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和广场：历史与美景的交汇点

巴黎给人的印象，反差强烈，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革命家会看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人道主义者则想起大革命期间这里协和广场——当时称之为革命广场 ——断头台上的血雨腥风，杀人如麻；建筑师们看到了像巴黎圣母院那样各种教堂和富于神韵的古建筑以及奥斯曼规划的整体城市格局；画家看见数不清的画廊和小阁楼，看见塞尚和莫奈；时髦人盯着香水和春天百货公司里的时装模特儿秀；外省人则会感受到巴黎人的势利和傲慢；海明威第一次来这里则看到了《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

本人首访巴黎的第一个落脚点偏偏就是协和广场（Place dela Concorde）。这里周边有很多好去处：北边不远处就是为纪念拿破仑的丰功伟绩而建造的马德兰大教堂，其附近有巴黎歌剧院，法国最富丽堂皇的拉法耶特百货商场和春天百货公司；广场西边则正对着香榭丽舍大街朝西直通凯旋门；广场东边隔着杜勒里皇家花园就是卢浮宫，南边是美丽的塞纳河。过协和桥河南边就是著名的巴黎第七区，桥南堍是大名鼎鼎的国民议会，从这里直走过波旁宫就是罗丹故居博物馆，而桥西边不远处的塞纳河边便是金碧辉煌的荣军院教堂，让法国人引以为荣的拿破仑就下葬于此。

站在协和广场环顾巴黎是很美的。然而一到协和广场，脑海中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联想，竟然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设在此广场上的断头台和基约丁断头机（Guillotine）以及无数血淋淋的、假借“革命的名义”折腾出来的“神圣”的胡闹。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武装起义，攻陷了巴士底狱（TheBastille）。8月26日，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宣布每个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尽人皆知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宗旨及其思想是伟大的，却以失败告终。这场暴乱的实际后果与其思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因为它太血腥，太残忍，太不人道。

协和广场上的卢克索方尖碑（Luxor Obelisk），系1833年埃及赠送， 1836年落成于此。它没有来得及“见证”到大革命的血雨腥风。

历史教科书里这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重，反抗就愈激烈。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并非如此。不妨听听法国大革命研究权威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怎么说的。他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就整个欧洲而言，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谈不上是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中心；就历史的纵向看，路易十六时代的政治环境也远比太阳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要宽松得多。然而长期积压的矛盾恰恰就在这个比较宽松的时刻爆发了，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相比于统治了法国72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和接下去统治了法国58年、好大喜功而把国家的财政弄得一塌糊涂的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为路易十四的曾孙）而言，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为路易十五之孙）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正是他，支持了万里之外的美国革命；也是他，于1784年下令释放了关在马赛那臭名昭著的伊夫堡监狱（Chateau d’If）里的全部犯人，并最终关闭了伊夫堡监狱。这伊夫堡监狱就是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开头所描写的那座黑暗阴森的地狱。为了接下去关闭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路易十六已经下令释放了大批的囚犯，以至于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那天，里面其实只剩下了7名囚犯。在巴黎，如果要问哪里是象征着封建专制的顽固堡垒，那么除了凡尔赛宫就该是枫丹白露宫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只关着七个犯人的一座空监狱；何况7月14日的“革命”也并没有推翻封建的波旁王朝。所以，说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具有划时代意义，未必合乎逻辑。

要说法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不妨退回十三年，先从美国革命说起。

如果说俄国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家出自贵族，那么法国贵族也毫不逊色。前文提到路易十六支持了美国革命，这是同以拉法耶特侯爵（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为首的一批法国贵族的全力推动分不开的。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启蒙思想已经深入知识阶层，一些有抱负的贵族厌倦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被理想和奉献精神所激励，希望有所作为。所以1776年的美国革命让他们神往。这年夏天，美国秘密派遣特使到巴黎寻求支持。一开始路易十六还不想和英国彻底闹翻，没有爽快答应，只同意秘密派遣少数军事指导人员。消息在巴黎贵族上层传开，竟然有大量的贵族青年直接找到了美国特使迪恩（SilasDeane，1737—1789）表示要志愿前往美国。这些志愿者里竟然有公爵、侯爵、将军甚至于主教，当然也有才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可惜他们的请求没有被路易十六批准。

