿》和《忏悔录》。特别是《新爱洛旖丝》那湖上舟内的激情描述，那泪汪汪的伤感愁怀，尽管现在我们成了老人后会觉得太做作肉麻，但当时那年轻的心如何抵挡得了！爱屋及乌，因为爱卢梭，连法国也变得那么可爱。我读了他的《忏悔录》，也曾被他的“坦诚”所感动。
但是对卢梭的热情没有保持太久，就慢慢冷却了；只觉得这个人自爱自恋得几乎发狂。然而，偏偏一桩巧事让我忘不了他。
又要提起过去福州路上那家我常常爱光顾的外文旧书店。六四年毕业前我在这里又淘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卢梭《忏悔录》的英文版旧书。有趣的是，在这本破书的扉页上方，有该书原主人用墨水笔写下的两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意味深长，试译如下：
For sweetest things turn sourest for their deeds，
观其行，什么甜言蜜语都变得酸腐肉麻，
Lilies that fester smell far worse than weeds.
杂草再难闻也好过腐烂的百合花。
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94首里提纲挈领的最后两句。从那书写的手迹看，这本书的原主人很可能是过去曾住在上海的英国人或犹太人，自然是无从考证了。但恰恰是这两句评语，让我对卢梭的客观生平发生了兴趣。几十年过去，今天有缘站在巴黎先贤祠前，我终于同意那本旧书原主人对这位法国启蒙大师的评价。那不是一般腐烂的百合花，而是闪耀着光环的腐烂百合花。
卢梭的成长道路独一无二。一个日内瓦钟表匠毫无管教、恣意妄为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大文豪（如《新爱洛旖丝》、《忏悔录》）；一个卑贱仆人出身的流浪汉成了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民约论》）；一个猥亵学徒和无赖父亲成了振振有词的伦理家（《爱弥儿》）和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发明了简谱，谱写了歌剧）；一个日内瓦人，却比任何法国人包揽了更多的法国人的优点和劣根。独一无二的是，在功成名就以后，他还是保留了本色。从好的方面说，依然是孤傲不群、蔑视权贵；从坏的方面说，则依然是恣意妄为、忘恩负义。
常惊叹万能的造物主，何以能塑造出如此一个复杂的躯体！仿佛在塑造过程中，它慷慨地用钻石点缀了其思想，却吝啬得用淤泥塑造了其人格。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卢梭在他的伦理名著《爱弥儿》里，对社会上的儿童成长问题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进行了深沉的思索，胸怀着真诚的忧虑。然而，却以没有足够的财力抚养为借口，先后将自己的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送进了孤儿院。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义愤。他的忘恩负义不单单是针对所有朋友和恋人，居然还针对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多么虚伪的多情善感！
如果说他与挚友狄德罗交恶还不说明问题，但几乎是所有曾经和他是朋友、恋人或恩主的人，他几乎全部闹翻，这就让人费解了。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和英国的休谟（DavidHume，1711—1776）都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休谟还为此特地邀请他去了英国，还设法为他从英王乔治三世那里申请到了一百英镑的年金。结果到了英国不久，他和休谟闹翻，反目成仇。然而以其病态的心理，他还总是把一切都归咎于他人，怨天尤人地认为爱情和友谊都把他抛弃，一直妄想和臆测朋友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陷害他。
还在1765年他被休谟请去英国的前一年，他收到一个匿名者寄来的一本小册子《公民的感情》，他怀疑是自己的老情人德比内夫人指使别人所写，实际上是伏尔泰所为。该书对他这位丧尽天良抛子弃女的父亲所有的恶行，作了可怕的揭露。卢梭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为了设法保全自己的名声，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精心策划的回忆录来蒙骗后人，争取理解。(www.xing528.com)
他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的回忆录《散文集》受到启发，那就是从艺术出发描绘自我的丑恶并不可憎，而是一种乐趣。他一方面要学蒙田，却又要公开痛骂蒙田以划清界线，然后上演自己“明拆栈道、暗渡陈仓”的大戏。
他暴露自己内心隐蔽的丑恶，是为了把它演化成人人内心都隐蔽的丑恶；他要别人都来分担他对内心丑恶的犯罪感。更妙的还在于，他反过来又认为自己的美德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于是罪恶人人有份，而善良美德则唯卢梭独有。既然他“袒露”了自己的内心，卢梭便顺理成章地赐给自己一个完全彻底的赦免而受之无愧。最后，他再向众人发出挑战，敢不敢袒露他们一生中荒唐的隐私。这样，芸芸众生成了负罪的小人，他自己成了坦荡荡的君子。
卢梭在给自己故意抹黑的同时也对“敌人”布上疑阵，为的是让他的谎言增加可信度。卢梭的同时代人几乎都否定《忏悔录》的真实性，一眼就看出他的谎言。难怪卢梭写完后不愿留给同时代人，而要留给后世的人去看。这样虽不免遗臭当年，但说不定可免于遗臭万年。
