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右派经历及揭发罪行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前使馆教育处征求本人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既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是，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

　　斯大林杀害和镇压大批反对派人士的事实揭露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发生后曾说过，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就在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个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当然，我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我在苏联学习时，从自己的五年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经历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

　　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上述想法。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当然令我甚感冤枉。——帮助党整风也就是要解决制度中的缺陷，为什么一提制度缺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时候一讲社会主义，其前提必定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痛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当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多年了，就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20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这张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他后来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担任香港《镜报》主编，反右中受到了党内处分；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对着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现在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所以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

　　证明了这一点还不算，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都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最后再从这张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没有领导批准，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要再批判的了。

　　终究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在右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有过政治纠葛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说，在知识分子中，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高等学校里，文科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尤为重要者。而在文科里面，放眼全国，政法界的知识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灾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该说政法战线上的“右派”还是比较多，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甚或一些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户”。

　　在苏联的时候，我看过小托尔斯泰写的小说《苦难的历程》。这部小说主要就是讲苏联知识分子的经历。那么，从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苏联人特别注意阶级基础，因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到后来，一直都强调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样的话，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里面，就不得不经历一个“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像高尔基这样没有经历大的冲击的作家或者学者，那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改造的“苦难的历程”。(www.xing528.com)

　　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最后都是有问题的。好像真正革命坚定的，还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原来的家庭也都比较富裕，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国的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描述，并不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面临着它依附在什么阶级身上的问题。讲到知识分子．首先就讲他们到底依附在谁身上。最开始，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都还是资产阶级化的，或者说是1日的，就需要对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几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础”。

　　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讲革命不分先后，随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确实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意识形态，都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要使贴有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改造究竟怎么进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不由知识分子说了算。

　　从大的方面说，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或者再换个角度，当时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右派的划分、打击的对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主要打击对象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核心人物呢？从我们1949年前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来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应该说双方主要都是争取民盟加入本方阵营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看的话，民盟在1949年前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党派人也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像民革这样的，从人数上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政党，但是民革毕竟主要是从国民党里面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组成，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可能会去拉拢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旧政协的时候，是当时国共两党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没有争取到民盟。于是，不能用之便杀之，国民党强令解散了民盟。

　　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后，其内部斗争也很激烈，并不是铁板一块。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胜利，民盟也逐渐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而民盟中原来中间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渐分化掉了。所以这给外界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态度一直很明确，一直很坚决地跟中国共产党走，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可是实际E看起来，民盟仍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党。

　　以前我聊起过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特别讲到了1935～1939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政治格局，当时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以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可是在当时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两头大、中间小”，甚至实际情况比这更极端，只有两头，没有中间了。

　　1949年前后的中国，与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这么个情况，已经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了。当时最有可能走中间道路的，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几个民主党派。民盟是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强，最有可能走中间路线。所以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写了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国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中国已经一边倒了，别再有什么幻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民盟的这些人中，无论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还有其他比如钱端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原来留学美国的，而且这些人脑子里面，都受了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这样一来，即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但是革命胜利之后，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

　　但是说实在的，包括钱端升在内的绝大部分民盟盟员，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是非常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民盟，而民盟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很有号召力；另外，这些人大都是留学英美的大知识分子，无论是高校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很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尽管在1949年后都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但是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们脑海中美国式的思想观念始终都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中国能够走亲美的道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共领导人都把民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捧也捧民盟，杀也杀民盟。无论政策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民盟，民盟在民主党派中都是首当其冲的。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反右运动中把高校作为重点，被称为“重灾区”。现在人们都知道，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当时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后来又有追补，即漏网右派的补划。但高等学校大大突破了这个指标。

　　50多年后，我们几位幸存者回忆当初划右派的比例时，一位掰着手指数当时四个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国际共运）共30多人中，被划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有人说，整风运动开始时对我们说的是16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延安整风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也有些过火，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和抓特务“抢救失足者”了。反右运动结束后真是一片肃杀的气氛，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

　　反右20年后，虽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属“摘帽右派”。悲情难禁，曾在1977年6月写下一首《反右20年感怀》：

　　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

　　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

　　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

　　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

　　“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但我最后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共产党打了三场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拥兵数百万，怎么就容不得一些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呢？

　　这个问题后来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渐有些理解了。

　　1957年的国际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刚刚发生过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罩上了阴影。当时我们这些到苏联学习过的留学生，都认为中国不会受到匈牙利事件影响，中国完全是靠自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不像东欧是靠苏联红军解放而获取的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像东欧那样，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识分子闹起来的，有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知识分子议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反右时期一提“裴多菲俱乐部”，就指脑有反骨的知识分子。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农群众，但中共的真正领导人物向来都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大知识分子，有些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更懂得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危险。三年解放战争发展那么迅速，除了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从拥蒋到反蒋。但知识分子是善于思考的，也是善于转变的，今天拥护共产党是真心的吗？还是“大势所趋”呢？不仅对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打个问号，对于一直在党内的党员知识分子也要打个问号！怎样才能鉴别他们的脑后是否有“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尽”，当然领导层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但终究可以保持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反右斗争是一场集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从此“听话”，不要有“反骨”，起到这个震慑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处理方式上采取“敌我性质的矛盾用人民内部解决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坏”不同的处理方式，让他们继续工作，不断地改造他们，敲打他们，为这个政权服务！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我记得2006年4月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刘仁文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30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他说：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着说：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拭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里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

　　最后他说：“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掀起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的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转眼，从1976到2006，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法学家们如今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及我的同辈人：你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吗？有没有过像巴金那种内心的隐痛觉得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地引用刘仁文教授的文章，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性、动摇性。反右政治运动能波及这么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识分子这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运动仍然是一个禁区。右派平反以后有一段时间，诸如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问世，曾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后来反右运动就成为禁区。这成了共和国成立60年来最难写的一段历史。如果把它写成正面的历史，不仅伤害了几十万无辜受难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应对社会的指责；如果把它写成反面的历史，中央对右派只是要“改正”，而不是彻底的“平反”！