拉法耶特侯爵不得不自掏腰包买下了一条船，抛下了怀孕的妻子，带着一批贵族志愿者、枪支、马匹和物资，于1777年春扬帆出航，在大西洋上颠簸了56天，终于抵达了美国东海岸南卡罗莱纳州的乔治镇；这里离他们的目的地费城还有900英里，等待他们的是沼泽、丛林、蚊子、炎热和各种怪病。一个月后当他们到达费城时，马匹已全部死去，这批法国贵族已经成了一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乞丐”。

一开始，费城的大陆议会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军官，竟然劝他们回去。被激怒的拉法耶特表示，他们既不要军饷也不要军衔，只要以普通军人身份参加战斗，为理想献身。这让美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终于授予他少将军衔，并担任华盛顿将军的助手。从此他跟随华盛顿出生入死，形同父子，经历过无数次战役，他本人多次受伤。

油画：1781年10月19日，华盛顿将军和拉法耶特在弗吉尼亚州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

1778年2月，路易十六终于正式和美国结盟。1779年初拉法耶特亲自从美国回到巴黎，到凡尔赛成功地说服了路易十六给予美国更多的援助。他带着路易十六给华盛顿的亲笔信件又回到了华盛顿身边。这时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他亲自参加了著名的约克镇战役，并直接参与了英军的投降仪式。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圆拱大厅里那幅描写英军受降仪式的油画上，骑马位于华盛顿将军身边的那位军官，就是拉法耶特侯爵少将。

拉法耶特在美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英雄。然而，他在法国历史上却颇有争议，因为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法国大革命疯狂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在美国革命胜利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一批法国的“革命贵族”，作为英雄他们在道理上是可以留在美国坐享荣华富贵的，更何况许多人（包括拉法耶特）还被授予了美国的荣誉公民。然而，当看到祖国有难，他们全部都赶回了巴黎。因为法国的财政濒临破产！

路易十六作为一位君主，能够和美国结盟，支持美国革命，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本身的动机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削弱法国的死敌英国，但至少他要能够容忍他的盟友美国在《独立宣言》里所表达的自由平等思想。也许正是美国革命以及贵族中革命派对他的影响，使得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措施；一步步的退让，最终把自己退入了死胡同，最后让激进派砍掉了脑袋。

路易十六一开始没有爽快答应支持美国，除了不想和英国彻底闹翻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国库已经空虚。到1787年路易十六面临破产时，一些人还把财政困难归咎于对美国革命的支持。而实质上，财政的空虚是路易十五早就酿成了的，路易十六只不过接下了祖父的烂摊子。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粮食严重短缺，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加剧了工业危机，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不断涌进巴黎。

对美国的支持无疑让本来就已经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为此，竭力支持美国而成功地劝说路易十六为美国花了大钱的拉法耶特也深感他本人有责任帮助路易十六度过经济难关。所以正是他最早建议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

这批从美国回来的革命贵族们，自以为有了美国革命的经验：即对外采用武力，而对内的民主化进程则成功地采用了各方妥协的和平方式。加上他们也确实看到了路易十六愿意改革的开明作风，所以这批“海归”的“拉法耶特”们对祖国的变革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然而，他们却大错特错了。美国毕竟是美国，法国毕竟是法国。法国这块“老姜”要辣得多！法国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对立已经积累了几百年，远比美国社会要复杂。他们参加美国革命时，也没有遇到那么多上层的极左派和激进分子，更没有看到下层的大批盲动暴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梦想中的革命最后会宣布他们为“反革命”，把他们连同亲属们一个个推向了革命广场上的断头台。

面临财政破产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建议召开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三级会议（The Estates General）

三级会议先是从第二等级的贵族同国王之间的磋商开始的，经过了近两年的准备和讨价还价，也事先解决了一些议题和程序问题，好事多磨的三级会议终于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这是中断了175年后召开的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包括路易十六本人，都没有组织如此大规模会议的经验。