卢梭以小说家、诗人和导演的多重才能和魅力，在《忏悔录》里精心设计好了一套套小把戏，表面上是在审判自己，实际上是为了对付别人，并以夸夸其谈的矫饰文笔和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用旖旎的田园风光和清明忧郁的梦境，把后世的读者引入他设计好的圈套。大学时代的本人，就曾经被他“请君入瓮”，幸好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让我又从瓮中逃脱。
尽管按卢梭的意愿，《忏悔录》似乎应该在他逝世后很久才可以发表，但他生前却又故意在许多场合当众朗读其中片断。这是战术，他秘而不宣，引而不发，在出版前先引发热烈讨论与争辩，这就是成功的保证。
但《忏悔录》写到1765年他到英国，而后整整十二年直至去世，他却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他大体上已经完成了“罪恶人人有份，而善良美德唯卢梭独有”的大手笔；虽然他需要镜子弄虚作假，让自己的形象不至于太坏，他也以为他的“真理”几乎快要重见天日。但当他在“镜子”里突然看到自己1766年2月在伦敦又变成怎样一个人时，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从这一点看，卢梭总算还留有最后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诚实。
在他去世后四年（1782），《忏悔录》前六章出版，获得真可谓“丑闻式的”成功。其中令人难堪的坦白自剖和对自己抹黑，然后对他人信口雌黄的批评和攻击，的确获得了轰动效应。隔几年续篇再问世，更掀起了狂潮：普天下那么多正直的人，只因为卢梭就不幸变成了疯子，成了下三流。自然也不乏欣赏者，盛赞他的描写超前于弗洛伊德和普鲁斯特。
名为《忏悔录》，其实卢梭哪里有忏悔的意思！他在序言中就宣称了自己并无忏悔之意，而是要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昭示后人。他要先下手为强，向所有的人将一军，向时代和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好大的口气！这大概就是所谓被某些翻译家誉之为“力透纸背”的豪言壮语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忏悔”！世界上不会有比他更好的人！康德、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居里夫人也都应该在他的幽魂前自惭形秽。的确，在当今世界，除了陈水扁外，还真很少有人能有如此大的魄力和勇气。可惜草根式的陈水扁不可能参考《忏悔录》，否则他的法庭自辩定会更加精彩百倍。
不知怎么的，又想起了海涅。尽管海涅自己也有许多劣迹，但在海涅的《忏悔录》中他既不美化自己，也不像卢梭那样惺惺作态故意给自己描黑。他也许并没有说出他心里全部想说的话，但说出来的则全是肺腑之言。
海涅虽然比卢梭晚了几十年，但比我们却近了一百多年，他会比我们看得更真切。对卢梭的《忏悔录》，海涅就直言其不可信：“他自诩专讲真话、追求自然，可是骨子里却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为虚假，更为矫揉造作。当然，他过于高傲，不会把优秀的品质、美好的行动错记在自己账上；他宁可编造一些荒唐可怕的事情来自我丑化。莫非他污蔑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宏伟的诚实可信的假象，从而得以污蔑别人？还是说，他作了一些虚假不实的自白，以便掩饰真正的错误？”海涅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愿望，希望以另一种颜色出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洞悉世人的这一共同的弱点，海涅就避免用自己的忏悔录为自己作画，他明确表示：“请诸位不必担心。我不会把我自己画得太白，也不会把我周围的人描得太黑。我将始终真实不误地显出我的颜色，以便大家知道，我在谈论其他颜色的人们时，该信任我的判断到何等程度。”
在《忏悔录》里面，卢梭不单单使出了全数的小聪明，也使出了全数的大智慧，甚至使出了孔明唱“空城计”的勇气和胆略。他成功了，也失败了。
失败，是指再多的小聪明、大智慧，甚至是大勇气和大胆略所设计的一场真真假假的辩词，总还是掩不了、避不过那昭然劣迹。就如当代的陈水扁一样，再算尽机关，辩尽巧舌，演尽好戏，泼尽污水，到头来还是白纸黑字说了算。
说他成功，也许是他自己都未必料到的。被如此天才使出浑身解数完成的一部让人眼花缭乱的自辩书，当人们已经把它当作小说来读时，那艺术的魅力已经把后世的读者们引进了梦境。对当年的是是非非已经淡然的后世读者们，对那斑斑劣迹也早已经没有了当年亲历者的愤懑，留下的竟然是一部“无法跨越的文学丰碑”（过去一位翻译家之语）。造化真是作弄人！
然而，就如同牛顿的人格卑劣并没有妨碍他发现万有引力，人品的低下也没有妨碍卢梭特有的真知灼见。在《爱弥尔》的开头，他写道：“出自于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美好的；而一旦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社会契约论》里，他写下了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卢梭是幸运的。因为法国人懂得宽容，尤其是对自己的名人宽容。只要对法国作出过贡献，其他可以既往不咎。已故前总统密特朗的私生活就是又一个例子。人们可以因种种的原因不喜欢他，但却没有人因他的婚外情而有所非议。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密特朗的葬礼上，其情妇带着私生女同他的夫人、孩子们站在了一起，也没有引起非议。
看来，卢梭的在天之灵可以一万个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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