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正式名称是“低地联合王国”(Koninkrijk derNederlanden,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荷兰”的,其实仅仅只是十二个省份里的两个,即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也许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历史上对外发展和开拓的过程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几乎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至少从中文的审美角度看,“荷兰”也比“低地”要动听得多,也和郁金香更为般配。此外,在“荷兰”和“低地”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常用、也可以调和两者关系的词“Dutch”,它既是名词可以表示“荷兰人”或“荷兰文”,也可以是形容词表示“荷兰的”;而尖刻的英国人则把一些贬义也加了进去,结果“Dutch”也可以用来表示吝啬小气。荷兰人很宽容,对此没有什么异议。要是换了有强烈颜面价值观的东方人,则说不定在历史上完全可以由此引发一场战争。
“低地联合王国”的范畴历史上一直在变。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统治时代,它还包括了整个弗朗德斯加上瓦隆尼亚的一部分,共十七个省。在驱逐了西班牙以后,也是分分合合,直至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才大致定下了目前的格局。荷兰领土才四万多平方公里,只比中国台湾岛大了一成,是不折不扣的小国;然而这么小的领土却同荷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扮演过的角色完全不成比例,也和当今她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成比例。
荷兰的历史比欧洲大多数国家要短得多。在十三四世纪西弗朗德斯的大布鲁日成为欧洲工业和经济的中心而显赫一时的那些年代,其北边的这一片海潮出没的湿地才刚刚成为可以居住的土地。但就是这样一个原来的不毛之地,到了十七世纪却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其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时海上第一强国。
荷兰人最大的特点是务实,这从他们的崛起过程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条件像弗朗德斯的布鲁日—伊普尔—根特那样从毛纺工业的大手笔起家,他们只能够从小小的鲱鱼(haring)开始。每到夏季,有大批的鲱鱼洄游到荷兰北部沿海区域,使得荷兰人每年可以从中捕获到上万吨,这为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生计。当然,北海四周的其他民族也都组织了船队捕捞鲱鱼,争夺渔场。荷兰和苏格兰之间就曾为此爆发过三次战争。十四世纪中叶,荷兰渔民发明了可以一刀将鲱鱼去头去内脏的快速处理方法,盐渍以后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一年多。就这样,荷兰人借助鲱鱼开始了加工业和出口业。鹿特丹的港口史,就是从出口一缸缸腌鲱鱼开始的。荷兰的鲱鱼畅销欧洲和英国。有趣的是,直到今天,荷兰人在食用腌鲱鱼时,仍刻意保持着传统的吃法:用手指高高地提起鱼尾,仰面张口一吞而下。
十五世纪末美洲的发现,为欧洲带来了新的商机,也为荷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洋冒险早于荷兰,但他们主要是靠暴力和杀戮去掠夺财富。小小的荷兰没有强大的王权,也没有像样的军队去海外诉诸武力,于是只能靠贸易来积累财富。荷兰人的海运竞争是从设计一种造价只有英国船一半的大肚子货船起步的,这种船没有武器装备,造价低,运输成本也低。但光是运费低还不一定能在竞争中取胜,必须有敬业和诚信。
十六世纪末,一位叫巴伦支的荷兰船长带着货物试图从北线途经北冰洋探索到达亚洲的较短航线,结果他们被困在北极圈内一个俄罗斯岛屿附近冰封的海面上,他和十七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月的漫长寒冬。他们不得不拆下甲板当木柴取暖,靠打猎勉强维持生命。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有八个船员相继死去;但他们的敬业和诚信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居然丝毫没有动用客户的货物,尽管这些货物里的食物和药品本来是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冬去春来,他们终于把货物完好无损地带回了荷兰,归还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创造了诚信的经商法则,给荷兰海运带来了世界的信誉。巴伦支船长被困八个月的那片北极海域如今称作巴伦支海(Barents Sea),巴伦支的名字永载史册。
历史上那段西班牙统治的黑暗年代是荷兰人和佛莱芒人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要交待荷兰的来龙去脉,绕不过这段历史。
1543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整个低地国家,包括了荷兰、弗朗德斯和瓦隆尼亚的一部分,共十七个省。从政治上看,荷兰人有其风趣的一面:当西班牙国王宣布“低地”是西班牙的一部分时,他们没有公开反对;西班牙国王后来重新划分政区,他们也接受;但是当西班牙国王把手伸向他们的钱袋时,他们却奋起反抗了。把西班牙人赶出“低地”的那场抗争是在荷兰的奥兰奇亲王的领导下进行的,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于1576年赢得了最后胜利。奥兰奇亲王因此成了荷兰的民族英雄,橙黄色(Orange就有橙色的意思)也从此成为荷兰的国色。从这场抗争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荷兰人不太看重国家主权等一类虚的东西,他们只关心自己钱包里实实在在的东西。爱财和务实,恰恰是解读荷兰的一把钥匙。
1581年7月26日,来自“低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那么,他们把这个国家交给谁来管理呢?匪夷所思的是,荷兰人居然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而女王也真的派遣了军队前来保护。然而精明的荷兰人很快就发现,女王收取的保护费比西班牙国王还贵。于是以荷兰省为核心的七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了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政治权利、但结构松散的共和国。