路易十六本来只打算讨论税收和财政问题，但最紧急的财政问题却被代表们抛在了脑后，结果是一大堆问题都摆上了台面。

为第三等级平民代表争取平等权益的最积极的革命家恰恰是出自于第一等级的教士阿贝·西艾叶（Abbé Sieyès，1748-1836）。五月底他在会议上散发了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回答是第三等级就是一切。他们不仅闹着要把三级会议从咨询机构转变为有实权的“国民议会”，而且马上要着手制定宪法。到6月17号，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和动议下，三级会议变成了“人民会议”。到6月20号，所有的教士和贵族，当然包括了拉法耶特那批满脑子平等思想的贵族，都一股脑儿跑到了第三等级平民代表集合的网球场上，宣誓要成立“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只得服从。7月9号，在凡尔赛正式成立了以立宪为宗旨的国民议会。

所以说，这次三级会议是在“革命派”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开头的。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汇聚在巴黎西南十五公里的凡尔赛这里的大多数“革命派”，还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革命派——也就是几年后的九三年，在协和广场上一个个走上断头台的“反革命”。

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但就在五天后的7月14号，城里面却发生了武装起义。

暴力革命没有发生在最残暴专制的路易十四时代，却在路易十六的宽松环境下爆发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在郊区凡尔赛的形势不错，但巴黎城里面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除了成千上万持有枪械和火炮的巴黎民众外，更有大批从外地农村不断涌入的盲动人潮和大量的乞丐，使得巴黎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其实从七月初起，农民暴动就已经席卷法国乡村。 城里面大批持有枪械和火炮的民众动了起来，他们把积怨主要发泄到了巴士底监狱上。尽管路易十六早已决定要拆除它，但民众却等不及了。当时在巴士底监狱里还关着七名囚犯，担任卫戍任务的还有82名法国军人和32名瑞士警卫，该要塞的司令是一名贵族劳奈侯爵。在围攻前，革命民众曾经派出一名代表进入要塞谈判，提议要塞撤除大炮和不要对外边包围的民众采取敌对行动，这样，他就保证民众不再进攻，以避免流血冲突。司令劳奈侯爵完全同意了该代表的要求，还留他用了午餐。遗憾的是，这名代表最后却无法平息民众要进攻的冲动。武力进攻还是爆发了，导致上百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武装民众毕竟人多势众，守军不得不投降。

在攻陷了巴士底监狱后，民众释放了七名被关押的囚犯，有七名投降的守军被杀，其中一人就是劳奈侯爵。他是被活活殴打至死。然后，他的头颅被砍了下来，挑在枪尖上游街示众。看来，就在7月14号的“大革命”当天，就已经流露出痞子暴民特色的残忍和非理性，该不祥之兆的阴魂自始至终一直随伴着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壮举”，就是这么个故事。

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还保持着理性，还是无保留地支持和肯定了城里面的“革命行动”，并在不久后的8月6日由制宪议会完成了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制宪会议于26日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的《人权宣言》。充满卢梭理想主义色彩的《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最具进步意义的事件，不仅对法国本身，也对整个欧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接下去的三年里，“君主立宪”派还是主导着局势，路易十六在形式上还是国王。

随着革命的“成功”，革命阵线内部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和内耗；从开始控制议会的君主立宪派到后来主政的吉伦特温和派，再到1793年极端的雅各宾派专政后所开始的大恐怖，这一切就再也没有什么“伟大”可言了，其暴力和恐怖所留下的阴影和负面影响远超过了1789年大革命的本身。

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式成立。这时候，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轻听了玛丽王后的怂恿，乔装出逃，中途被认出而押回巴黎关押。

1793年新年伊始的寒冬，路易十六被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宣判有叛国罪，在革命广场上被处死在他自己按人道原则倡导和授权设计的基约丁断头机下。他远远算不上是暴君，时也运也，谁让他赶上这么个年头！他从容泰然地走上了断头台，并坚信自己的清白无罪。他的最后留言是：“但愿我的血可以为法国民众带来幸福。”

1793年10月，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因叛国罪被推上了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她从容地走向基约丁断头机时不慎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和颜悦色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位生活上极尽奢侈并领衔着巴黎时尚的美人，在死神前依然保持着她的尊严和高贵。这是真正的巴黎的高贵，那份征服了西欧和俄罗斯上流社会的高贵。

两百年过去，这种高贵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已经是作践到连总统萨可齐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小民对着骂娘了。

卢梭的人权思想通过其信徒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从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出发在接下去的革命过程中加以实践。然而其结果却演变成了侵犯人权的专制主义。特别是1793年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上台实行了所谓的“一党专政”以后，把思想理念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了一起，凡意见不合者，动辄被送上断头台。革命广场成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象征。(www.xing528.com)

接下去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折腾和胡闹中，协和广场上的基约丁断头机先后砍下了约一千五百多名政治人物的首级，其中也包括了曾经是恐怖象征、砍了别人无数脑袋的大革命旗手罗伯斯庇尔本人的脑袋。在当时，到处都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自然也就有了无数的告密者，以至于被处死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不计其数。无论是贵族或平民，学者或政客，商贩或妓女，不管有否证据，只要是被怀疑“犯有对抗自由”的罪行，不必审判，随时可以被送上断头台。许多贵族都是全家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的，连无辜的儿童也格杀勿论。在这个革命广场上被处死的前前后后估计达四万人之多。

法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也是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的。法国伟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曾经痛心疾首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断下他的脑袋，然而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长不出一个来。

当“革命”已经走到如雨果所说的“断头台的阴影几乎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时，那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言呢。这个“革命”也就变质了，它已经跌穿了基本人道的底线，还妄论什么“伟大”。

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在这个广场上的基约丁断头机上临刑前曾留下了她的传世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不妨再听听雅各宾党的精神领袖，以自由的名义猖狂践踏人权，“一党专制”的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广场上走到基约丁断头机前的自白吧：“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场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事实证明，按照卢梭的理论设计加政治激情所进行的革命原来是革命恐怖，是革命者被革命，而宪法所承诺的人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荡然无存。理论和现实几乎对立：许多权利在理论上是拥有的，一到现实中就没了；理论上民众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还是奴隶。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篇首就开宗明义写下了这样一段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振聋发聩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最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无助的冬日；我们似乎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走向天堂，却都走上了相反的路。”

说得太精彩了！这是以英国式的睿智所看到的法国大革命。

战争和暴力在欧洲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然而，把暴力和恐怖提升到作为革命的最高形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发生于1789年、继而在1793年达到疯狂的法国大革命；其发源地就在此——巴黎。

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都是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对于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和基约丁断头机的描写，《双城记》最为成功；尽管其故事是虚构的，但所描写的发生在协和广场上的一切却都是真实和可信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则反映了1832年6月的巴黎暴乱。

鲁迅痛恨中国老百姓爱看杀头的闹剧。殊不知同巴黎的市民们相比，鲁迅所描写的杀头场景只能算小巫见大巫。1793年的巴黎，到革命广场来观看断头的民众可谓是人山人海。每当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哪怕是一个无辜婴儿的人头——从基约丁断头机上滚下来，都会引发地动山摇般的喝彩。这个广场上血淋淋的闹剧演变成了当时巴黎人最最热衷的“娱乐”。在这里，人性已经湮灭，剩下的仅仅是麻木的兽性。

比“九三年”还要早144年的1649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大街宴会大厅前的广场上，因破坏《大宪章》而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在这里走上了断头台。但英国人并没有乱用断头台，因为在伦敦，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臣民，大家都有尊重契约的传统。在伦敦，法制还是高于一切。在一个有规范的法制社会当中，人性中的恶会受到遏制；这就保证了伦敦的断头台不会演变成一场杀人游戏。