荷兰独立后西班牙采取了敌对的封锁政策,荷兰人不得不靠自己开辟前往东方和美洲的航线。160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向全社会融资。不过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公司当时只是对股票拥有者发放红利而已,但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还是愿意把自己的积蓄投入到这项利润丰厚也风险巨大的投资中去。由于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大大增加了其权限和信誉,从而也吸引了大量海外的资金。就这样,在东印度公司成立短短五年后,它每年向海外派出的商船队数量已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大量金银货币以空前的速度循环流通,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比英国银行的出现还早了一百年。当时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王国、王室之间争斗倾轧不断,荷兰则始终保持中立,只专注于经济发展,财富不断增长。
1609年,荷兰船长哈德逊(Henry Hudson)带领“半月号”货船驶进了北美洲东岸的一条河口,这条河后来就命名为哈德逊河。五年后荷兰人占据了河口的曼哈顿岛南端;1626年他们花了区区六十个荷兰盾就买下了整个曼哈顿岛,把这个大海港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
到十七世纪中叶,荷兰这个“海上马车夫”达到了繁荣的巅峰,阿姆斯特丹已经是世界的经济中心。1648年,富裕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们——尽管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荷兰人不懂得奢侈——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市政厅;他们用了八年时间,花费了七十多吨黄金,完成了这座宏伟建筑。1656年市政厅落成,在它前面的丹姆(Dam)大广场上,阿姆斯特丹女神把她的手放在了一个地球上面。被誉为荷兰莎士比亚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den Vondel,1587—1679)为市政厅写了一首颂歌:(www.xing528.com)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益指引我们跨海越洋。心向财富,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这也许是我所读到过的最最务实的诗歌。有道是“诗中无钱,钱中无诗”,也只有荷兰人才会写出这样“钱中诗”来。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公园就是以冯德尔的名字命名的。
经济昌盛也带来了艺术繁荣,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以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也出现了斯宾诺莎那样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1664年荷兰把在美洲的大本营新阿姆斯特丹让给了英国(英国遂改其名为新约克,即纽约),换得了远东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域的一个小岛(Run Island),这成了开拓印尼大手笔的起点。
荷兰和英国还真是有点缘分。虽然在争夺美洲的利益上难免会打打闹闹,但总的说还算友好。前面已经提到,1581年荷兰人曾经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帮助统治荷兰。有趣的是,1688年9月,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WilliamIII of Orange)和妻子玛丽二世(Mary II)带领着一支有两万名荷兰士兵的庞大舰队从阿姆斯特丹起航,前往英国去保护那里的“宗教自由和财产”。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这实在是历史在时间和空间安排上的大巧合。因为这个时候荷兰正在逐渐退出世界的霸权。表面上,威廉三世离开荷兰到英国是去保护革命,统治英国,而结果却象征着世界中心舞台跟着威廉三世做了一次大转移,接下去便是大英帝国风风光光的两百年。
小小荷兰保持了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强国,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荷兰的强盛和富足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靠对外的穷兵黩武和强取豪夺;特别是对自己国内,他们既不实行独裁和专制的高压政治,也不搞政治迫害,更没有靠对内掠夺和剥削自己的弱势群体而致富;靠欺压和剥削自己国内的弱势群体大发横财,是实现不了国家复兴和“大国崛起”的。
二十一世纪的荷兰,世界大国风光不再,但大国风范犹存,荷兰人的眼光依然是向着全世界;恰恰是这种全球视野、开拓创新的冒险精神,决定了荷兰的大国风范。
以领土面积而言,荷兰是个不折不扣的蕞尔小国;更何况它有五分之一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拦海大坝,那么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吞没它一半以上的国土。然而以他们所成就的事业而言,荷兰又自有一套成功的大国经纶,有一套通过多方参与、协商沟通来解决问题的传统,这也是世世代代在低于海平面的泽国中求生存的准则。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不折不扣的大国,恰恰正因为他们世世代代从上到下都有清醒的小国意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地大物博”,有的只是浩浩荡荡、分分秒秒从东南边流进这个低地的莱茵河和西边随时可以吞没他们的北海;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匹夫还是贵族,必须一起商量治水的对策;明白大家都是绑在一条船上,只能同舟共济。荷兰的政治中有所谓的“围堰模式”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准则。大而观之,今天的许多全球化问题,在实质上同“围堰”理论是一个道理。退一步看,也恰恰是这样清醒的“小国意识”慢慢地熏陶出一种大国的风范来。相比之下,法国的领土比荷兰要大上十六倍,但法国人的傲气和优越感却并不具备大国风范。荷兰人小气,却一点不刁钻。法国人的包容是表面上的;荷兰人的包容则是实实在在的。
荷兰现在仍然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令人羡慕的福利国家。在荷兰生活,吃的方面仅占开支的很小一部分;像牛奶、面粉、麦片、盐、糖、啤酒和红酒等必需品的价格低廉得让人难以置信,其折合的绝对价格都远低于上海。因为政府对这些必需品有补贴,以保障农民的收入。然而,在这基本生活的水平上想要提高改善一点,所花费的额外支出则是呈指数式的上升了;因为人工费和服务费越涨越高,而精明的商家也千方百计地在钻政策的空子。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从荷兰盾改用欧元那个当儿,许多商品的价格很露骨地没有按照规定的2.2 ∶1的比例而变相地涨了价。荷兰一些地方还为此发生了久违的罢工抗议。
荷兰国旗很简单,水平三条:天上是红色的太阳,因为在这风雨不断的低地里生活的人们对阳光何其需要,何其热爱,何其痴迷;中间是广阔白色的空间,是一望无际的世界;下方不是大地,而是蔚蓝色的海洋;海洋对于荷兰人而言,远比大地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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