巴黎则是“自由”高于一切而蔑视法制的地方，这所谓的“自由”似乎是更多地体现出暴乱和发泄的自由，杀人和破坏的自由，不遵守契约和承诺的自由。巴黎人没有遵守契约的传统，就如同那位曾经写下巨著《社会契约论》点亮过无数法国人思想而自己一生的行为却是最最不愿意遵守契约的卢梭一样。一个不相信法制、不愿意遵守契约的社会就失去了对恶的制约；恶已经没有止境，以至于到了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地步。法国大革命所创造和实践的，恰恰是对断头台的乱用和疯狂，是血腥的红色恐怖。

失控的暴力和恐怖，是巴黎留给世界历史的一份有争议的遗产。

失控的暴力问题还在于，在无法无天的时期，社会上许多危险人物深藏在心底里最邪恶最兽性的一面会被唤醒，从而滋生出无休止的社会暴力和无穷的破坏力。《双城记》里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可怕人物：一个巴黎闹市小店铺的女店主，她从早到晚不停地编织着毛线，两眼却始终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断收集着她的“黑名单”。大革命一到，她成了异常活跃分子，被她列入“名单”的人一个不漏地被送上了断头台。

就社会的上层而言，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也出自于那些缺乏头脑和判断却自认为是在为自由而战斗的一批“革命者们”，他们的许多冲动草率而可怕的“决议”，让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酿成了可悲结局。所以，恐怖的局面往往并非全部是“暴君”一手造成，在推波助澜的人群里也包括那些害怕自己掉脑袋的伪君子们。

从1789年到1871年这八十二年时间内，在巴黎就相继爆发了许多次欧洲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血腥暴力，其中尤其以1793—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期、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1832年的巴黎六月暴乱、以巴黎为中心的1848年欧洲暴力革命浪潮和1871年五月的“巴黎公社” 等暴乱的影响最大。巴黎成了“以暴易暴”传统的祖庙。

这种带有显著浮躁和暴戾倾向的“左倾幼稚病”是巴黎所特有的。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曾经亲历了1848年的巴黎暴乱。他在回忆录里描述了一位参加起义的巴黎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为流亡巴黎的德国左翼诗人送信的经过。从这位老工人口中，知道他们对“临时政府”的没有作为表示了极度地失望：“三个月已经过去，穷的还是穷，富的还是富，他们没有兑现承诺。”不出所料，第二天巴黎再次大规模暴乱，最后以失败告终。

以为只要砸烂旧世界，新世界马上就会实现，不是天真无知就是被人所误导利用。

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其实并没有超越早它十三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相比于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却要理性而务实得多；尽管美国革命针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但美国人却还是继承了英国社会所特有的那份理性和对契约的尊重。尽管革命阵营内部有很大分歧，在达成协议和契约之前，各个州和各个派别的代表可以争执得脸红耳赤，但为了达成共识，他们也知道应该作出妥协。一旦协议达成，各个代表不是像法国人那样回去煽动自己的民众继续闹事或是再来一次“革命”，而都是冒着充当“人民公敌”的危险竭尽全力去说服自己的民众要遵守契约。这就是为什么一部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美国宪法（1788年）可以让一个国家得到两百多年的长治久安直至现在。正是这部人人都能够尊重的宪法，使得美国没有发生过像法国那样反反复复的政变、颠覆和厮杀，使得几十届的政府都能够和平而顺利地交接。美国人到今天，还感谢他们前辈的这份智慧，称它为“伟大的妥协”。而这份智慧的源头恰恰是让法国人最不服气的英国。

美国革命中的这份智慧在法国则毫无立锥之地。在同样的两百多年里，法国的历史几乎是折腾得让人“不忍卒读”，暴乱似乎成了巴黎人的瘾病。当1945年戴高乐回到巴黎建立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时，这“共和国”前面的序数已经加到了“第五”。

哪怕是纵观当今世界，那些遵循英国法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比较稳定繁荣的。

最后大家一定会关心，拉法耶特的结局如何？他总算吉星高照，是少有的幸运儿。他本来会和家人一起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但当时他带领军队在外参与同奥地利的战争，被俘后受到关押，由此他因祸得福，逃脱了断头台的命运。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由于美国驻法国大使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后来在1817—1825期间为美国总统）设法保护，才没有同其他亲属一同上断头台。拿破仑上台后，曾经对拉法耶特封官，被他拒绝。1824年他曾受美国总统门罗邀请以国宾的待遇英雄般地回访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美国，以拉法耶特命名的地方，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医院、画廊等，多得举不胜举。1834年他去世后被葬在巴黎皮克普斯墓园（PicpusCemetery）他的夫人身边。美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丧（虽然不能国葬），全美国下半旗，全体美军军官佩戴黑纱半年，并特地从华盛顿南郊弗尔农山（Mount Vernon）的华盛顿墓地里挖出了泥土，隆重地跨越大西洋运往巴黎，覆盖在拉法耶特的墓上。这是很感人的一幕。历史总算对他还保留了一点仁慈和公正。

美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过拉法耶特。一次大战后期美国参战，美军抵达巴黎后，美军司令马上就前往拉法耶特墓地，把美国国旗插在了墓上，并年年更新至今。二次大战后期，巴顿将军解放法国南方，他说成是“解放拉法耶特的家乡”。2002年，美国国会再次正式授予拉法耶特美国“荣誉公民”，该“荣誉公民”还可以像爵位一样由子孙继承。

能够记得恩情记住朋友的国家，是值得尊敬的。

不妨提一下和拉法耶特这个名字有关的翻译趣题。在协和广场东北不远处奥斯曼大道和拉法耶特街的交汇口紧邻着巴黎歌剧院，有法国规模最大也是最富丽堂皇的拉法耶特百货商场（Galeries Lafayette）。然而我们在广告上常常看到的，却是把“拉法耶特”这个发音翻译成了“老佛爷”，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据说是香港人的发明。

古今中外所发生过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多得不可胜数，唯独1789年那场血雨腥风的法国革命被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冠以一个“大”字，独一无二。其实在欧洲、包括法国人自己的历史书里，就是“French Revolution”，并没有“Grand”或“Great”之类“大”的形容词。那么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的“大”字到底算什么含义呢？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之一，也许并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伟大之处，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血腥和恐怖的程度和规模在欧洲历史上是空前的。法国大革命不但血腥恐怖，而且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争权夺利和野蛮杀戮而变得很不成功，以至于十五年后拿破仑轻而易举就恢复了帝制。奇怪的还在于，不久前还一次次暴乱，恨不得把所有的王室贵胄和文化精英们一个个赶尽杀绝的巴黎民众竟然全都对着拿破仑山呼万岁了。

也许可以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折腾了十五年当奴隶而不得，巴黎民众终于在拿破仑陛下的皇冠下“做稳了奴隶”。拿破仑毕竟不凡，他深知巴黎民众。一次他凯旋归来，巴黎人对着他欢呼雀跃，他却说：“以后我上断头台，他们也会欢呼雀跃。”

我年轻时候读到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对法国大革命失控的暴力和残忍完全是肯定的，甚至于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不彻底，就是没有能够彻底镇压反革命，也就是说杀人还太少。不禁想起了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在咖啡厅的著名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法国大革命杀人太多，而列宁则坚持认为杀得太少。

法国大革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额外的“遗产”，被一知半解地胡乱套用了两百多年直至今天，无疑还会被一知半解地套用下去：这就是一对帽子，一曰“左派”，二谓之“右派”。胡乱套用的程度，到了“史无前例”时期，竟变成了凡是说假话的全是“左派”，说真话的全都是“右派”。人们似乎总扔不掉“左”和“右”这一对“奶瓶”。

不妨让我们一起重温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研究权威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论》里的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当初由路易十六来完成“革命”，说不定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的名义由人民自己进行革命，则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deTocqueville paradox）。

听起来，托克维尔说得有点离经叛道，细想想不无道理。因为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本质上已经成了一场“脱轨的改革”。

质疑暴乱和恐怖，不意味着否定正义的暴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是伟大的战争，是正义的暴力。

谈巴黎先说断头台，似乎有点扫兴。但是，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巴黎；尽管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想要知道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